Question

一个人很难把自己生活的时代想象成历史，也很难想象未来的某人会怀着极大的兴趣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工艺品仔细检查，就像我在检查古代文物一样。但这是会发生的，而我们的工艺品——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将会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选择。

我想再一次强调，任何技术都不是上帝给予的。举个历史上的例子吧。我们需要注意，在技术的发展历程中，技术并不总是致力于建构一套有效的操作系统。随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优先议题发生变化，我们处理手边工作的方式也会跟着变化。我举的例子跟一处古代秘鲁冶炼场遗址里发现的炉渣有关。我的一位同事挖掘到一处大型遗址，其中发现了各种各样与冶炼技术有关的工艺品，有矿石和炉渣，也有工具和熔炉的残余部分。某天他登门拜访我，向我展示了从这处遗址挖出来的炉渣。当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炉渣时，我意识到它们跟我之前看到过的其他铜炉渣——无论是古罗马或古代中国的，还是欧洲或中东的——不一样。（有人或许会认为，说起铜炉渣，只要看过一种，其他的也就不用看了。）起初，我甚至完全不相信我们看到的是炉渣——我还记得自己说“这才不是炉渣，这是狗的早餐”。

最终，这些渣滓的身份讲得通了，因为其他社会曾存在的同样的熔炼过程也被发现。在古代秘鲁，大多数普通人都须“缴纳”劳力税，亦即他们必须腾出时间为国家或地方聚落的农业或其他规划工作。 ⁽¹⁾ 普通人对这些工作并非手到擒来，也不具备特殊的技艺。但如炉渣所表明的，炼铜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的。当时存在许多小型熔炉，它们甚至不会比汤锅大，在这些小熔炉中，混合放入恰当比例的矿石和木炭，然后加热，这一切都靠非技术工人完成。小熔炉慢慢冷却，然后被打碎——里面的东西看起来确实有点像狗粮。接下来，运用水和烧制技术，炉渣和铜的混合物将会进一步被分离。这种冶炼过程完全可以由非技术工人卓有效率地完成，只有到了对再次被发现的铜进行重熔和将其铸成合金时，精炼技工，也就是“专家”，才会登场。

这样一种工作进程根本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会发生在古罗马人身上——但它在古代秘鲁的语境中，却是如此得宜。

诚然，历史不会为学得慢的人重新开始，我们不是古代秘鲁人。但我引用这一历史事例是为了扩大我们的论述以及我们的社会想象。技术，并不是预先注定的。我们可以做出决定，比如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自己的技术更具参与性，少一些专家驱动。

于是，在这篇演讲中我试图集中精力来谈谈关于变革的思考。首先，我想来复习一下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些概念，由此总结我对技术真实世界进行探索的流变过程。我也想谈谈，如果要让技术的真实世界成为全球宜居的生存之所，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最后，我想为这一十分紧急又可行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实施步骤。然而，请不要期待能从我这儿得到一张蓝图，来治愈其他蓝图的失误。从我这些演讲中，你们应该已经明白，不是一两个具体计划的细节存在问题，而是这些所谓蓝图、指导和规划在本质上出现了问题。

时间不允许我论及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及其同僚的著作 ⁽²⁾ ，我也来不及向你们介绍 C. S. 霍林（C. S. Holling）对生命系统之改变与生态系统之管理的应答所体现出的思想。 ⁽³⁾ 但我在这些学者的贡献中看到了一些新的、对我们有所助益的非蓝图式概念，这些概念或许会帮助我们对技术建造的、我们都居于其中的这所“房子”做出一些建设性的修正。 ⁽⁴⁾

在展开这场讨论时，我提到作为实践的技术，这一点允许我将技术与文化连接起来——后者被定义为普遍共享的价值和实践。在工作过程中，当工作者控制了整个进程，这种行事的方式便是“整体性的”；行事的方式还可以是“规范性的”，当无论何种工作被划分为不同的具体步骤，每一个步骤由不同的个体完成。这种对劳动分工具有很长的历史，而且不依赖于机器的使用；它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发明，最先运用于工作场合之中。

那些讨论了官僚主义之崛起的作家，往往忽略了对工作场合的结构进行检查。 ⁽⁵⁾ 人们对所谓“指示”的依附，以及对外部控制与管理的接受，带来了一种服从文化的渗透，而正是这种文化渗透使官僚主义成为可能。理解规范性技术之本质与劳动分工之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在此基础上人们才会对技术传播之速度和力量持肯定态度。在前面的演讲中，我还介绍了生长模式与生产模式的概念，此二者的组合成为技术相关讨论与决策的基础。另外，我们讨论了科学所带来的技术与经验的分离，在这之后，专家崛起，而普通人失去了对自身直接经验的信任。

我们观察了所谓的传播技术，以及它们如何彻底改变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在很短的历史内，这些技术又影响了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认知，并将人们引向一种全新的“伪现实”和“伪社群”。我还强调了“互惠性”的概念，并指出现代技术往往是被设计出来阻止“互惠性”的实现的，在这样一种情形里，人们既不能对某事做出回应，也无法接收别人对该事的回应。“互惠性”的缺失，令许多传播技术转变为非传播技术。

工业革命之后，政府在促进和支持技术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开始公开资助从铁路到配电网再到财政和税务架构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大规模地支持技术发展系统的运行，没了政府，电话、汽车、计算机这样的发明是不会出现，更不会为人所接受的。

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强调了可分割收益与不可分割收益、可分割成本与不可分割成本之间的区别，并指出政府在持续提供技术支持架构的同时，忘记了自身的传统权限，即将“普罗大众”当作一种不可分割收益来保护。我在前面也讨论了得到公共资助的基础设施是多么频繁地被用作通往可分割收益的道路，以及用于增加私人与企业的收益。与此同时，那些我们共有的东西（那些作为不可分割的人类利益之资源）——比如清洁的空气、未被污染的水以及自然资源——却越来越不为权力机构所保卫。

随着规范性技术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技术已然像一种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样占领了一切——规划成为主要的政策工具。基本上，政府规划也好，企业规划也罢，无甚区别。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规划者和被规划者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既有那些发展规划的人，也有那些不得不遵照规划行事的人。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确在原则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划策略：有使收益最大化的规划策略，也有使祸患最小化的规划策略。关于后一种策略我举了两个公共规划方面的例子，一个是对麦肯齐山谷管道修建的质询 ⁽⁶⁾ ，另一个是加拿大国家科学理事会的课题研究《作为节能社会的加拿大》 ⁽⁷⁾ ，为的是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向大家说明，通过规划减小灾祸是完全可能的。

在讲完两种规划策略之区别后，我认为有必要强调“环境”的概念其实包括两个彼此分离的部分。其中一个指的是人为建构的环境，它完全是技术的产物；另一个则是自然，它并非技术之产物。我恳求，我们应该摆脱以自我为中心和以技术为中心的思维，不再将自然视作与其他基础设施一样，可被调整和使用。我还说到，如果只能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我会许愿加拿大政府能够像对待美国那样对待自然——给予它最大程度的尊重，并视之为超级强权。当政治行动的建议被摆在加拿大政府的面前时，无论何时，它首先考虑的问题似乎都是“美国人会怎么想”，我真希望我们能把自然也看作一个独立的力量，并在规划时问道：“自然会怎么想呢？”

最后，我试着向大家展示了一些技术被引入社会的普遍模式。我们聊了汽车，以及汽车发展的三个不同时代；也聊了计算机、工业化食物和缝纫机。我提到，技术被引入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所允诺的解放人类的目标不会实现，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当这种新技术被人广泛接受了以后，一种复杂的机制会使其从人类手中获得独立权。

鉴于以上论述，我们或许可以并不充分地认为，技术的真实世界万事皆衰。为了发展技术而支出的社会、经济和人力代价人尽皆知，报纸、杂志、收音机、电视和越来越多的书籍都在讨论这些。至少在过去的 20 年间，关于现代技术带来的问题的阐述连绵不绝。我想再次提及弗里茨·舒马赫，1977 年 9 月，他在瑞士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民主社会的技术”（Technology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演讲报告，第二天他就因突发心脏病而过世。 ⁽⁸⁾ 舒马赫的演讲包含了一个想要纠正现代技术的滥用及其非人性之处的人所需要知道的大部分东西（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他强调了语境，毕竟他所说的技术的恰当性，正是建立在以语境为中心的认知之上的。 ⁽⁹⁾ 在演讲中，舒马赫用自己的名字玩了文字游戏，即称自己为“鞋匠”（shoemaker）。他提醒听众，一个好鞋匠不仅需要知道怎么做鞋子，还必须考虑人的脚，思考它们如何彼此相异，因为毕竟最后鞋子是要合脚的。尽管，舒马赫最后一次演讲所忧虑的其实是技术作为“一种形塑社会的力量，而且放在今天，这种形塑的力量让‘真正的人’（real people）越来越少”。

所以，看起来似乎在至少 20 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对全球技术以固有模式扩张表达质疑的例子，而且如此令人信服，看起来如此急迫。（在这 20 年间，越来越强有力的论证相继出现。）然而，同样是在这 20 年间，技术发展的大方向并未改变，而技术沿着这条线不断累积，导致了更多的、更大的不可逆的问题。

于是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或者我们可以把问题掉个头：“我们怎样才能开始真正的改变？”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技术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治理的危机。我之所以说治理而非政府管理，是因为我认为这场危机比随便哪个政府的政策危机要深刻得多，更别说这些政府的能力本身就参差不齐。我认为，真正的危机可以用你们的这些问句概括出来：“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什么？我们选举出政府并纳税使其运转，到底是为了完成哪些工作？除开耍嘴皮子，我们到底想要政府做些什么？”在一个技术改变了所有实践和关系的世界中，政府的实践以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没有考虑这一点，那实在是太愚蠢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被教导，所谓民主，就是人民为自己做主；然而在今时今日的加拿大，那些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并不是由众议院决定的，也不是经由选举出来的官员通过公开辩论得出的结果。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人民负责和承担相应义务的政府体制。我们现在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经理，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使之对技术而言更加安全。

由是，我们需要改变或革新政府体制，令其对人民负责，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把人民当作人来对待。我们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不能依靠什么伟大的领袖或在某个地方做木工出身的古鲁 ⁽¹⁰⁾ ，我很害怕你们会把我这一番话理解为通往法西斯主义的。但我们需要做的真的不是听从高层下达的一纸命令，而是依靠底层运动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

一直以来，我都赞同富兰克林的、我称之为社会变革蚯蚓理论的观点。社会变革不会像高山雪崩那样倾倒着到来，它只会在准备好的土壤中像种子那样逐渐发芽、长大——而且正是我们，就像蚯蚓那样，将土壤准备好。我们还会播撒思想、知识和关心的种子；而且我们意识到，土壤到底长出什么是得不到保证的，但必须明确，没了种子和准备好的土壤，什么都不会长出来。我确信，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底层运动越来越有可能发生的时期，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掘土工作”。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有必要迈过科技在“互惠性”和“人际联系”上设置的障碍。我之所以在非传播技术以及互惠性概念上花这么多时间，是因为我们必须明白技术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沟通。人们已经很少在定期的、非技术性的不规则项目中一起工作，因为这样，人们不得不花费时间创造出场合——可能在公交车上，也可能在休息室里——不是用来谈论天气，而是讨论我们“共同的未来”。

我们又该怎么彼此交流呢？从女性运动——从女性聚集起来谈论自身地位的方式，从女性在历史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的压迫——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让我们从一种原则性立场以及对正义发展出一种新鲜感做起。许多需要得到强调的问题最好被当作正义问题来强调。它可以通过考虑简单而日常的事物而得到强调。你可以看看一份北美报纸的尺寸大小，比如看看《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对我而言它的尺寸大小事关正义。我们应该质问：“到底是谁给了人们砍伐树木、摧毁栖息地的权利？人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多两页汽车报纸广告。”在一个汽车不断增加的世界，这样的做法是不可饶恕的。欧洲的报纸尺寸较小，但欧洲人仍在卖车，放大明显的事实是没有必要的。或者人们会问：“那又是谁给了出版方权利，让他们把报纸塞到每个人的塑料袋里，给已经难以处理的浪费问题雪上加霜？又是谁给了那些大型办公楼的户主权利，让他们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忘记关灯、浪费电力？”这些问题不关乎经济，它们关乎正义——而且我们必须要这样来强调它们。

你看，如果有人抢劫了商店，那他就是犯了法，国家会做好准备将他缉拿归案；但如果有人从普罗大众以及未来那儿偷了东西，国家会视之为企业行为，会欢呼雀跃，给他们点儿税务特权，而不是逮捕他们。我们真的急需对正义和公正概念进行扩展，将对未来的抵押也考虑进来。托马斯·伯格把他的质询视作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介入，但这是很少见的情形。在技术性的思虑中，无权无势者的声音是很难被重视的；家庭单位中“削减一方面的开支，选择另一方面”的实践是无法在公民社会中找到对等模式的，要不然今时今日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怎么会存在。

你或许会说，做出这样的改变，需要为决策提供一种真正与以往不同的正义和公正概念，而这是很难实现的。你也许还会说，技术体系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很难发生这么彻底的改变。我绝不接受这种说法，历史并不缺乏深刻的巨变。奴隶制和童工都被废除了，女性的地位也发生了急遽变化。我认为，这些改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大众对正义和公正的感知被冒犯——比如，将人当作附属品或者剥削儿童、女性和少数族裔——一个改变的时间节点自然就会到来。对那些认为奴隶制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该制度不再被经济所需，女性解放是因为工厂需要她们的人，我只想说：“留神。”我认为，这些事件的序列很可能是不同的。在对原则提出异议的基础上，当一个已经确立的社会实践越来越不为人所接受，这时——或许也只有在这时——另一种社会实践方式才会被发现。从那时起，人们需要做的工作将以异于以往的实践方式完成，也就是以人们更能接受的方式完成。

我坚定地相信，当我们发现技术真实世界中的可质疑之处时，我们应该依照原则，依照正义、公正和平等对其提出异议。我们最好能从原则上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担忧，而不是试着强调实用主义的解释。比如，反对的实践同样可能是低效的、不适宜的，或者具有污染性的。 ⁽¹¹⁾ 如果我们只是在实用主义层面强调人们的选择，很可能会将特定技术立场底下的价值判断隐藏起来。

今天，技术价值已然灌满了大众的意识，“有效的才是正确的”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与此相对，当人们认为某件事是错误的时，他们往往是批评某种实践是低效的或者反生产的（后者自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我在此极力鼓动的社会语境，是那种会从技术性思维中跳脱出来，在全球范围内关注正义、公正和平等的语境。一旦我们在原则基础上对技术性实践提出质疑，而且有必要的话，直接进行抵制，那么行应行之事的新方式便会逐步发展出来。

对你们而言，我所说的话可能更像是空话，但它们是真实且极具实践性的。技术的世界就是人们所行之事的总集，对它的拯救只可能从改变人们所行之事——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或者避免人们做出某事开始。

让人们做选择的场合确实出现了，我基于自身研究而做出的选择或许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拒绝参与同原子能有关的研究项目，因为我认为这一技术是“不恕人”亦“难为人所恕”的。同事建议我还是可以参与核废料处理相关的研究，而我的回答是既肯定又否定的。我一直都这么说，一旦加拿大决定终止核反应堆的建造——正如瑞典所做的那样——并逐步淘汰已有的核反应堆，我会很高兴地贡献出我所知道的一切来帮助处理核废料。然而，在实现这一点之前，任何有效的核废料处理方式都是对产出更多的核废料的鼓励。我不想参与此事。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决定，而且对于如何以及为何会做出这些决定，我们需要彼此沟通，这是我们参与的讨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讨论必须是政治性的，正如女性主义者所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讨论还必须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给予直接经验和互惠性交流以优先权重，而不是看重传闻和二手信息。故此，这一对话应该在那些深受技术影响的人身上发生。

留心讨论中的语言很重要。当我们用语言来表述价值取向和优先议题的时候，我们能把很难懂的事情弄清楚。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跟你谈论某个项目的利润与成本，记得不要反问：“有什么利润？”而应该问：“是谁的利润，又是谁的成本？”有时，这一问句能帮助我们从技术的接收端来重新表述这种观察。当冷水工程领域的同事跟我谈起“有冰海区”（ice-infested waters），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有钻机的海区”（rig-infested waters）。语言真是一个不错的关于价值取向和优先议题的指标，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留心。

然而，除了语言，议论将集中于行动，包括个人的行动与集体的行动。在这点上，我想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它们本是相对较小的变革，但在不同的关于义务与互惠性的解释下，变成了规范共识。

让我先讲述一下背景。我家曾有一位邻居，他是多伦多公共交通委员会的主席，每天早上都会有一辆专人驾驶的豪华轿车接他到委员会的总部，其实总部就在往北几个街区的位置。我当时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安排很不恰当，那些监督和指导城市公共交通的人自然应该在工作日乘坐公共交通，为什么不在他们的职位描述或雇用合同中增加这一个条款呢？虽然对那位主席来说，乘坐公共交通上班会比坐专人豪华轿车花费多一点的时间，但这些时间是学习与接受反馈的珍贵机会。

要求某职位的应征者使用他或她需要管理的设施，这样一种紧贴职位的约束条件似乎与其他一些基本的职位要求无甚区别，比如要懂客户所说的语言，同意出差，或者不在工作场合吸烟。有些人的工作能对大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让这些人切身经历一下这种影响根本不算什么很高的要求。这其实就好比让他们说“人民的话”，而不是说法语、克里语或西班牙语。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那些从给大学食堂提供食物中牟利的人应该被场地租约和工作合同约束，每天都食用自己供给食堂的饭菜。

这两个例子中所说的工作合同与职位描述的变革，是不用把国家置于濒临破产或内战的地步就能做到的事。做出变革，只需要对政治意志施加公共压力，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令其在使用技术（公共交通、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或者任何其他技术）时考虑人民的利益 ⁽¹²⁾ 。

让我们把视线从专业领域转到一般情况，我们可以为公共决策的讨论列一张备忘清单。任何公共项目或公共贷款是否顾及以下几点，都是我们应该过问的：（1）促进正义；（2）修复互惠性；（3）协商可划分与不可划分的收益；（4）考虑人民的利益多过机器的利益；（5）其策略是扩大收益还是减小祸患；（6）节约多过浪费；（7）可逆行动多过不可逆行动。最后一条显然很重要。考虑到大多数项目都不会如同计划好的那样运行，若它们能用允许修正和学习的机会存在的方式运行，亦即分成一些可逆的小步骤，也算是帮了我们大忙。

将公共讨论中的一部分内容列成一张清单，当需要时，不断扩大这张单子，这对于澄清和解决技术问题、公民问题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然而，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同样存在不知该如何解决的情况。亨利·雷吉尔（Henry Regier，多伦多大学环境研究所前所长）就曾指出，随着每一次的发展，无知的新领域也会被开发出来，但只有在规划进行过程中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种无知。 ⁽¹³⁾ 无知的新领域之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技术进程带来的副作用至今仍不为人所知，尚处于研究之中。但是无知领域的存在本身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这意味着当我们进入未知以及不可知领域时，应该谨小慎微地前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有充足的研究资源，以不断缩小这些无知领域的范围和深度。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马上就要面对一个巨大的无知领域，那就是基于生物组织的非电离电磁辐射的影响。该领域无须既宽且深，而只需在增加电磁辐射频率的同时，做出包含充足研究在内的长期项目规划。 ⁽¹⁴⁾

除了在公共领域内缺少研究会影响我们在某些领域内的无知程度，对直接经验——那些始终工作在电子显示屏前面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高压变压线之下的人所拥有的直观经验——的轻视也会带来这样的影响。这些人的经验不一定有人们期望从实验室研究项目中得到的经验那般明确和果断，但这些最初的直接经验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排斥和抛弃这样的直接证据，会在减少无知领域的工作中移除一个重要的知识源泉。

然而，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整个技术体系会让人们的直接经验被忽视或者看起来牛头不对马嘴，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挑战技术的权威了。这种对公民权利的剥夺自工业革命以来便加快了进度，因为政府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技术及其增长之上，甚至不惜损害它本应做到的其他义务。

想要调整这样的工作，就必须重新将“人”引入技术决策进程之中。我们必须要在各个层面展开行动，包括对政府支持过于夸张的技术——比如原子能、天然气和石油大型项目，或者太空作业——的行为说不。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救赎式技术（redemptive technologies），有些救赎式技术早已存在；其他技术可从另外的根源处发展开来。在前面提到的第一个例子中，已存在技术的规模及其应用的合宜性，是需要被检测的。那些开始时很有用的规范性技术经常会被应用到不合宜的工作中，好比生产模式及相关技术被应用到教育领域。又或者，某些技术的规模会成为其可能出现的问题之根源，好比我们经常能在农业领域看到的那样。 ⁽¹⁵⁾

救赎式技术从对已存在技术的某些让人不可接受的实践的分析中兴起，其本身也应该接受合宜性的评估——例如我在前面列出的清单。我们还需要开发技术联结的新方法，以使不同技术实现合作，而不是依靠规模达至集中化和压迫性。

一些救赎式技术能够利用已存在的技术知识，改变其结构，用以解决已经改变了的工作。比如，我希望当核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被接受时，核工业能够提供专家队伍安全地拆除世界各地的核反应装置，由此加拿大核工业的技术专业知识也算是被拯救了。

同样的，在防治污染的过程中也需要救赎式技术。这意味着重新设计工业进程，减少污染，调节各种需求。这些工作已开始进行，且卓有成效。如果想看一些实际的事例，可以参考卢安武（Amory Lovins）的著作《成本最低的能源》（Least-Cost Energy）。 ⁽¹⁶⁾

另一种类型的救赎式技术诞生自对确实能运转的事物之研究。我一直惊讶于有那么多资源都留给了错误运行的事物；与此同时，很少有资源会用以记录和分析那些运行良好的进程和机制——有时甚至不是因为这些进程和机制所在体系限制了它们，而是即便有这样一个体系，也无法使它们得到资源。

针对运行良好的活动和安排之研究，是要针对特定语境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微观层面展开的。从这些调查中，我们能够得到关于何者才是努力得以获得回报的必备要素——通常是带有特定天赋的个人——的相关知识，而新的救赎式技术会从这些研究中兴起。当舒马赫提到“好工作”时，他实际是在支持这种技术。

第三种救赎式技术的群落是直接从处于技术接收端的人们的需求和经验里兴起的。这些救赎式技术可被称为尚未被满足的需求——比如个人对健康与环境相关参数的调整，接触与个人相关的信息之简便途径，以及保护个人隐私免受社会谣言和劝诫影响的低成本方法。这些需求构成了“自下向上的技术”，伊凡·伊里奇就在他的文章《人民研究》（“Research by People”）中提到了这样一种获取新知识的途径，那些谈论“科学与解放”的人们也提到了这种途径。 ⁽¹⁷⁾

这种自下向上的技术会把互惠的机会吸纳进来，也囊括开启了比如物理的、环境的或体制健康的难题的各项指标。我们将拥有新的、透明的记录与评价方法，甚至更多的东西。

我仅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来说明尚未被满足的需求：会计与账务领域是急需救赎式技术的。为了做出对社会负责的决策，一个群体需要三个账套（sets of books）。一个是通常的纯经济上的账簿，但必须有针对存款的清晰可辨的记录专栏；第二个账簿跟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相关，如同第一个账簿忠实记录人们在财务上的盈亏一般，这第二个账簿忠于事实地汇编人们和整个社群的盈亏；第三个账簿记录的则是环境账目，在这本账簿中，自然的健康与生存能力的盈亏将被一笔一画地记录在案，同样被记录的还有人造环境。

要做出扩张、缩减或改变技术真实世界特定活动的决定，必须同时满足上面提到的三个账套。无须赘言，针对社会和环境账簿，尚不存在充足的技术条件，我们应将发展和执行这些技术看作研究救赎式技术的重要部分。

最后，对救赎式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应该成为形塑技术真实世界的新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这一契约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目前技术对人之权利的剥夺。新社会契约应该让人们依据一种由自然和管理者共同展示出来的工作职能，来决定自己是否同意被管理、被调节和缴税。

我想通过扩展一个在“英国和平运动” ⁽¹⁸⁾ 中使用的短语，来结束这篇演讲。在英国抗议者奋力抵抗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部署于英国国土的过程中，他们要求公民同胞“抗议和幸存”。我想扩大一下他们所用的词汇，“我们应该理解，并且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抗议”。我们必须抗议，直到技术真实世界的结构和实践发生变革为止，那时我们才能期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群体而幸存下来。

如果这种基本的变革无法完成，技术所搭建的那所房屋将一无是处，不过是个人类无法生存的技术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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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Murra,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Inca State (Greenwick, CT: JAI Press, 1980). 关于这一语境以及这种设置的具体含义的更多信息，可参见例如 Sally Falk Moore, Power and Property in Inca Per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2) Ilya Prigogine and Isabelle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 (Boulder, CO: New Science Library, 1984).

(3) C. S. Holling, “Perceiving and managing the complex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in The Science and Praxis of Complexity；发表于 1984 年 5 月 9—11 日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研讨会上（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5）。

(4) Marcus G. Raskin and Herbert J. Berstein, New Ways of Knowing: The Sciences, Society, and Reconstructive Knowledge (Tota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1987);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 Hintikka,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Boston: D. Reidel, 1983).

(5) 参见例如 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Alberto Guerreiro Ramos, The Science of Organization: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受限于演讲的范畴，我没有时间谈论马克斯·韦伯对“合理化”的思考，但韦伯的思考是后来许多关于这一议题的辩论之基础，关于这一方面，大家可以参考比如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6) 参见第四章注释 10 。

(7) 参见第四章注释 11 。

(8) E. F. Schumacher, “Technology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included in George McRobie, Small Is Possibl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1).

(9) David Dickson, Alterna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ical Change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74); Karl Hess, Community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E. F. Schumacher, Good Work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Arnold Pacey,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83).

(10) 古鲁（guru），印度教对宗师或领袖的称呼。——译者注

(11) 关于这几行内容的讨论，参见例如 Gregory Baum and Duncan Cameron, Ethics and Economics (Toronto: Lorimer, 1984); Daniel Drache and Duncan Cameron, The Other Macdonald Report (Toronto: Lorimer, 1985)。

(12) Ursula M. Franklin, “New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ttawa: Carl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eprinted in Man-Environment Systems 16:2/3, 1986); W. H. Vanderburg,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a technological age” in Democratic Theory and Technological Society, R. B. Day, Ronald Beiner, and Joseph Masciulli, ed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13) Henry A. Regier, “Will we ever get ahead of the problem?”in Aquatic Toxicology and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J. A. Nriagu, ed. (New York: John Wiley, 1989).

(14) 参见例如 Paul Brodeur, Currents of Deat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15) Brewster Kneen, From Hand to Mouth: Understanding the Food System (Toronto: NC Press,1989).

(16) Amory Lovins et al., Least Cost Energy: Solving the CO2 Problem, 2nd ed. (Snowmass, CO: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1989).

(17) Ivan Illich, “Research by peoples,”in Shadow Work; R. Arditti, P. Brennan, and S. Caviak, eds., Science and Liberatio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80).

(18) 英国和平运动（British Peace Movement），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欧的人民争取和平的社会运动，其内容以反对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为中心。——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