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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走的路 1:心智成熟的旅程

少有人走的路 2:勇敢地面对谎言

少有人走的路 3:与心灵对话

少有人走的路 4:在焦虑的年代获得精神的成长

少有人走的路 5:不一样的鼓声

少有人走的路 6:真诚是生命的药

父母逃避自己的错,孩子就会出大错

发布于 2024-10-13 15:59:32 字数 6828 浏览 0 评论 0 收藏 0

很多时候,当心理医生努力去挖掘一个问题少年的问题时,最终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往往并不在这个少年身上,而出自少年的父母,简而言之,是父母的心理问题,导致孩子的心理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来,孩子的行为急需得到矫正,但实际上,往往父母才是真正迫切需要心理治疗的人。但遗憾的是,这些父母往往都是逃避罪恶感的人,他们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也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总是用谎言来掩盖真相。其结果便是父母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孩子就会出大问题。

我们说,穷凶极恶的人没有罪恶感,面对自己的“恶”,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善良的人则有罪恶感,当他们犯了错的时候,都会感到内疚和痛苦,感到内疚和痛苦本身就表明他们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没有选择逃避。而逃避罪恶感的人则没有勇气去承受内疚的痛苦,总是用谎言来掩盖真相。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逃避良心的谴责,逃避罪恶感,就是在逃避自己的问题。逃避自己的问题,不仅无法让自己获得进步,反而还会扼杀别人的生命力。

其实,父母培养孩子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当父母给孩子付出爱的时候,爱不仅能让孩子的心灵获得成长,父母自己的心灵也能获得成长。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会为了孩子的成长而改变自己,他们会放弃自己错误的观念,改正自己的缺点,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孩子会受益,父母同样会受益。但是,逃避罪恶感的父母却不是这样,他们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不承认自己有错,认为一切错都在别人身上,如果不是学校和社会出了错,那么,错就在孩子自身。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备受压抑,其人性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其心灵常常被扭曲,极容易患上抑郁症。比利的案例就是如此。

在心理医生训练课程的第一年,我负责医院的住院部。一天晚上,15 岁的比利挂了急诊,在诊断患了忧郁症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开始治疗之前,我读了比利的病历:

比利的哥哥,16 岁的史都华,去年 6 月用点 22 口径的来复枪,对着脑门开了一枪,自杀身亡。刚开始,对于哥哥的死,比利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情绪波动,也能够抑制自己的悲伤。但是新学期开学之后,他的学习成绩却直线下降。原本在班上一度保持中上水准的他,现在竟垫了底,并且出现了抑郁症状。

感恩节前,比利的忧郁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他的父母对此十分担心,并试图通过加强与他的交流来帮助他。但是,比利却愈来愈少言寡语,这种情况,到圣诞节后变得更加糟糕。前些时候,并无案底且从未有过驾驶经验的比利,竟然单枪匹马地去偷车,然后将车撞得面目全非,他也因此遭到警方逮捕。法院审理了他的案子,最终的裁定结果是:由于比利未到法定年龄,所以交保后,暂由父母监管,而且他必须在父母的陪同下,立即接受心理治疗。

医护人员将比利带到了我的办公室。乍看上去,比利有一副青春期男孩所具备的典型体格:皮包骨似的身体,很是单薄;竹竿似的四肢又细又长;不合身的衣服;没有经常梳洗的长发,耷拉下来,挡住了眼睛。别人很难看清他的面庞,尤其是当他凝视地板时,别人更是连他的脸都看不见。我握住他无力的双手,领着他坐了下来,说道:“比利,我是派克医生,也就是你的主治医生。你现在感觉如何?”

比利默不作声,只是安静地坐在那儿,盯着地板看。

“晚上,你睡得好吗?”我问。

“我想,还好。”比利喃喃道。于是,他开始抠手背上的小疮疖,我发现像这样的伤口,他的双手及手臂上还有很多。

“待在医院,会让你感到很紧张吗?”

比利依然不回答,他还是全神贯注地抠着疮疖。而我也很泰然地安慰道:“几乎每一个第一次来医院的人,都会感觉到紧张。但是,慢慢地,你会发现,医院是个很安全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来医院?”

“爸妈带我来的!”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我偷了车,法官要求我一定要来医院。”

“我想,法官的意思,并不是非要让你住院,他可能只是想让你来看看医生。以前为你就诊的医生认为,你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最好能够住院治疗。对了,你怎么会去偷车呢?”

“我不知道!”

“偷车真的是件让人胆战心惊的事,尤其你还是单独行动,甚至没有驾照,也没有开过车,这更可怕。肯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驱使着你去这么做,你知道是什么力量吗?”

他依旧沉默。实际上,我真的不抱希望他会回答我。因为,对于一个处于困境的 15 岁男孩而言,第一次来看心理医生,不可能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更何况他还是个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比利不经意间将眼神从地板移开的那一刻,我迅速瞄了他几眼。他的眼中与嘴角没有一丝生气,整张脸看上去就像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或是无家可归的逃难者——茫然、冷漠、绝望。显然,比利的生命力遭受到了强烈的遏制,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你悲伤吗?”我问。

“我不知道。”

也许他真的不知道。青春期的孩子虽然容易多愁善感,但往往容易受困于种种情感中,难以准确地予以表达。我告诉他:“我猜,一定有充分的理由,能够解释你的悲伤。我知道,你的哥哥史都华去年夏天持枪自杀了。我想问的是,你和他的感情好吗?”

“很好。”

“那么,他的死,一定让你很伤心,很无助。能告诉我一些你们兄弟俩的事吗?”我问。

没有回应。他仍然在抠着手臂上的疮疖,也许他只是想再往下抠深一点。如此看来,他显然是无法在第一次诊疗中,就开始谈论哥哥自杀的事。因此,我决定将这一话题暂且搁置。我问:“那我们来谈谈你的父母吧!他们有哪些事,是你可以说给我听的?”

“他们对我不错。”

“很好啊!那他们对你是怎样的不错呢?”

“他们会开车载我去参加童子军会议。”

“嗯,这确实是不错。”我说,“不过,这也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那么,你和父母相处得怎样?”

“还好。”

“没问题吧?”

“可能有些时候,我会让他们为难。”

“噢!比方说呢?”

“我伤了他们的心。”

“比利,你是怎样伤他们的心的?”我问道。

“我偷车这件事,就已经伤了他们的心。”说这话的时候,比利并不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夸耀,而是以绝望的口吻在诉说。

“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就是因为想要伤他们的心,才会去偷车的?”

“不是。”

“噢!那你就是不想让他们伤心。你还能想到其他让父母伤心的事吗?”

比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沉寂了许久之后,我开口问道:“你想到了吗?”

“我只知道我伤过他们的心。”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晓得!”

“他们是不是处罚你了?”

“没有,他们对我很好。”

“那你怎么会知道自己让他们伤心了呢?”

“他们对我大吼大叫。”

“噢!可是,他们因为什么事而对你吼叫?”

“我也不清楚。”

比利忘我地专注于抠着那已经溃烂的疮疖,他垂着的头,低得已经不能再低了。我想,此时如果问些芝麻绿豆的生活琐事,他或许更能敞开心扉,那样我们可能就可以扫除交流的障碍,心对心地沟通彼此。

“家里养过什么可爱的宠物吗?”我问。

“养了一只狗。”

“什么狗?”

“德国牧羊犬。”

“它叫什么名字?”

“它是只母狗,叫做‘琪琪’,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听的名字,我倒不觉得。”

“这听起来像德国名字。”

“是啊!”

“德国牧羊犬取了个德国名字。”我一方面在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希望从对谈中,获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你经常和琪琪在一块儿玩吗?”

“不是经常。”

“它是由你照顾的吗?”

“是的。”

“但你似乎不是很喜欢它?”

“它是我爸爸的狗。”

“噢!但是你仍然还是要照顾它?”

“没错!”

“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公平。那么,你会因此而生气吗?”

“不会。”

“你有属于你自己的宠物吗?”

“没有。”

我们一直在宠物的话题上打转。于是,我打算做些改变,和他谈一些年轻人热衷的话题。我问:“圣诞节刚刚过去,你在节日里收到了什么圣诞礼物吗?”

“没有收到很多。”

“那你的爸妈肯定会送你一些东西,它们是什么呢?”

“一把枪。”

“送你枪?”我很惊讶,愣愣地重复着他说的话。

“没错。”

“哪一类的枪?”我缓缓地问道。

“点 22 口径的枪。”

“是手枪吗?”

“不是,是来复枪。”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寂。我感到很迷惑,不知所措,这种迷惑正是遇到邪恶的人和事时,经常会出现的那种,让人极不舒服,只想逃离。我想停止诊疗马上回家,但最后,我还是强迫自己说出了该说的话:“对不起,我想说你的哥哥正是用点 22 口径的来复枪……对不起。”

“……嗯,是的。”

“那么,这份圣诞礼物是你要求收到的吗?”

“不是。”

“你原本想要什么礼物?”

“网球拍。”

“可是,你却得到一把枪?”

“对。”

“当你收到一把你哥哥也曾拥有过的、同类型的枪时,你有怎样的感受?”

“不是同类型的枪。”

我宽慰了许多,原来是我弄错了。我道歉说:“对不起,我想是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是同类型的枪。”

“不是同类型的枪,”比利目光呆滞,简单地重复道,“是同一把枪。”

“同一把枪?”

“没错。”

“你是说,它是你哥哥自杀时的那把枪!”此时此刻,面对如此邪恶的事情,我恨不得马上离开,逃回家中。

“是的。”

“换句话说,你的爸妈把你哥哥自杀时用的枪,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了你?”

“对。”

“那么,圣诞节收到你哥哥的这把枪,你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比利埋下了头,更加狠命地抠着手上的伤疤。

我后悔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就算知道,他又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青春期的孩子最重隐私,他们轻易不会向别人吐露心事,更不要说,对象还是一个陌生的、身穿白大褂的大人了。即使比利愿意向我一吐为快,但由于他本身对事实真相的认识,也只是模模糊糊而已,所以他也不可能畅所欲言。我们知道成年人绝大部分的思考都是在意识下进行的,而未成年人的思考和表达往往都来自潜意识的驱使。换句话说,心理医生的任务就是要从未成年人的一言一行中,大致推论出他潜意识里在思考的问题。

我注视着比利,即便是谈到枪的话题,他的神情也没有任何变化:照样抠着他的伤口,宛如行尸走肉一般——眼神呆滞,毫无生气,一无所惧的样子。“我并不期望你会知道。”我说,“能不能告诉我,你见没见过你的祖父母?”

“没见过。他们住在巴克迪亚州。”

“那你还有其他的亲戚吗?”

“有一些。”

“你喜欢哪个亲戚?”

“我喜欢梅琳达姨妈。”

从他的回答中,我察觉到些许热情的迹象。于是,我问:“你住院时,想不想让梅琳达姨妈来探视你?”

“她住在很远的地方。”

“但是如果她不远千里而来呢?”

“如果她愿意来,那当然最好。”

我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我想马上联络梅琳达姨妈。而我现在必须结束谈话诊疗。于是,我向比利说明了医院的工作流程,并告诉他,隔天我还会再去看他,而护士也将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睡前还会给他服安眠药。接着,我领着他回到了护理站。写完比利的医疗诊断报告后,我来到室外,天正在下雪。欣赏了几分钟的雪景后,我又回到了办公室,继续处理文书。

与比利的交谈令我感到压抑,因为他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失去了生命的活力。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应该充满生命的活力,但比利如此死气沉沉,的确令人窒息。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比利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谁是幕后的“恋尸癖”在扼杀着比利生命的活力?比利的父母是逃避罪恶感的恶人吗?似乎一切都隐隐约约有答案,一切又不确定。但有一点却十分肯定:孩子是一面镜子,反映着父母的心灵,是父母的问题,才导致了孩子的问题。现在,比利如此抑郁,他会像哥哥那样选择自杀吗?我十分担心,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当提到梅琳达姨妈时,我感觉到了在比利死寂的心中荡漾起了一丝生命的热情。这种热情就像在无边的沙漠中看到了一片绿洲,也如同即将被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那么,我能让比利获救吗?这确实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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