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在语义学层面，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和标记象似性等原则具有许多现实性，在语言中可找到大量例证。这些原则在语用学层面，在言语现实交际中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节将这三条原则与语用学家提出的有关语用原则作一简单比较，尝试对象似性原则进行语用分析。

一、数量象似性原则的语用分析

数量象似性的认知基础是：语符数量一多，就会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心智加工也就较为复杂，此时自然就传递了较多的信息。例如Sperber & Wilson（1986：219）所举的例句也说明了这一点：

［15］Here's a red sock，here's a red sock，here's a blue sock．（2 red socks）

［16］We went for a long，long walk．（a very long walk）

［17］There were houses，houses everywhere．（a great many houses）

［18］I shall never，never smoke again．（definitely never）

［19］There's fox，a fox in the garden．（excited about the fox in the garden?）

［20］My childhood days are gone，gone．（emotional effect，experience a torrent of memories）

数量与空间这两个概念是连通的，数量多了，所占空间也就大了，在视网膜上所形成的映像图也就较大（larger map-space）。

另外，管道隐喻（Reddy，1979）将语言形式视作容器，其所表达的意义视作容器中所装的内容。这样“形式—意义”就如同“容器—内容”的关系，这种隐喻性关系可体现在如下语言表达之中：

（1）容器越大所装内容就越多。语符越多所表达的意义就越多。这实际上就是数量象似性原则的内容，如：

［21］He went on and on．

［22］He went on．

很明显，［21］所表达的概念就比［22］要多。

（2）往容器里装东西有个顺序问题，有的要先装，有的要后装。装的顺序取决于不同人们的意向和习惯，还会受到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按照用途、类别置放事物，便于查找取用。典型例子是商店、书店中对货物的分类存放，自己的书橱，也同属一类，内容上相关性高的书，一般都将它们放在一起。

Grice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要求给予对方所需适量信息，不多也不少）和方式准则（要简短，避免不必要的赘述）与数量象似性原则有共通之处。

象似性原则最有利于实现经济性，无论是语符数量还是顺序方面（参见下文第二条）都可证明这一点。在正常交际中，要向对方提供适量的信息，就需用适当的语符量。倘若语符数量多了，则传达了比正常更多的信息量，可强调信息，突出主题，言外之意油然而生。如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日的著名演讲中，一连串八次重复使用了“I have a dream”，起到了强调信息、突出主题的作用，其语用效果不言而喻。语符数量与所传递的信息可成正比象似，重复使得语句获得了排比的效果，结构优美，对称工整，使得整个演讲铿锵有力，令人鼓舞，这被公认为不朽名篇。再例：

［23］A：Let's get the kids something．
B：Okey，but I veto I-C-E C-R-E-A-M-S．

B将ice cream拆成一个一个字母念出来，大大增加了音节数量，延长了时值，因而也就增加了语符数量，比直接说出ice cream表达了更多的含意，将真实意图隐藏在较多的语符之中，使得小孩听不出来，而受话者A是听得懂的，他可根据语境知识推导出正确含意。

英汉中都有用词重叠现象，比单用时传递了较多的信息，英语例略，现举汉语中李清照《怎一个愁字了得》的一个名句：

［24］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本来“寻”和“觅”就是同义词，再一重叠使用，便将李清照那种苦苦寻觅的心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寻觅的范围扩大了，次数增多了，程度加强了，意旨深化了，因而取得了十分明显的修辞效果。她寻觅的是被金人统治者侵占的故国京都；她寻觅的是已病故的曾相依为命的夫君；她寻觅的是物质无法弥补的思想安慰；她寻觅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世界。后面一连串的叠音，正是对这种心境的最好刻画。把“冷清”叠成“冷冷清清”，语气加重，“凄凄惨惨戚戚”又进一步突出心情倍加悲伤，沉哀入骨。这种心境与《声声慢》词牌实在是太吻合了。这十四叠字句奇迹般地增强了艺术效果，深化了主题，渲染了气氛，道出了她复杂的心境，言外各种复杂之义，跃然纸上，似乎道出了她所有的悲哀。而且还达到了音韵美的效果。难怪自古以来被人称赏，成为广为引用的传世佳句。还有人在此佳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如在苏州网师园内廊柱上写着一副对联，不仅说悲，还要赞喜：

［25］风风雨雨 暖暖寒寒 处处寻寻觅觅
莺莺燕燕 花花叶叶 卿卿暮暮朝朝

仿叠字句法来增强信息量，将意境推向深处，许多言外之意令人遐想不已 。

但在交际中有时可用较少的语符传达较多的言外之意，此时就超出了数量象似性的解释力，需运用标记象似性来加以解释。可见，数量象似性原则与Grice的数量准则（违反数量准则，量不足时也可推断出话语隐义）是有区别的，参见下文第三条。

数量象似性原则与Horn的数量原则，以及Levinson会话含意三原则“数量原则（Q-principle）、信息原则（I-principle）、方式原则（M-principle）”也有共通之处。例如：Horn所举的例子也可用数量象似性原则来解释：

［26］Larry stopped the car．

［27］Larry caused the car to stop．

［27］比［26］数量要多，显然所传递的信息量就比较多（Haiman，1983：782；王寅，1999：100）。在此，我们还认识到数量象似性原则和距离象似性原则有密切联系。

指示语（Deixis）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指示语所传递的内容相对于所指代的内容来说，是已知的、可预测的，而大部分指示语相对于它们所指代的词语所使用的语符要简短，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数量象似性关系，也体现了一种经济原则，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语言现象。周流溪认为：指示语反映着人们使用语言的理据（参见陈治安、文旭，2000）。

二、顺序象似性原则的语用分析

H．Clark和E．Clark（1968）通过实验获得结论：按照自然顺序组织的信息更易被记住。史密斯与麦克马洪于1970年通过实验也表明，人们更倾向于按照自然顺序来分析和储存事件 （参见Engelkamp，1974；陈国鹏译，1997：120）。顺序象似性原则是与这些实验数据完全一致的，一个句子倘若是按照自然顺序形式来组织信息，即语句顺序与储存形式相一致时，提取信息就较为容易，这时所需的认知加工量也较小。倘若语句顺序违反了自然动作顺序，在认知加工过程中不能直接从储存形式中直接获得顺序信息，其中就可能会有一个语序与时序的转换问题，在将语句顺序转换成为实际事件顺序时，就需要一定的推理和时间。而且对这类语句进行推理加工时，不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加工失误，错误理解动作发生顺序的问题就可能会发生。

顺序象似性原则与Grice方式准则中的有关内容（有条理和次序）相关，是Simone提出的施为导向性话语的基础，同时也与他的第（3）、（4）类拟象性话语准则有关。

顺序象似性的认知基础是按事件发生顺序叙事，这符合人们直接体验的认知规律，如Simone上述的拟象性话语原则，主要就是关于顺序象似性的。顺序原则在汉语中尤为突出，例如：

［28］他走进来笑着对我说了声谢谢。

话语中有六个动作：“走”、“进”、“来”、“笑”、“对”、“说”。必须是先“走”，然后是“进”，才能“来”，接着把面转向我，“对我”，这时才开始“说”，这几个动作是有严格时间顺序的，汉语的句序准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这几个动作的发生顺序也就决定了汉语的句序，汉语以“直接临摹”的方法将其排列成句，断然不可随便更改句序，否则就为错句。至于“笑”这个动作可发生在“走进来”之前，也可发生在“对我”之前，也可发生在“对我”之后，正是该动作相对时序的可能性，决定了这一句子成分排列除了例［28］之外还有以下两种可能：

［29］他笑着走进来对我说了声谢谢。

［30］他走进来对我笑着说了声谢谢。

上述三句话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句中几个动词的顺序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笑”这个动作与“走进来”、“对我”和“说”这三个动作的相对顺序。也正是由于“笑着走进来对我说”，“走进来笑着对我说”和“走进来对我笑着说”是完全符合现实逻辑的，与实际动作顺序相吻合，才决定了这三个汉语句子是正确的。由于英语句子多是以一个动作为中心，构成主谓宾结构，然后再在这个结构上添加其他成分，因此对谓语动词的连用有一定的限制，不像汉语那样直接模仿，若将这三个汉句译成英语，则会全然不见汉语所表达的时间顺序（王寅，1999）。

英语中也有很多句子具有较高的顺序象似性，例如：

［31］表达的是：先结婚后有子女；［32］表达的是：先有子女后结婚。又例：

这两组话语的语序直接反映了实际事件的发生顺序。都涉及谁先出手的问题，在［33］中显然是Joe先动手打Harry，在［34］中是Harry先动手打人。而在［35］、［36］中两人互打的时间距离更近了。显然这些语句是适合于不同场合使用的，其意向和功能也是不同的。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37］与［38］、［39］与［40］之间所表达的意义是有差异的。

通过大量的对比可见，英语的顺序象似性程度没有汉语的程度高，某些原因，如受语言结构影响而固定下来的表达顺序习惯，成为顺序象似性原则的腐蚀剂。

顺序象似性与标记象似性密切相关。笔者现用Givón（1994：59）所举一组“施受”位置关系依次变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从A到D施事主体逐步后移，乃至省略，话语的标记性逐步增大，也直接反映出句首的变化与施受关系的主题性变化。

从这一组句子可见两点：

（1）施事者位置逐步后移：从A到D，施事者逐渐后移，从句首到句中，到句末，直到省略，施事意义逐渐减弱，话语的标记性在逐步增加。在A、B两句中，虽都使用了施事者用作主语的模式，但B句中的“施事者-主语”已从句首位置退居二线，离开了主题位置，这样就弱化了施事者的施动意义。而C句为标准被动句，施事者在句法中的身份发生重大变化，主语成了在传统语法中叫做状语的次要成分，施事者连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谓宾）都不是，施事含义进一步弱化，直至在D句中施事者消失，处于隐性状态。这4句施事者句法位置逐步后移，反映出施事者意义重要性逐步在减弱。

（2）受事者位置逐步前移：从A到C，将受事者逐渐升到句首的位置，使得受事者取得了主题化效果，逐步成为主要信息；在A和B两句中，受事者在句法上表现为宾语，到了C和D两句中，则上升为句子的主语，从而使得原本应在宾语位置的语项变成了句子的主语，通过标记化方法使得受事者的意义得到强化。直至到了D句，还将动作的施事者省略，使得句子处于一个非对称的不平衡状态，只有受事而无施事，从而使得受事者的意义得到突显。

这4句组成了一个“施受主题化”级阶，从A到D施事者的主题化程度不断减退，这就象似于施事者意义逐步弱化。同时从A到D受事者主题化程度不断升高，标记性逐步增强，这就象似于受事者意义逐步得到强化。这也说明了深层结构在转换为表层结构时，意义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因此这4句话语适合于不同的交际场所。

三、标记象似性的语用分析

Halliday认为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要选择其他策略，那么通常总是使用“无标记”策略（Engelkamp，1974）。但在现实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们不可能都使用那些无标记的言语。Grice（1975）尝试对人们的言语交际规律进行概括，提出了合作原则，如果违背合作原则会产生话语的特殊含意，或以牺牲语言形式的完美来换取特定的交际效果（熊学亮，1999：3），这与标记象似性原则（有标记象似于额外意义，处理话语所需的时间和努力较大；无标记象似于可预测的意义、常规意义，只需最小推理）基本相符，此时人们则要启动认知系统，运用关联理论，结合具体情景分析标记性的含义，以便作出适当推理，获得话语真实含意。

Horn的语用分工原则与标记象似性原则密切相关，Levinson认为Horn的语用劳动分工只是“有标记”和“无标记”之间的对立，或确切地说是“通常表达”和“异常表达”之间的区别（何兆熊、俞东明等，2000：171）。标记象似性与数量象似性两条原则也与Levinson的会话含意三原则，与Sperber & Wilson的关联论相关。

Levinson认为三原则矛盾时的运用顺序为：数量原则先于方式原则先于信息原则（Q>M>I）。在象似性理论框架中进行语用分析时，基本遵循数量象似性原则，顺序象似性原则和标记象似性原则的顺序，因为语符数量是最直观的，顺序是要通过一定推理的，而标记象似性原则在语用推理中最为重要，因为数量象似性解释不了语符数量少、有时却可传递较多言外之意的现象，如：

［42］Mother：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and brushed your teeth?
Son：I have done my homework ．

从数量上讲，儿子所用的语符数量少于正常表达量，根据数量象似性原则可知，所传递的语义应该比正常量要少，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其间的话语含意超出了数量象似性原则的解释力，此时就需运用标记象似性原则加以解释，儿子故意没有回答刷牙问题，可推断出“他没刷牙”，此时标记象似性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如果我们把语符数量与对语境所依赖的程度联系起来看问题，或将数量象似性原则与标记性象似性原则结合起来分析，则可获得比较满意的解释。我们知道，语符数量与认知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数量不足，就需要借助较多的认知和推理来获得话语用义；但随着认知和推理程度的增加，又可能会导致交际中语符数量的减少。从表面上看，语符数量与话语所传递的实际意义之间有了差异，但其间仍旧存在着密切关系。熊学亮（2000：60）提出了“能量守恒反比定律”可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他认为：语境量大，话语的质和量就可以偏离常规值；语境量小，话语的质和量就相应比较接近常规值。Horn（1984）提出“用最经济的话语来表达最充分的信息”，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交际中要表达最完整的信息，就往往需用充分的语符数量。此时倘若减少了语符量，就必然要较多地依靠语境量。

根据数量象似性原则，一定的语符量对应于一定的信息量，从上文分析可见，在传递相同信息量时，符号量的减少意味着要运用较多的认知和推理，语境量就增大。因此“一定的符号量”包含了“语符量＋语境量”，两者的和（前少后多，或前多后少）对应于一定的信息量。当然语境量主要是靠人的推理来解义的，不能划归“形式”，因此常须运用数量、顺序和标记三条象似性原则：

例［43］为正常表达，符合时间顺序，且前后分句构成因果关系，为Simone所说的第（4）类拟象性话语。［44］则未按时间顺序组句，偏离了正常表达，使其具有较高的标记性，受话者尚可接受，但须调用较多的语境量进行推理，视后半句为前半句的补充。标记象似性也可用来解释话语的间接性现象：

（1）基本句式的典型功能与实际表达功能不一致，意味着有标记性，此时就产生了间接性；

（2）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一致时，即语符形式与话语含意相差较远，也意味着有标记性，就产生间接性；

可见，标记性可产生间接性，也就使得话语获得了间接意义。下面几则话语的含意则可以此为据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45］、［46］中B运用了弱关联话语，具有较高的标记性和间接性，此时A就需调用较多的语境假设进行推理，对标记性作出适当的语用分析，从而可获得B的含意分别为：

［47］X的论文质量不好或说不上来。

［48］B's mother's husband is not B's father。

因此，如果语言表达形式符合人们的认知模型或常规关系，则两者具有同构性，那么两种编码形式就一致了，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所需时间也就较短。如果两者不同构，即语句表达形式与认知模型或常规关系不一致，两种编码就产生分歧，也就是说语句形式具有了标记性，这时就需重新知觉事件，或改变句子代码，信息加工时间就相对要延长。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人们在处理有标记形式时所需精力和时间要长。

Sperber & Wilson从关联的角度对其作了解释，他们认为关联的程度取决于话语所具有的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话语具有标记性，处理时就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和努力 ，关联性相对就差，推理的过程就可能相对长一些；话语多增加一个推理环节，就会多一层意思，其中所包括的含意当然也就多了。

无标记性话语与有标记性话语之间也有程度之别，这与话语关联程度的强与弱是一致的。Sperber & Wilson将关联程度视为一个从最大关联到最小关联或无关联的连续体。在标记象似性中，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到最大标记也是一个有程度之别的连续体。无标记性话语较常用，所传递的信息是可预测的，也是关联程度较高的话语。有标记性的话语是偏离常规的表达（亦需考虑人际关系、礼貌原则），所传递信息的可预测性较低，关联程度也较差。偏离常规表达越远，话语的标记性就越高，其含意的可预测性就越低，所需调用的语境假设就越多，在认知的处理上所需精力和时间就越多，为获得话语确切含意所需运用的推理就越复杂，此时话语间的关联性也就越弱，可见话语的标记象似程度性与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程度性是密切相关的，成反比关系。例如：

［49］A：What time is it?
B₁ ：It's seven o'clock．
B₂ ：The clock has just struck seven．
B₃ ：The sun has risen．
B₄ ：The postman has come．
B₅ ：Look at the crowded street．

一般说来，当今社会人们主要依赖时钟计时，所以B₁ 和B₂ 的关联程度最大，但B₁ 最为直接。太阳与时间也有密切关系，但自用时钟后，人们更多依赖于时钟，因此B₃ 的关联程度相对于B₁ 、B₂ 来说则稍差。而B₄ ，B₅ 则需调用较多的语境假设，进行较为复杂的推理，与A之间建立联系所需作出的努力较大，涉及的背景知识多了，推理的过程复杂了，在心理中显映出的意义当然也就多了，此时才可获得B₄ 、B₅ 的讲话意图，而B₅ 的关联度最小（rush hour）。从B₁ 到B₅ 的关联程度逐步减弱，标记性程度逐步增大。

Sperber & Wilson所倡导的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的言语交际是一种有意图的认知活动，是一个理解认知环境（具体客观因素和主观心理因素）、遵循关联原则，对明示性行为（语言或非语言）进行推理的过程。共有的认知语境是储存在大脑中的概念表征，是人们对世界假设的集合（a set of assumptions），在对语符作初始性理解后，结合认知语境通过演绎逻辑规则则可产生交际意义。可见，认知语境是一种心理建构体，是人们通过经验或思维对有关知识进行内在化和知识化处理的结果，反映着人类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各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联系，在人们的认知系统中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较大程度的动态性，是人们进行语用推理的基础。但人们在现实交际中往往不会用严格的分析性语句，也不可能总是严格按照统一的、常规的、最大关联模式来表达思想，其中一定是事出有因。正如何自然、冉永平（1998）指出：

我们不可能总是希望说话人生成最大关联性的话语，他/她也许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最关联的信息，或者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信息。

因此人们现实交际中的话语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不同程度的标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