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从一九二五年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发生经济恐慌，这几年是阿道夫 - 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认识到这些年代中笼罩着德国的物质繁荣的气候和安定宽舒的感觉是不适宜于实现他的目标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长。他说过，就德国而论，这种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国本身的力量，而是别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德国的繁荣正是从美国的充裕的金库中借来了大量的贷款后造成和维持的。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年之间，德国借了大约七十亿美元外债，其中大多数借自美国的投资人，后者很少考虑到德国最后靠什么还债。关于这一点，德国人考虑得更少。

共和国借了外债，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扩大它约庞大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成了全世界的典范。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豪华的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产量于一九二三年跌到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五%，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二%。失业人数在一九二八年是战后第一次跌到了百万以下——六十五万人。那一年零售额较一九二五年增加了二十%，次年实际工资达到了比四年前高十%的数字。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希特勒要从那里得到群众支持的千百万小店主和低薪阶层，在这次普遍繁荣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个人对德国的了解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开始的，我当时驻在巴黎，偶尔也去伦敦；当时美国正处在卡尔文 - 柯立芝总统治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满和空虚的时代，对于一个能够逃避这种环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国青年来说，这两个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处，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为逊色了。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因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你很少听到人们谈到希特勒或纳粹党，除非是作为笑料——通常是在谈到当时已以啤酒馆政变闻名的那次事件的时候才提起的。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那次选举中，在全部三一○○万张投的选票中，纳粹党只得了八十一万张，在国会四百九十一个席位中只占了十二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也丧失了很多选票，从一九二四年的六百万张选票跌到了四百万张选票，议席从一百零三席减少到七十三席。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二八年选举中增加了一百二十五万张选票，总数达九百多万，在国会中占一百五十三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了十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脚跟了。

在一九二八年那一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人数是十万八千人。数目虽少，却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出狱后两星期，就马上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 - 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距（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有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但绝不是最后一批）中间的一个。《人民观察家报》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十一月九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元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格利戈尔 - 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鲁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系囹圄而纳粹党遭禁的时候曾经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希特勒请安东 - 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是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四千名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小时。在演讲结束时，群众掌声雷动。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希特勒在去出席这次大会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以后要实现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一个目标是要把纳粹党重新建设为一个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政治组织。他还在监牢里的时候就把这种新策略解释给他的一个部下卡尔 - 卢台克听。「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要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他在出了兰德斯堡监狱后即向巴伐利亚总理保证，从此以后，纳粹党将在宪法的体制内进行活动。

但是，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再次露面时，群众的热烈情绪还是使他感到飘飘然。他并没有怎么隐讳对国家的恫吓。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在发言结束时，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根据这头「野兽」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情况看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被「制服」。他虽然保证以后要循规蹈矩，但是还是以暴力来威吓国家。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这次禁令的期限是两年。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对于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达到目前成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一个被剥夺公开发言权利的希特勒就等于是一个失败了的希特勒，正如一个拳师在拳击场上被铐住了双手一样无能为力，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们又弄错了。他们忘记了，希特勒除了是个演说家以外，还是一个组织家。他咽下这口不得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怒气，发愤从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建设工作，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德国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组织。他打算把它组织得像陆军一般——成为一个国中之国。第一项工作是吸收缴党费的党员。到一九二五年年底，党员人数仅为二万七千人。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进展很慢，但是每年都略有进展，一九二六年是四万九千人；一九二七年是七万二千人；一九二八年是十万八千人；一九二九年是十七万八千人。

而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复杂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相当于德国政府的组织，也的确可以说相当于德国社会的组织。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三十四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另外还有奥地利、但泽、萨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等七个区。每个区又分为分区，由分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位是分部，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小组。

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政治组织第一部负责对付和破坏政府，政治组织第二部负责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因此第二部下面设有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等部门，而且考虑到将来情况，还设有种族、文化、工程等部门。政治组织第一部设有外交、工会等部门，还没有一个全国新闻局。宣传部是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

虽然党内一些粗人、街头殴斗和酒馆闹事的老手反对吸收妇女和儿童入党，希特勒还是很快地给妇女和儿童也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吸收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学校、新闻、宣传、「国防体育」等部门，十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则参加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妇女有国社党妇女会，学生、教员、公务员、医师、律师、法官都各有自己的组织，还有一个纳粹文化联盟来吸引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在经过了相当困难之后，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冲锋队的某些领袖也希望在希特勒上台以后以冲锋队来代替正规军的位置。为了准备这个前途，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弗朗兹 - 里特 - 冯 - 埃普将军领导，名叫国防政治处。它所设立的五个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外防御政策、国防部队、民防后备力量等等这样的问题。不过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自始至终不过是批杂七杂八的打手。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为首，都是臭名远扬的有相公癖的人。慕尼黑冲锋队长埃德蒙 - 海因斯中尉不仅是个有相公癖的人，而且是个被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这两个人同其他几十个人都一直在发生争吵和内讧，其恶劣程度，只有患性变态病症和因而争风吃醋的人才做得出来。

为了要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武装团体，希特勒又建立了党卫队（S．S．），队员身穿黑色制服，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相同，并且要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起初，党卫队不过是元首的卫队。第一任队长是个名叫伯希托尔德的新闻记者。因为伯希托尔德喜欢在比较安静的《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室，而不想玩当警察和当兵的游戏，希特勒让一个名叫埃哈德 - 海登的名气甚臭的前警察局密探代替了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希特勒才找到了理想的党卫队头子，这是一个在慕尼黑附近瓦尔德特鲁德林村里以养鸡为生的农民，态度温文尔雅，人们常常把他弄错（本书作者第一次遇见他时也弄错了），以为他是个小地方的小学教员，此人名叫海因里希 - 希姆莱。希姆莱把党卫队接过手来时，一共只有二百名左右队员。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而在整个欧洲德占区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名称。

高居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党组织金字塔顶上的是阿道夫 - 希特勒本人，他的神气活现的头衔是 Partei－und－Oberster－S．A．－Fuhrer，VorsitzenderderN．S．D．A．V．——可以译为「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直属于他的办公室的有全国指导处（Reichsleitung），组成人员是党的高级领袖和「全国司库」和「全国总务主任」这样有用的人员，在共和国最后几年里，你要是去拜访一下纳粹党设在慕尼黑的全国总部的宏伟的褐色大厦，你得到的印象便是，这里的确是一个国中之国的办公机关。毫无疑问，希特勒要别人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印象，因为这种印象有助于破坏他所试图推翻的那个实际的德意志国家在国内外所享有的信任。

但是希特勒一心所追求的东西要比造成一个印象重要得多。在他上台三年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晚上，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向「老战士」谈话时，解释了他要使党组织成为这样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组织的一个目标。「我们当时认识到，」他追述党在政变后进行改组的日子时说道，「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在一九三三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任何组织，不论多么完善，不论多么有效率，毕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免会犯错误。在希特勒加强他的政党以便掌握德国的命运的那些年代里，他的一些主要助手使他伤透了脑筋，因为他们不仅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就是同他也经常发生争吵。说也奇怪，他的本性是非常不能容人的，但是对于人性中间的一个方面——人的品行却特别能容忍。德国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像纳粹党那样吸收了这么多来历可疑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各种各样的乌龟、屁精、杀人凶手、有相公癖者、酗酒滋事之徒、讹诈钱财的人都像飞鸟投林一般很自然地来投奔纳粹党。希特勒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他们对他有一点用处。当他刚刚出狱时，他发现他们内讧甚烈，吵得不可开交，而那些像罗森堡和鲁登道夫那样比较正派和体面的领袖则要求把这些罪犯，特别是有相公癖者开除出党。关于这一要求，希特勒坦率地拒绝接受。他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新的开端》中写道：「我认为，设法改进或者甚至熔合手头现成的人材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的任务。」

但是到一九二六年，纳粹党头目之间的相互攻击已经到了令人非常难堪的地步，希特勒不得已成立了一个党内法庭来解决这些攻击，防止他的同志把家丑外扬。这个机构名叫 USCHLA，是 Un－tersuchung－und－Schlichtungs－Ausschuss（调查解决委员会）的简称。第一任主席是退休将军海因曼，但是此公不能体会这个法庭的真正目的不是对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宣布判决，而是遮盖掩饰这种罪行，务使党的纪律和元首的威信不致受到影响。因此这位将军不能不让位给一个比较能够体会这个目的的退伍军官瓦尔特 - 布赫少校。布赫有两名助手，一名是曾经担任希特勒卫士的前屠夫乌里希 - 格拉夫，另一名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律师汉斯 - 弗朗克，关于此人的情况，我们在记述他在担任占领下的波兰的总督期间的血腥暴行时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可以一提的是，他后来因此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由这三个人组成的司法机构完成工作的情况，使元首极感满意。要是党内有一个头目被控犯有极恶劣的罪行，布赫的回答必然是，「那又怎么着」？他要知道的只是，这一罪行是否影响党的纪律或触犯元首。

要使得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仅仅这个党内法庭还是不够的，尽管它在许许多多案件上证明很有效。希特勒常常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也是为了要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当他还在兰德斯堡饱尝铁窗风味的时候，一个名叫格利戈尔 - 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的出身是个药剂师，他是巴伐利亚人，比希特勒年轻三岁；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他在一九二○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主要是靠了他的突出的个性，而不是靠希特勒所具有的演讲天才。此外，他还是个天生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极其有独立性的，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纳粹运动中成为绝对独裁者的要求。后来事实证明，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正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部分真正心向往之的热情成了他的一个致命障碍一样。

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 Volkisch（人民）运动，参加一九二四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在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称下得到了二百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三十二个席位，其中一席即归施特拉塞。希特勒对于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希特勒当作至高无上的头子，因此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是在敌人的堡垒柏林也获得一个立足之地。在一九二四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艾尔布莱希特 - 冯 - 格拉弗和恩斯特 - 佐 - 勒文特罗伯爵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因此，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纳粹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二月二十七日大会后两个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请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队伍中来，到北方去组织纳粹党。施特拉塞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可以发挥他的才能，而没有妒忌骄横的领袖虎视眈眈地在旁盯着他。

几个月以后，他就在首都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 - 施特拉塞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因兰奠下了政治组织的基础。施特拉塞真可以说像架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国会议员的身份，使他有了希特勒所没有的两个有利条件：他有铁路的长期免票证，因此旅行对他个人或党都花不了多少钱，同时他又享有议员的豁免权。任何当局都不能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任何法院都不能控诉他进行诽谤或者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正如海登感叹地说过：「免费旅行和自由诽谤——施特拉塞在开始时比他的元首占了很大的便宜。」

格利戈尔 - 施特拉塞选拔了一个名叫保罗 - 约瑟夫 - 戈培尔的年方二十八岁的莱因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