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知识的诅咒是阴险的，因为它不但掩盖了我们思考的内容，还掩盖了思考的形式。当对一件事物很了解时，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对它的思考有多么抽象。而我们也忘记了，那些过着他们自己生活的人，并没有经历过我们那种抽象化的特殊历程。

思想遇到两件事，就会无法靠近具象的世界。一件叫作“组块”。人的工作记忆一次只能存储很少几项内容。心理学家曾认为这一存储量大概在 7 项左右（视情况上下浮动 2 项），但是后来的研究甚至降低了这种估算，今天普遍认为这个数字接近于 3 或 4。幸运的是，大脑的其余部分用变通办法弥补了这一瓶颈。它可以把想法打包成越来越大的单元，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将这种单元称为“组块”。（米勒是行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写作风格大师之一，难怪他特选了这个有亲和力的词，而不是发明一些技术行话。）无论里面储存了多少信息，每个组块只占用工作记忆的一个“插槽”。因此，对于一组任意排序的字符，比如 M D P H D R S V P C E O I H O P，我们只能记住少数几个。但如果它们属于我们熟练掌握的组块，比如缩写或单词，就像把上述字符组合成 MD、PHD、RSVP、CEO、IHOP 五个组块^[1] ，我们就能记住所有这 16 个字母。如果把这些组块放进更大的组块中，我们的记忆能力还能大大增加，例如，“The MD and the PhD RSVP’d to the CEO of IHOP”（“这位医学博士和这位哲学博士回复了国际饼屋首席执行官的邀请”）这个故事可能只占用一个插槽，另外三四个就可以留给别的故事。当然，这种魔法取决于个人的学习历史。比如，对那些从没听说过“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s”（国际饼屋）的人来说，IHOP 要占据四个插槽，而不是一个。我们惊奇于记忆术表演者能够生生背出远超一般人记忆容量的信息，但这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长时记忆中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组块仓库。

组块不仅是提高记忆的小窍门，还是人类获得更高智慧的命脉。我们在孩提时代，倘若看见甲把一块甜点给了乙，便将这种行为记作“给予”。乙得到甜点后，反过来给甲一根香蕉，我们便把这两种给予的行为组块为“交易”。如果甲用一根香蕉从乙手上换来一块闪亮的钱币，因为他知道能用这钱币从丙手里换到一块饼干，我们把这种行为叫作“出售”。很多人的买卖行为构成了“市场”。将许多个市场中的行为组块，可以称为“经济”。经济现在可以视为一个响应中央银行行动的实体，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货币政策”。有一种货币政策涉及中央银行购买私有资产，可以组块为“量化宽松”。凡此种种。

在读书和学习中，我们掌握了海量的抽象语义，其中每一个都变成了一个心理单元，我们可以马上将其回想起来，并通过念出其名字的方法与别人交流。一个装满组块的成人大脑是一台强大的理性思考引擎，但这也是有代价的，那便是无法跟其他没有掌握这些组块的人成功沟通。如果把“量化宽松”这个词详细解释出来，许多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能够理解它是怎么回事，但如果不加解释，让这些人加入一场讨论，批评总统没有以更大的决心实行“量化宽松”，他们肯定如堕五里雾中。高中生听到你说“货币政策”可能会被排除在外，小学生可能根本听不懂一场关于“经济”的对话。

作者使用多少抽象概念合适，取决于其读者有多少专业知识。但是要猜到一个典型读者掌握的组块，需要一种很少有人具备的洞察天赋。当我们选择一个专业、开始接受训练时，就加入了一个小圈子。在我们看来，圈子中其他所有人都知道太多东西了！而且他们与彼此对起话来，就好像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对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都是第二天性。当我们在小圈子里安顿下来，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宇宙。我们没有认识到，在别的圈子看来，我们的宇宙只是多重宇宙中的一个小水泡。当我们第一次和别的宇宙中的外星人接触并用我们本地的编码与之交谈时，他们肯定无法听懂，除非借助科幻世界里的“宇宙翻译机”。

即便我们已隐约知道自己在说一种专业术语，可能还是不愿回归平实的语言。因为那样相当于向同行泄露了一个尴尬的事实：我们依旧是生手、新人、青瓜蛋子。而且如果我们的读者知道这种术语，将其详解就有侮辱他们智商之嫌。我们宁愿冒着让他们困惑不懂的风险（这样至少表现得十分老练），也不愿冒险对显而易见的事物唠唠叨叨，给他们留下幼稚或傲慢的印象。

确实，每个作者都必须对读者熟悉相关话题的程度做出最佳估计，以此相应调整他所用语言的专业化程度。但一般而言，宁低勿高是明智之选。读者群的知识水平沿着钟形曲线呈正态分布，我们会不可避免地使得顶端的少数人厌倦（觉得太容易，无须多讲），使底部的少数人困惑（觉得太高深，听不太懂），唯一的问题是这两端的人各有多少。知识的诅咒意味着我们高估而非低估了一般读者对我们小小世界的熟悉程度。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把文风明晰与屈尊俯就混为一谈。第 2 章中提过的布莱恩·格林关于多重宇宙的解释，演示了一位古典风格作家如何把一个只有内行才懂的观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还不会让读者觉得作者以恩人态度自居。个中关键就在于假定：虽然读者跟你一样睿智和见多识广，但他们碰巧不知道你知道的一些事情。

私自缩写词语是有危险的，也许记住这种危险的最好办法是重温这则笑话：有个人第一次来到卡茨基尔休闲山庄，看到一群退休的犹太漫画家在桌边跟朋友讲笑话。其中一人喊道：“47！”其他人便哄堂大笑。另一个人接着说：“112！”其他人也乐不可支。新来的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问一个常来的人。后者解释说：“这些人经常混在一起，时间久了，便知道一样的笑话。所以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只需要报出笑话的代码，其他人就会自动从头脑中把笑话呼唤出来。”新来的人说：“这真是个聪明的点子，我也试试。”于是他站起来大声喊道：“21！”结果所有人都尴尬地沉默着。他再次尝试说：“72！”大家都盯着他，但还是没有人笑。他坐回自己的座位，对常来这里的人低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笑？”那人回答：“都是因为你讲的方式不对。”

没有意识到我的组块与你的组块可能不同，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读者会因这么多的术语和缩写感到困惑，但这还不是使他们感到困惑的唯一方式。有时候，作者的措辞方式模糊得令人发狂，尽管他用的并非是圈子内的专业术语。即便在认知科学家中，“后发刺激事件”也不是指代敲击胳膊的标准说法。一位对投资界相当熟悉的金融客户可能因为一家公司的宣传册上写着“资产变更和权利”而迷惑。一位电脑高手在维护网站时，可能会被维护页面的下列指示词语搞晕：“节点”“内容类型”“附件”。而困乏的旅行者在宾馆房间中设置闹钟时，不得不先搞清楚“闹铃功能”和“第二显示模式”的含义——他此刻只能祈求上天帮忙了。

为什么作者会发明这么多令人迷惑的术语？我相信答案在另一件事中，那便是：专业知识可能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更独特，从而也更难与人分享。当我们熟悉了某一事物时，我们会对它的用途想得更多，却很少想它的外观和成分。这种转换在认知心理学课上被叫作“功能固着”。在一项经典实验中，老师给每位学生发一根蜡烛、一包火柴和一盒图钉。实验任务是把蜡烛固定在墙上，而且蜡油不能滴到地上。正确的方法是把盒子里的图钉倒出来，把盒子固定在墙上，然后把蜡烛放在盒子上。然而大多数人没有发现这个办法，因为他们认为盒子只是用来装图钉的，不是一个独立物品，即使它有着平整的表面和垂直的侧面这样的便利特性。这种盲点就叫“功能固着”，因为人们对某个物品的功能形成了固定看法，而忘记了它的自然构成。就像小孩忽视生日礼物本身而玩起礼物的包装纸，我们已经失去了将物品看作物品本身的理解力，而是只把它们当成达到目标的手段。

如果你把功能固着与组块结合在一起，再拌进那种让我们看不到它们的知识的诅咒，便能解释为什么专家会使用如此之多的独特术语、抽象词汇、元话语以及僵尸名词。他们并不是存心想迷惑谁，那只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一只老鼠畏缩在笼子一角，是因为另一只老鼠被放了进来——此场景被概括为叫作“社交回避”的组块。你不能责怪神经科学家这样思考。这一场景他已经看过成百上千遍，因此每次谈论实验结果时，他不需要按下视觉化记忆中的播放键再看一次那个小动物瑟瑟发抖的画面。但我们读者确实需要看一下才能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至少在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是这样。

与此相似，作者不再去思考也不再去写某些实实在在的物品，而是用这些物品在其日常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来指代它们。回忆第 2 章的一个例子，心理学家给实验参与者展示一些句子，每个句子后面都跟着“真”或“假”的标签。心理学家解释说，他在做的是“一个评价词语的后续呈现”，之所以将标签称为“评价词语”，是因为他放标签是为了让参与者能够评价这个标签是否适用于前面的句子。不幸的是，他让我们自己去弄清“评价词语”是什么，这并没有节省字符，也没有在科学上显得更精确。同理，把手腕上的敲击说成是“刺激”，把肘部上的敲击说成“后发刺激事件”，因为作者关心的是一个事件跟着另一个事件发生，而不再关心这些事件是指在手臂上的敲击。

但我们读者关心。我们是灵长类动物，1/3 的大脑专门用于视觉，还有许多沟回专门用于触觉、听觉、运动和空间感。对于我们来说，要从“我以为我理解”前进到“我理解”，我们需要看到形象，感受到行动。很多实验表明，如果作者能写出以下右边那些句子，像那样用具体的语言去表述，读者便能更好地记住和理解材料，因为这种写法会让他们形成视觉图像。

注意左侧那些抽象的描述，它忽略了那些专家已感厌倦的有形细节，但这是新手必须看到的：象牙制的棋子，而不只是“那套物品”；油压计，而不只是笼统的“测量仪”；发白的动物骨骼，而不只是一些“形式”。坚持具体的描述方式，不仅能让交流更轻松，还可以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论证。读者若知道“皮肤兔子错觉”指的是什么，就能更好地评估它到底是指一种随时间而展开的意识体验，还是能用别的方式去解释。

如果考虑到作者受组块和功能固着所影响的个人史，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专业文章中充斥着大量的元话语（“层次”“问题”“背景”“框架”“视野”等）。学者、顾问、政策专家以及其他爱用符号的专业人员的确在思考“问题”（他们可以将一堆问题列在纸上）、“分析的层次”（他们争论分析到哪一层更合适），以及“背景”（他们用这个词来推测为什么一个做法在一个地方行得通而到另一个地方就行不通了）。这些抽象概念是储存和处理他们观点的容器，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不会用事物本来的名字称呼它们了。比较一下左侧的专业词汇与右侧那些更加具体的同义词。

在第一个例子中，在我们看来是“安静的房间”，在实验人员看来却是“测试条件”，因为他在挑选房间时，脑子里想到的概念就是“测试条件”。在第二个例子中，对于这位处于指挥链顶端的安全专家来说，他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承担着管理风险的责任，至于下属布下的捕鸟网，对他早已是遥远的记忆。在第三个例子中，这位保安公司的公共关系撰稿人在新闻稿中提到公司业务时，满脑子都是向潜在客户推销保安服务时所用的技术词汇。

把熟悉的抽象语言一层层剥离，向读者展示“谁对谁做了什么”，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挑战。就拿公共健康和社会科学报告来说，其主要内容总是在烦琐地解释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例如吸烟与肺癌、视频游戏与暴力）。已用大量时间思考过两者有何联系的作者，会在头脑中把这两个变量分别用气泡膜包裹起来，两者如何产生联系的各种可能的方式也会被包起来。这些语言包触手可及，要分享新信息时自然而然就用上了：

食物摄取方式和身体质量指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身体质量指数是食物摄取方式的函数。

食物摄取量根据一种单调递增关系预测了身体质量指数的水平。

读者能够明白作者在说什么，但是这好比打开包装取出物品一样麻烦。如果作者将这些变量从抽象名词的包装中提取出来，他就能用我们描述动作、比较和结果的平常语言来描述它们，那么一切都会更加清晰。例如前面那三句完全可以说成：

吃得越多，变得越胖。

知识的诅咒与组块和功能固着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典风格为何如此难以掌握。想象自己睁开双眼，正在进行一场对话，为何如此之难？这件事做起来比听起来要难的原因在于：如果你精通某一话题并有独到见解，那么你也许已经在使用抽象的组块和功能性的标签思考了，这样的做法业已成为你的另一种本能，但你的读者对此还很陌生——而且你总是最后一个认清这点的人。

[1] 分别代表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对邀请做出回复、首席执行官、国际饼屋（美国连锁餐厅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