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在本系列的首篇演讲中，我向大家展示了规范性技术的增长是如何为服从文化提供温床的。我将整体性技术和规范性技术进行比较，并特别强调了它们在劳动力方面的区别。规范性技术的一大特征是它需要外部的管理、控制和规划，这些外部的事务缩减了工人们的技艺发挥空间和自主权利；但说到发明与生产，规范性技术又是极其高效的。

在第二篇演讲中，我向大家表明了我们今天的技术真实世界中的“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往昔的有所不同。现代的真实已由技术性活动重构，这一发展影响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政治关系。传播技术——我宁愿称其中某些技术为非传播的——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互惠性概念的图景，而某些技术中的所谓进步其实带来了互惠性的真正流失。

现在，我想转而将技术视作一种催化剂，它催化了控制与操纵的传播。

公民正越来越严格地被控制和操纵，这通常被认为是常识，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技术社会发展之必然。而技术，其实正是这一巨变的催化剂，是权力的发源地。

传统概念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比如，确定何者是私人性的、何者是公共性的——依据的往往是如同童话故事般的变化，而非可能的权力与问责关系之实际情况。

权力与控制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其过程是复杂且相互交错的。而技术，我在这些演讲中一直强调的技术，则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中，这些语境是不固定的、可改变的。在一个给定的语境中，工具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历史学家经常会指出，当一种特定的工具出现并被用以成功完成某些特定工作，必然会导致人们对这一工具的运用更加深入，之后这一工具会被改良，并被运用到其他工作中。但是某特定工具的成功使用和传播——这一工具既可以是机械性工具，也可以是组织化和管理式的——也会带来其他的后果。任何工作都具有这种趋势，它会被可供利用的工具建构起来，似乎可供利用的工具代表着最好的乃至唯一胜任该工作的工具。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你开始使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厨房用具，你会开始觉得自己从来没像这样切过食材，其他准备食材的方式对你来说会变得没有吸引力，最终你可能忘记那些方式；又比如，如果你的实验室引入了电子显微镜，你会发现自己无法再劝服学生使用光学显微镜。

工具通常会重新定义一个问题。举个例子，想想汽车速度与雷达监测路段。让我们先回到最开始，也就是限速的目的。限速本是为了确保安全，而不是为了生产犯罪行为。过去，执行限速的一个方法是，让警察巡视车十分明显地出现在高速公路的相关路段，巡视车以该路段的最高准许速度行驶，通过这种方式将交通模式带入人们对规则的服从之中。雷达监测的工具则将另一个维度带入该情境中，事情的重点从公众安全转到了个体“威慑”（deterrence）。人们似乎认为，对被抓和被罚款的恐惧是强化规则的更好手段。随后又出现了一种避开雷达监测的技术选择，它通常被叫作“挫警仪” ⁽¹⁾ 。现在，汽车司机们——他们考虑“犯罪被抓”多过“道路安全”——购买了这样一种反侦察设备，不管它是否违法。接下来在这场关于速度的游戏中，执法者这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设备，用来探测汽车是否装有挫警仪。之后，一种全新的安置在车前窗的小设备诞生了，装有挫警仪的车辆能够通过这个小设备来侦察执法者探测挫警仪的设备。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了。

原本是关于道路安全的一般问题，现在却变成了有关罚款和扣分的私人化问题，并由此引起了一场技术的“猫抓老鼠”游戏。有些人或许会说，那些为进行随机犯罪行为而生产出来的技术工具，阻挡了建立相对安全的驾驶模式的技术之发展。所以，当社群中出现了针对已存在问题的新技术解决方案时，我们应该明智地询问这种技术会阻挡什么东西的到来，而不仅仅探查它们承诺做的事情。

技术的真实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所做之调查或者演讲中所强调之事绝无半点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意思，也绝非相信技术的自主性本身。需要强调的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中发生的。 ⁽²⁾ 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从一个社会结构中产生，然后被嫁接在这个结构之上，既可能强化它，也可能摧毁它，其途径往往变幻莫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中，“万事皆可能”和“万事皆注定”都是不存在的。

那些将学习复杂性作为研究课题和质疑对象的人，常常将自身与“技术作为一种复杂体系”联系在一起。1985 年，国际联合大学（U. N. University）召开了一个会议，旨在讨论复杂性的科学与实践。 ⁽³⁾ 法国学者、著名的技术批评者雅克·埃吕尔 ⁽⁴⁾ 在会上展示了自己的一本书——《技术系统》（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⁵⁾ 埃吕尔的分析，以及国际联合大学会议上的其他更具数理分析性的论文，很清晰地告诉我们，技术诸多方面的发展具有多么紧密的相互关联。技术在某个方面的改变，比如在其中一个环节引入计算机，将会改变所有环节中的技术实践。这便是系统的本质。 ⁽⁶⁾

就自己而言，我更倾向于将技术比作一张相互交织的网络，而非系统。这让我得以查看某一部分的压力是如何影响其他部分的。将技术视作一张网络承认了网络中存在固有力量，也认可了模式与设计的存在。有过纺织或编织经验的人都能明白，我们能改变编织模式，但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特定的方法进行，否则将毁掉整个织造物。当女性作者发声要重新编造生活之网时 ⁽⁷⁾ ，她们说的正是这种模式的改变。她们不仅知道这种模式改变是能够达致的，更重要的是，她们清楚存在着其他模式。技术之网的确可以用其他方式织就，但即便是谈谈这种潜在的模式改变，也必须对现存模式的特征进行仔细考察，了解现存之设计的起源与目的。

所以，我现在把问题转向社会和政治模式中的技术诱发型改变，同时转向对规划（planning）的探讨。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发展出社会制度、构造自身的社会活动，以令结构化的权威之权力和控制得以延续和发展，是普遍存在的。正如我在第一篇演讲中指出的，从历史上来看，规范性技术是进行这种构造的有效工具，这种技术远在机器被使用之前就存在了。

伟大的法国社会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十分重要，我指的特别是他那本出版于 1975 年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在该书中，福柯发展出了一套针对 17 世纪和 18 世纪社会史的周密分析，特别是针对法国的学校与医院、军事机构与监狱的结构变化。他展示了一种新的规训概念是如何在 18 世纪之初进入世俗范畴的。“规训”本在修道士社群中确立起来，当时却开始在世俗群体中大量运用，而随规训而来的，是详细的等级结构、支配等级与从属等级、操练、监视，以及记录。

在 18 世纪 70 年代，拉·美特利 ⁽⁸⁾ 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这本书的出版象征着法国社会发生了改变。拉·美特利将人类的身体视作一部错综复杂的机器，这部机器能被了解、控制和利用。福柯指出，身体作为一个物体和权力工具的发现，导致了大量有效地控制这些身体运作之体制的出现，无论这些体制是运动的效率、体力活动之间被精确丈量的休息间隔，还是对身体所能完成的任务进行大规模的谨慎的分析与计时。福柯提醒我们，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操练、训练和工作的规训在一般意义上成为支配的惯例。

让我直接引用福柯的话吧。

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服的”肉体。 ⁽⁹⁾

这些发展给学校带来了一些后果，学生们的活动开始以分钟为单位计时。它们给士兵动作的分析也带来了一些后果，1743 年发布的行为准则，规定士兵将枪支放到自己足下的步骤是 6 个，举枪的步骤是 4 个，将枪抬到肩上的步骤是 13 个，等等。基于这些动作和步骤的训练让军事单位在其高层的指挥下变成一部机器。法国的大型作坊——这些作坊的出现早于工业革命——在同样的方法下，已经变得如同军队一样，拥有极为详细的劳动力规训。

福柯重新叙述了大瘟疫时期法国的城镇是如何被管理的——城市地区是如何被划分为更小的单位，这些单位是如何被“中央集权”式地管理，全面性的规训是如何以处决为威胁被强制普及的。在一个稍微温和的叙述中，福柯展示了根植于监狱、医院和操行学校建筑之中的关于服从的设计，这些建筑的结构性安排后来被合并到了对工厂的设计中。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都已准备稳妥的土壤上，工业革命的种子播撒了下来。工厂体系及其手工设备和机器，只会扩大控制模式。机器本身并没有创造出这些控制模式。控制模式及其对细节的精细化指示、对劳动力的划分，以及它们将工作进程细化为小的规范化步骤，使其迅速从手工业扩展到商业、行政管理乃至政治领域。在英国和法国，变化迅猛地在从银行到监狱的各种机构中生根发芽。规划这一概念也迅速兴起，与关于控制的操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类似于福柯所描述的发展，当机器开始进入作坊后，这些发展进行得非常迅速。“依靠技术来规划”和“为技术而规划”成了工业革命最渴求的梦想。完全自动化的工厂，亦即完全不存在工人的工厂，被查尔斯·巴贝奇 ⁽¹⁰⁾ 及其 19 世纪初的同代人热切讨论 ⁽¹¹⁾ ，尽管直到两百多年后，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规划才成为技术的真实世界中一个可能成真的未来。

在这篇演讲的开头，我重申了技术是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的。在技术实践中放置的诸种模式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新模式都是对旧模式的经营与延续，故此，我认为追踪现有模式的历史根源是很有必要的。你或许会问，我一直在强调现在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那为什么还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根源呢？之所以到历史情境中详细思考，是因为模式的确拥有极其深刻的源头。我确信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尾端：那些原本极具创造性的、十分有益的过程和途径本已迟暮，如今却在很多方面重焕生机。那些形塑了技术真实世界的最重要的模型，其根源可以追溯至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欧洲。

18 世纪出现的新社会模式，为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变革何以在很短的时间、相对较弱的社会变化中迅速崛起，提供了一种理解方式。反过来，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社会、自然以及工作与生产组织的结构中所产生的变化也变成了一种模式，我们所处的技术的真实世界及其扩展的、复杂的重构正是被移植到了该模式之上。因此，我想先花些时间聊聊工业革命中发生的一些事件。

通过将人的身体视作机器，18 世纪践行着控制与支配；19 世纪则直接将机器本身作为控制的工具。对于英国手工业者来说，机器比工人要好预测、好控制得多。工厂主们做梦都想要一个全面控制的工作环境，最好是一个工人都没有。如果哪个步骤还需要工人，那最好是给他们安排完全被监测的任务，而且让他们被机器控制。

工业布局与设计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带来更大规模、更可预测的产量和利润，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不受欢迎、不可预测的发明的出现。如此一来，工人们对机械化以及将机器引入他们自身工作过程之中的抵抗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正如戴维·诺布尔 ⁽¹²⁾ 在他的文章《现在时技术》（“Present Tense Technology”）中指出的 ⁽¹³⁾ ，因为工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控制权和自主权。与其说是对技术本身的抵抗，不如说是对劳动分工和失去自主权的抗议激发了工人们的抵抗行动。（事实上，在那些最激烈地反对工厂引进机器的人中，产生了不少有趣的发明。）勒德分子 ⁽¹⁴⁾ 和当时其他的团体能够明显感知到工作相关技术与控制相关技术之间的差异。

占据当时许多政治辩论之核心地位的议题，正是劳动分工以及工厂对机器的引入。当时，关于“用机器取代工人是否正确和正当”以及“这种机械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是不是走向繁荣的唯一道路”的议会辩论和公众讨论十分频繁地进行。由狄更斯和维多利亚时代其他作家所描绘的崭新的工业化英国之生活面貌，应该被看作这种公众讨论的形式之一。

早在 17 世纪初的英国，人们对劳动分工和生产效率就已经很感兴趣了。在 17 世纪 80 年代，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在一篇与伦敦城的经济增长有关的报告中写到自己对劳动分工的支持：“说起制作钟表，如果一个人制作齿轮，一个人制作弹簧，另一个人雕刻表盘，再来一个人做表壳，那么整个钟表的生产会更好也更便宜，比所有工作都由一个人来完成好多了。” ⁽¹⁵⁾ 彼时，对劳动力的规范性分工已被认为是一种能生产出更好、更便宜产品的生产模式。然而，从工匠式的整体性技术一跃到配第所描述的依靠劳动分工的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非一件易事。完成这一飞跃，需要更大的工厂、更多的资本，以及对工人和工作本身的新的组织方式。

这些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直到 100 年后，英国的工厂——既包括纺织作坊，也包括重工业工厂——才开始使用机器，达到了需要对劳动力实行分工的生产规模。新出现的蒸汽驱动设备令更多工作设备同时运行成为可能，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工人眼看着自己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在议会和政治场合讨论工业问题成为英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贸易、繁荣和效率的名义下，工作模式急遽变化，许多人无家可归，或者被驱离家园，这样的变化在道义上真的是对的吗？

英国历史学家玛克辛·贝格（Maxine Berg）在她的一本杰出著作中记录了有关“机器问题”（machinery question）的辩论语境，这本书就叫作“机器问题”。 ⁽¹⁶⁾ 贝格提醒我们，机械化的人力成本和由机器主导的劳动分工，都被充分认识到了。例如，拜伦勋爵代表反对新技术运用的纺织工人，在上议院发表了一次演讲。当时出现了一些代替方案，其中就包括了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及其同事提交的方案。 ⁽¹⁷⁾ 他们提出，可以通过工人利润分成和合作式劳动实践等创新组织形式，来解决工厂里的控制问题。欧文还解决了他所谓的“深耕细作”（spade husbandry）问题（我们会称之为有机农业），农耕机器也在当时被引入农业生产，故也成为该政治辩题的一部分。欧文的许多论述重新在今天关于技术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的辩论中引发共鸣，然而在 19 世纪的英国，他的替代方案根本就没人理睬。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工业革命时期还有一个共通点：两个时代有各自为科学和技术发声的人，而这两个时代也都对科学和技术所能带来的效益怀有极高的、不理性的期待。机器——或者放到今天来说，是电子设备——很快克服了肉身凡体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短处。毕竟，机器不需要饮水，也不会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准则来要求工厂主对工人阶级施以怜悯。今天的银行自动取款机既不属于任何工会，也不需要休产假，尽管时至今日，最优秀的计算机也可能染上令人吃惊的病毒。

然而，在我们以当代眼光考察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化时，存在一个明显的盲点，而这个盲点不是当代技术扩张主义者版图的一部分。19 世纪 40 年代，技术的支持者们曾十分狂热地想用机器替换掉工人，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意识到：尽管工作过程中的工人变少后总产量还是很高的，但消化这些产量，需要的是购买者。对工人的需求虽然降低了，但对购买者的需求增高了，这一意识似乎并没有成为“机器问题”讨论话语的一部分。然而从彼时起，技术及其促进者不得不创造一整个社会体系——消费体系——来应付机器不断生产出来的棘手问题，但通常的解决方案就是购买者。

通常并非绝对。今时今日，机器和体系本身就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例如，相比 10 年前，现在的汽车需要装备更多零配件才能跑起来。行政管理和会计体系为工业产品开放了更多的市场，而这些市场又反过来为规范性技术服务。

虽然如此，工业革命的模式和技术真实世界的模式之间还是存在不少共同之处。其中一个显著、强劲而持久的共同之处，是 1944 年由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著作《人类的处境》（The Condition of Man）中优雅地总结出来的：“在 13 世纪到 19 世纪之间，人们或许会这样来总结道德气象上的变化：七宗罪变成了七美德。贪婪不再是一宗罪了。对世俗商品细微的关注与呵护，货币的囤积，不情愿捐助他人，这些习惯对资本存储都很有用。贪心、贪食、贪婪、嫉妒与奢靡，都是对工业的永久性刺激。” ⁽¹⁸⁾

在英国，罗伯特·欧文那条合作与利润共享的道路没能走成。欧文那个时代的工业化，不过是由几座新组织模式的孤岛构成，而这些孤岛漂浮在传统生活的广阔海洋上，虽然它们正在急速扩张。在欧洲人和北美人的行动和规划中，以产品为中心的模式之活动与经验开始把以生长为中心的模式排挤出去。这一历史性发展中的诸多面向，与我们讨论技术的真实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现在展示的其中一个面向，便与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有关，这一需求是由发展和维持工业企业得来的。

我想要摆到你们面前的论争如下：自工业革命以降，技术的增长与发展逐步要求政府和公共机构为其提供支持，并将之视作一个必需的前提条件，而这种关系在之前的时代其实是不存在的。现如今，一个人最先会考虑的，是运输技术——沿公路、铁路、空运和水路运送原材料和加工成品，或者是将能源或信息从生产端传送到使用端。这种储运系统及其技术，将所谓的工业和贸易的私人领域同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公共领域勾连起来。为了运转顺利，工业生产技术需要固定的运输与分配结构。在所有的国家，公共领域为此提供了基础设施，并依据体系需求调整自身。提供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已然成为所有政府正常而合法的功能。

电力储运的基础设施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作为一种商品，电力差不多是要持续不断地生产的，而且它无法像煤或焦炭那样堆放储存。更进一步来说，那些需要依靠电力供应来运转的工业产品，只有在通电的情况下，才能买卖和使用。由此，当电力技术普及以来，为工业规划并提供电力成为政府职能中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实际上，这些职能的进行都是为了技术企业的发展与扩张，但在公共政策的话语中，它们却一直被描述成为了公共利益而行使的公共职能。

以安大略水电项目为例。亚当·贝克 ⁽¹⁹⁾ 爵士将该项目的实施视作安大略政府的几个主要职责之一——提供廉价电力，用他的话说，向所有人提供廉价电力。但起初，该项目仅仅作为一个吸引工业和刺激电力技术发展的方式而存在，它也的确达到了目的，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就聚集了一些化学工业。至于安大略水电项目在发展核反应堆所需材料和配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更可直接被视为对工业增长和发展工业基础设施的承诺的满足。

当第一批生产和储运电力的网络在各个国家铺展开来的时候，技术施与政府的政治影响迎来了重大改变。技术变得政治了，它甚至赋予了这个词新的含义。现在，特定的技术与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趋势紧密联结。以一种全新的激进方式，国家与技术二者相互服务。 ⁽²⁰⁾ 托马斯·休斯 ⁽²¹⁾ 在其著作《权力网络》（Networks of Power）中，通过比较在电力开始变成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的时代，伦敦、柏林和芝加哥的电力储运系统，很好地说明了国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²²⁾ 由于强有力的地方政府的存在，英国早期的电力储运系统是由大量小的、地方性的发电厂组成的。而德国在政治层面上正逐步实现中央集权，更倾向于为柏林建设一个中央式的大型都会区电力储运系统。尽管发电厂是私营的，但它们的活动往往横跨好几个行政管辖区，故它们其实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形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需要对这样一个系统进行统一调配，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不同辖区内实行不同的电压、电频或供电标准。

有趣的是，关于这些储运技术操作参数的技术性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是含有政治画外音的呢？你们一定还记得安大略水电项目，一直到大概 30 年前 ⁽²³⁾ ，该项目都是以 25 赫兹的电频工作的，而当时北美其他地方都开始采用 60 赫兹的电频标准。（你可以推测，该水电项目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自己的市场，阻止了竞争者的闯入。 ⁽²⁴⁾ ）最终，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极有效率的转变将安大略水电项目带到了北美的标准体系之中。北美地区的标准电力输出是电压 110 伏特、电频 60 赫兹，而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是电压 220 伏特、电频 50 赫兹。这样的技术参数通常构成了基本的非关税措施，用以保护和扩张有着特定源头的技术。类似的参数标准扯皮，最近在电视工业内也发生了，涉及高清晰度的标准。

我之所以强调基础设施供给相关的公共政策与技术传播之间的联系，有这样一个原因：针对采用某种特定的技术，几乎不存在关于该技术之优劣的公共讨论。比如，加拿大人从未被询问过（例如通过下议院的一条法案）他们是否准备好了把他们的赋税用于发展、制造、买卖核反应堆。要是没了公众资助的研究和发展项目，没了产业支持与促进，没了政府贷款，加拿大的核技术根本就不会存在。在今日之技术真实世界中，政治系统的建构不是为了让公众对国家范围的技术型企业的规划进行辩论、提供意见，但真正重要的正是公共规划。不要看是谁拥有铁路或传送系统、无线电波频或卫星，而要看到正是公共领域为大量的科研提供了空间、许可、规则和财政支持，是公共领域授予了它们“通行权”。是时候让我们作为公民，真正地关心我们所授予技术的通行权了。

设计和建造通往港口、机场的道路与入口的成本，的确都是由公众支付的。然而，在公共议事日程之下，通常会存在十分具体和部门化的议程。对满足私有工业发展和技术扩张的公共规划早已超过了实体基建所能提供的范畴。税款和奖助金结构是存在的，但同时，技术需求对劳动力的预备和训练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存在的。所以，未来的公民可能像提升道德素养和历史知识一样，提升自己的计算机使用水平，而在我看来，哪种教育议程更符合大众利益是值得讨论的。

关于这点，你或许会问：“你说的都是些什么鬼东西？难道基础设施要被描述成摧毁公共领域，而不是为市民和工人提供同等的服务？它们难道不是技术真实世界中的普通生活的一部分吗？它们既不需要被质疑，也不应该被改变。”

或许我该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放到一个大体的框架中予以讨论。由此，我想先区分这样几组概念：可分割的收益与不可分割的收益，可分割的成本与不可分割的成本。听起来似乎挺学术的，其实不然。我来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果你有一座花园，而你的朋友帮你种了一大片番茄，收成以后你尽可以把成果分享给帮过你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你所获得的就是可分割的收益以及对该收益的分配权。那些没帮助过你的人，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再看另一个例子，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费了很大的劲来对抗污染，终于成功改变了一整条街的电池回收状况，那些帮过你的人自然会得到好处，但那些没帮过你的人也能从中得到好处。在这个情况中，你和你的朋友获得的便是不可分割的收益。

通常来说，我们会认为参与社会中那些提供不可分割收益的事务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因为毕竟政府的相关机构是由税务体系资助的。这些不可分割的收益既包括正义与和平，也包括清洁的空气、卫生环境、饮用水、安全的道路、平等受教育权。而从法庭、学校到监管系统和执法系统的诸多公共机构或体制，都是为完成这些公共任务而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历史上出现了这样的概念，公民放弃了一些他们的自治权（以及一些金钱），向国家换来了其对“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保护和提升，这里的“共同利益”，便是不可分割的收益。

技术改变了政府对其公民负有责任这一概念。公共基础设施促使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成为可能，但同时，它们也越来越频繁地变为通往可分割收益的道路。由此，公共财政为私人部门获取可分割收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与此同时，本应是不可分割收益之来源的国家，其状况日益恶化，而不可分割收益得不到保护。

让我具体来说说吧。当今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全球环境破坏问题，其罪魁祸首便是代表技术及其可分割利益的基础设施的演进，盖过了政府保护关于不可分割收益之资源的相应义务。全球环境恶化的情况能否成功扭转，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明晓并加强政府在保卫世界不可分割收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义务。

技术性基础设施的强劲力度、根深蒂固和难以察觉，为保护和恢复自然环境的任务为何如此难以完成，提供了一些解释。

我在前面强调过，许多与技术进步和合宜的基础设施的供给有关的政治决策，都是在技术层面做出的，与公众监察八竿子打不着。但这些决策的确包含了政治偏见和政治优先次序，从技术上来说，这些都是无须言明的。就公众知情而言，只有当规划和设计被执行和使用时，决策的本来面目及其隐藏的政治议程才会变得明显，当然，此时再对规划做出改变已经太晚了。

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与美国纽约州林荫道的设计，以及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他负责设计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晚期纽约州的大量公共作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关。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A. 卡洛（Robert A. Caro） ⁽²⁵⁾ 提到了著名的纽约州林荫道上的桥梁和隧道。这些桥梁和隧道都很矮，摩西特意如此设计，为的是仅允许私家车通过。那些仅仅因为贫穷，或者因为是黑人，又或两者兼有而不得不乘坐大巴出行的人，就这样被桥梁的技术性设计剥夺了使用和享受林荫道及其“便利设施”的权利。即便在罗伯特·摩西所处的年代，一句“我们可不想要那些黑人逗留在我们的公园里”的政治表述在纽约州也是不可接受的，但基于同一偏见的技术性表述能够被接受。当然，对于公众来说，这一设计的意图只有在执行之后才能被看出来——如此一来，桥梁已经建好了。

我在这儿强调了技术对政府和公共规划的性质与工作层面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全体性的和地区性的规划本身应该被忽视。由于基础设施的性质和规划的全面推进，公共规划和全体性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重叠也就不让人惊讶了。规划何时结束，何时又起，已经很难让人看明白，因为存在着一个固定的专家社群。这些在政府和技术型企业之间如鱼得水的专家为人们提供了专业意见，他们在一起接受教育，他们通常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且他们往往不处于他们所提规划的接收端。基于上述情况，公民们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艰难的境况中。在技术的冲击下，政府本应承担的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义务已经改变，但这些变化几乎没有以清晰的政治概念表达出来。同时，政治决策被以技术性问题的形式提了出来，其中涉及的概念和方式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难以企及的。

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将就如何在当今的技术真实世界中做好一名公民这一问题，做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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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挫警仪（fuzz-buster）是一种安装于汽车内部的装置，用于探测警方的雷达系统，使司机有足够的时间把车速降至规定的车速范围，从而避免因违反交通法规而受到传讯。——译者注

(2) Heather Menzies, Fast Forward and Out of Control (Toronto: Macmillan of Canada, 1989); 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ed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How the Refrigerator Got its Hu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The Science and Praxis of Complexit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5). 会议的文稿座谈于 1984 年 5 月 9—11 日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

(4)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21—1994），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技术社会》《技术秩序》《技术系统》等。埃吕尔学派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杜威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并肩的四大技术哲学学派之一。——译者注

(5)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translated by J. Neugroschel (New York: Continuum, 1980).另见 W. H. Vanderburg, Perspectives on Our Age: Jacques Ellul Speaks on His Life and Work, translated by J. Neugroschel (Toronto: CBC Enterprises, 1981)。

(6) 在大量关于系统的文献中，以下两本书呈现了经典的基础性知识以及概念的发展脉络：L. von Bertalanffy, General System Theor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8)，以及 Anatol Rapoport, General System Theory (Tunbridge Wells: Abacus Press, 1986)。

(7) Pam McAllister, ed., Reweaving the Web of Life: Feminism and Nonviolence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2); Vandana Shiva, ed., Staying Alive (London: Zed Books, 1988).

(8) 朱利安·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另有《心灵的自然史》《伊壁鸠鲁的体系》等。

(9)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lated by A.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译文沿用福柯著，杨远婴、刘北成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56 页。——译者注）

(10)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英国数学家和发明家，现代计算机的创始人。——译者注

(11) C.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C. Knight, 1832).

(12) 戴维·诺布尔（David F. Noble，1945—2010），加拿大科学、技术、教育史学家，以其对自动化的社会史研究闻名于世，著作有《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等。——译者注

(13) David F. Noble, “Present tense technology,” in Democracy, Spring/Summer/Fall, 1983. 其作为专题论文再版，见 Surviving Automation Madness。

(14) 勒德分子（Luddites），19 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因机器取代而失业的人，他们以奈德·勒德为精神领袖，有组织地进行抗议示威活动，甚至捣毁机器。该词后来引申为指持反机械化以及反自动化观点的人。——译者注

(15) William Petty, “Of the growth of the city of London,” in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vol.2, 1682, C. H. Hull, ed.,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899).

(16) Maxine Berg, 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7) Robert Owen, A View of Society and 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 V. A. G. Gattrell, ed., (London, 1962); Robert Owen,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Written by Himself (New York: A. M. Kelley Publishers, 1967); Sidney Pollard and J. Salt, eds., Rober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London: Macmillan, 1971).

(18) Lewis Mumford, The Condition of M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19) 亚当·贝克（Adam Beck，1857—1925），加拿大政治家，水电倡导者，安大略水电项目的奠基人。——译者注

(20)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aul Mckay, Electric Empire: The Inside Story of Ontario Hydro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Press, 1983); Siegfried Giedion, 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New York: Norton, 1969).

(21)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1923—2014），美国技术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译者注

(22) Thomas P. Hughes,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23) 本演讲稿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故此处的 30 年前应指 20 世纪 50 年代。——译者注

(24) 这一决策构成了一扇将其他电力供应商排挤在外（见上面 McKay 的著作所述）、让其他装置和机器工具供应商无法进入该地区的大门。我们必须知道，安大略省的新居民们在过去的 20 年间已经能使用 220 伏特的交流电来驱动比如衣物烘干机之类的家用电器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能在不使用配适器的情况下在家里连上欧洲来的小电器。这一类澄清是我在与 D. J. C. 菲利普森（D. J. C. Phillipson）的通信中被提出来的。

(25) Robert A. Caro, 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