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在这些演讲中，我反复强调了规范性技术的劳动力特性会让人们适应服从与一致的文化，而这会带来十分显著的影响。

伊凡·伊里奇在他写于 1981 年的文章《影子工作》（“Shadow Work”） ⁽¹⁾ 中指出，规范性技术，特别是在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规范性技术，只有在客户——比如家长、学生或病人——完全忠诚，而且严格遵照体系的相关说明来行事时，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由此，规范性技术的高级应用，不仅要求工人们的服从，还要求那些使用技术的人或者为技术所用的人的服从。伊里奇强调，公民个人和公民群体在使规范性技术运转起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上一篇关于支持技术的基础设施的演讲中指出，不仅个人必须适应服从的规划，连政府和公共机构也不得不如此。

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依据某种典型的内在逻辑展开的，凡事付诸行动，自然会希冀相匹配的反应的出现，不管出现的是针锋相对的冲突性逻辑，还是忍气吞声、相安无事。在规范性技术被建构出来用以进行社会交易时，这些交易以技术的逻辑、生产的逻辑被组织和再组织。由于技术真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开始由规范性技术完成，技术逻辑也开始压倒其他类型的社会逻辑，比如同情逻辑或责任逻辑、生态拯救逻辑或与自然相连接的逻辑。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就谈到了这种压倒性权力。 ⁽²⁾

我想通过调查不同技术被引入社会所产生的不同模式，来阐明技术逻辑压制其他种类社会逻辑的机制。技术史学家指出，这一引进过程一般会有几个阶段。发明与创新可能带来特定的技术发展，而技术发展会带来技术的增长、社会接受度的提升、生产过程及产品的标准化。标准化一般能够带来技术的巩固以及经济的巩固。从这一点来看，某种技术可以变得异常稳定，以至于任何进一步的技术创新都不可能发生。技术本身不再发生变化，或者至多只是进行少量调整。

我们也可以从接受了技术的社会之角度来看发明、增长、接受、标准化和停滞这同一过程。这个视角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更丰富的图景。从这个更为有利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个发明的初始阶段，是充满了热情和想象力的。彼时，人们会付出大量精力探索和阐释某个新发明是多么美妙、多么有用。科幻作品通常会为这样的想象力探索提供框架。人类飞翔的梦想、快捷私人运输的梦想、洲际即时通信的梦想、智能机器协助的梦想，强调的都是从辛苦的体力劳动和家里的苦差事里解脱出来。创造力以及从辛苦工作中解脱出来的源泉似乎已近在咫尺。在这一阶段中，创造出了一种人类间的联结以及一种普遍的兴奋感，后者源自人们认为自己参与了一个美妙的、进步的时刻。对此有所保留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不满的怀疑论者，充满了对改变的恐惧——就像老太太嘴里常说的，如果上帝想要我们翱翔天际，他就不会赐予我们铁路了。

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过“对蒸汽机的颂歌”，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大型展览上摆满了光学和声学设备，它们似乎勾勒出了一个普通人能触及的、更激动人心的生活。 ⁽³⁾ 在这一生机勃勃的阶段中，技术通过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想象，完成了更广泛的成就。是啊，人们会觉得，为什么不去试试开辆汽车或者打个电话呢，用这些奇特的机器来工作也不错呀。

这个阶段之后，在飞驰的想象力、人类之间的联系以及过多的渴求相互作用下，一个新阶段出现了。这个阶段若要形容起来，就像一位严厉的父亲会说的：“你好好想想，长大后你到底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技术增长与标准化的过程。从这个阶段开始，行业对人——无论是工人还是用户——的需求大大降低。

用汽车来当例子，在其初创阶段，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机器新娘”（mechanical bride），这个概念由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用以描述汽车与车主之间的关系。 ⁽⁴⁾ 年轻人定期保养自己的汽车，擦亮或翻新，修理或升级。车主之间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友爱之情：他们会倾慕彼此的“汽车新娘”。在现在的技术真实世界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在汽车技术的“中世纪”，调整或修理汽车不只是把可更换部件拿出来，用完全相同的部件替换掉。对车主来说，汽车修理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较难实现的。在那个时代，汽车的购买和保养费用十分昂贵，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买车既非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将之当作必需品。由此，“机器新娘”转变为一位要求很高却是最基本的“商业伙伴”。

汽车的技术标准化已经完成，随之而来的是，车主不再需要直接接触汽车机器本身。同时，那些本服务于不使用汽车的公民之基础设施逐渐衰退，直至消失。有人会说，这些基础设施是被淘汰的。铁路越来越让位于公路，由此本用来解放其使用者的技术，如今反而开始束缚使用者了。拥有这“四个轮子”本应得到的乐趣——那种想走就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独立感——如今已哑然无声，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成千上万的人或许都在同一时刻想去同一地方。

技术的早期阶段一般发生在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情境中。使用者参与其中，他们会获得一种控制感，会觉得自己有完全的自由来选择使用或拒绝某种技术及其产品。然而，一旦某种技术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被制度化，使用者往往会被迫支持这两者。（从这点来看，技术本身是可能停滞的，所谓的进步也许是伪装的或临时的。在这之中，技术的竞争成了一种仪式。）再回到汽车的例子，铁路逐渐消失，“开车出门还是不开车出门”的对立式选择已经不存在了。

当评价不同的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时，上面提到的技术内部年代表必须被考虑进来。比如，在我的记忆中，不仅汽车有这样一种年轻的、参与式的阶段，音频设备也是如此。彼时，人们会谈论匹配阻抗、建造唱机转盘和机箱里的前置放大器，以及比较各自在声音的高保真复制方面做出的令人敬佩的成就。这样一个阶段也消失了。市场现在只提供标准的音频插件，使用者可以用这种设备听声音，但除了按按钮以外，其实你什么都不能做。计算机使用也在面临同样的演变。现在使用个人计算机的流行度以及使用者情感上的参与度，跟汽车还是“机器新娘”那会儿很相似。 ⁽⁵⁾ 同样的，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技术也许诺解放使用者——你不需要再有好的打字机使用技巧，不需要再纠正自己的拼写错误；不需要会算数，不需要知道怎么算百分比；也不需要再把档案分门别类。这些事情计算机都能做到。它甚至能把你那封写给阿梅利亚婶婶的令人不快的信回收，稍做调整，再次寄给其他的家庭成员。

制造商和发起人总是鼓吹新技术能够让人解放的一面，而无视其存在问题的一面。他们会试着让人们不那么恐惧技术，以用户友好为导向，让使用者在学习新技能的过程中产生自豪感。他们还会建构用户社群，里面充满了分享新学技能的热烈气氛。在计算机领域，这些努力最好的体现就是计算机杂志的流行。这些杂志包含从免费的，比如能够从社区的便民商店里直接领取的《多伦多电脑报》，到高级的，比如《电脑世界》。这些杂志拥有类似的风格，充满了情感耸动、激动人心、大惊小怪的报道。它们让我一下就联想到了女性杂志，后者也是大规模地出现在超市，里面会介绍各种看似精美的厨房用具和精致的食物，还会配送优惠券或免费礼品，以及交换用的食谱和靠谱的烹饪捷径或特殊效果建议。我强烈推荐你们从行文结构和风格方面仔细看看计算机杂志里面的文章。你或许会翻到这样的专栏——“我是怎样发现 LOTUS 1-2-3 ⁽⁶⁾ 表格的更多功能的。”“超乎想象！我是怎样扩张 Mac 机的功能的。”这些专栏强烈地让我想到类似“用现成袋装面粉做蛋糕，我是怎样做到没让婆婆看出来的”的专栏文章。

你或许会质疑这种类比的可靠性，也许还会问：“介绍袋装食物和开拓家庭计算机市场之间真有这样的一致性？”我认为是有的，论述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见证了食物化学添加剂领域的进步，而这些添加剂使食物能在货架上待得更久。与此同时，新机器的出现使商品的单独包装在经济上更可行，新的商品储运系统——特别是空运——也在此时兴起。由此，食物成了化学上稳定，行业化包装，以及商业化远距离运输的东西了。做广告与拓展市场的挑战在于如何刺激和诱使烹饪过程与食用习惯发生改变，使之使用这样一种新产品（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装置）。

接下来，证据链从“贝蒂妙厨” ⁽⁷⁾ 及其食谱，到杂志和小玩意儿，再到冷冻食品和冷冻快餐，一直到今日试图推广的辐照食品（或者第三世界正在推广的所谓婴儿配方）。对工业化生产食品的推广，试图让家庭妇女把这些产品当作能够从家务中解放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东西，而不去担心化学添加剂和日益增长的开销。我在个人计算机的推广过程中看到了同样的情景，而且我认为这种向使用者的倾斜是有意为之的。这种推广方式试图营造一种在新技术的运用下看似无害的家庭氛围，以此渐次推进新技术的接受度。谁会对这些能让家庭生活变得更有趣味、可爱且智能的东西说不呢？你看，孩子都能跟它们做游戏呢。 ⁽⁸⁾ 甚至有一种计算机语言来支持这样一种无害的环境氛围。人们会说“开机”（booting up）和“文字样板”（boilerplates），还会说“鼠标”（mouse）和“菜单”（menu）。在这种语言中，使用者似乎感觉到自己有选择，掌控一切，与机器和其他使用者保持着一种令人舒适的关系。

但是这一阶段并不长久。在那丛粉色毛绒背后，人们已经能够看到全球性重构的一些征兆。工厂里的变化已经开始，而取得控制权的并不是工人。当你翻阅那些煽情的计算机杂志时，你或许会想读读海瑟·孟席斯（Heather Menzies）的《快进与失控》（Fast Forward and Out of Control） ⁽⁹⁾ ，在这本书中，孟席斯从加拿大经济和工人的角度谈论了全球性重构。

如果我们不仔细观察新技术的推广，特别是不观察随之而来的基础设施，那种用技术解放生活的承诺很可能会变成通往奴役的门票。我想用一个例子来提醒你们新技术所谓的解放承诺的可疑之处。这个例子明确、直接而激烈，我们来看看缝纫机的推广过程。

1851 年，机械化的缝纫机成了一种可以购买到的设备。销售商在宣传它时称之为一种可以将妇女从手工缝制的杂务和苦差中解放出来的居家用具。无论是家庭妇女为了家用而缝缝补补，还是女裁缝为他人缝制东西，该机器的承诺是她们都能从辛苦劳动中解脱出来。可以看出，该设备不仅承诺让女性个人受益，还确立了更高的目标，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下面这段文字写于 1860 年，谢丽斯·克拉马雷（Cheris Kramarae）曾在她关于缝纫机历史的文章中引用：

在一段时间之后，缝纫机会极为有效地清除所有阶层里的衣不蔽体者。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开始采用这种机器，而它在为贫困者提供衣装方面所做的工作，比文明世界所有愿意投身慈善事业的女士加起来可能做到的工作还要多上 100 倍。 ⁽¹⁰⁾

这一预言的作者很明显地假设了，缝纫机的推广会给那些一直从事缝纫工作的人带来更多的工作，以及更简便的工作。他们会在毫无变化的环境中，接着干他们一直在干的事情。

现实与此相差万里。在新机器的帮助下，缝纫工作开始在工厂环境中进行，血汗工厂开始剥削女性劳动力，特别是女性移民的劳动力。实际上，缝纫机不再是解放的同义词，而是剥削的同义词。家庭缝纫机的使用频率很少，因为机器缝制的家居用品和服饰完全能直接在大型市场上购买到。这些服饰是用规范性技术制作出来的，在这种情境中，一个女裁缝工只缝制袖子，另一个女工把袖子缝到衣服上，一个女工缝制扣眼，另一个女工负责熨平衣服。一种利用劳动分工的严格的规范性技术，就这样从一种宣扬解放“家务”的新机器中诞生了。在随之而来的服装行业变革中，大量的设计、切割和装配工作开始自动化操作，这个过程一般会完全清除相关工人。

服装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史，跟目前饮食工业化所处的阶段类似。食物零售商店用冷冻的或添加化学剂的产品组合生产出“套餐”，就像生产衣服时将袖子和衣领进行组合一样——这些都是低收入工作，而且缺乏对雇佣关系的保障。的确，女人们在缝纫、烹饪方面做的工作更少了，但她们要在家庭之外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买到衣物和食物。

将许诺的解放变成奴役的，不是技术产品本身——不是汽车、计算机或缝纫机——而是促使人们使用这些产品并对它们产生依赖的结构和基础设施。有趣的是，在技术传播的过程中，普通事物——比如一顿家常饭，一件私人制作的衣服——变得价格不菲、十分特别；但曾经高价而特殊的东西——比如从东方运来的衣物或水果——现在变得极其普通和常见了。

我来简要重述一下：许多新技术及其产品进入大众视野，它们允诺会带来希望、想象力和参与度。在不少情况中，这种允诺最终被证实是虚构的、不真实的，即便在最好的情形中，这种允诺也在极大程度上是被夸大的。在此期间，人们广泛地讨论个人层面——使用者或工人——的获益，关注从苦差和杂务中解脱出来的轻便生活。人们除了用模糊的语句来夸耀进步之外，似乎不会从大量人群使用同种设备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也不会关注新技术带来的组织性和工业化的影响。

除了夸张的个体层面的承诺，技术还被认为能够轻易融入“正常生活”。精心选择、用来形容新技术进步的宣传话语，能够打造这样一幅图景，其中有亲密无间的社区和充满冒险精神的使用者。然而，一旦这种技术被广泛接受并被标准化，技术产品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使用者的活动范围会受限，他们的地位会下降，他们的需求也不再是设计者主要考虑的东西。于是，某种技术在社会和政治影响力上的增长所带来的可辨识模式，不再需要依靠之前正在成形的体系中的技术特征。

现在清楚了，我们不可能“仅仅引入”某种新玩意儿来完成特定的工作。愚蠢的人才会认为在这种情境中，其他任何事物都会保持不变。只要一个事情发生改变，所有的事情都会跟着改变。即便一个家庭只是买了个洗碗机，它也会改变家庭成员的沟通和时间模式，以及他们的期许和合作的方式。

女性主义讨论和研究在科技的社会和政治维度上做了更多新的阐释。从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的《关于性别与科学的思考》（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到辛西娅·科伯恩（Cynthia Cockburn）的《支配的机器》（Machinery of Dominance），这些调查为质疑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崭新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洞见更清晰地澄清了我们所谓的科学与技术的企业本质。时至今日，有大量文献阐明了在大多数科技领域内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是如何仅仅通过等级、威权、竞争和排外而在本质上遵循男性模式的。 ⁽¹¹⁾ 在技术领域，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讶，技术的主要层面都与规范性实践相关，由此也就与权力与控制工具的发展相关。

我在前面谈到过罗伯特·摩西的林荫道系统，这种技术将种族和阶层偏见包装了起来。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对性别偏见的技术包装。在第一篇演讲中，我指出了作为实践的技术如何能够定义和辨识实践的内容和从业者。工具和职业中为人所知的性别化倾向，带来了针对女性的强烈偏见，这些偏见既是个人化的，也是体制性的。有些学者，比如萨利·海克（Sally Hacker）和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就记录下了这些偏见及其后果。 ⁽¹²⁾

你们一定不要以为这种偏见只会伤害女性。将女性排除在形成性的从业者之外，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害的。阻挡妇女发挥自身创造性实践来参与技术活动的一个强有力障碍，便是技术工作的分隔及其死板的建构。1984 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女性改变科技，还是科技改变女性？”（Will Women change technology or will technology change women?） ⁽¹³⁾ 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提出了知识与工作的技术性建构问题。就像我在这些演讲中做的一样，我在那篇文章中勾勒了规范性技术的本质，阐明了令规范性技术起作用的因素。我还将这一工作模式与历史上女性在情景性和整体性工作中的经历进行比较，后者的成功往往基于个人的判断，对工作整体进程的把握，以及在任何时候辨识基本变量的能力。然而，这些知识和判断的特质在现代工业化生产中竟不名一文，甚至是不被赞许的。即便如此，这些技能和力量却通常是女性能够带给工作场所的。

我在那篇论文中争辩到，如果将女性放入技术的真实世界仅仅是为了让她们在现有的技术模式中工作，那是毫无意义的。女性能够给技术带来的最大贡献，恰恰是通过理解、批判和改变那种让女性远离技术的体系参数，来变革整个技术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变革技术的真实世界本身。庆幸的是，我已经看到了这种结构性变革的一些小起步——不那么规范性的工作，分级不那么严苛的工作场所，以及不那么严格论资排辈的工作关系。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女性想要获得成功，最有效的途径仍是尽快成为“那些小伙子”中的一员。

对于由科技的科层式结构和女性的缺席所造成的维度上的缺失，我还有许多东西可说，但现在我得聊聊在新技术的引入阶段中作为工人的女性。标准的技术史 ⁽¹⁴⁾ 很少承认女性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所做的贡献，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没了女性的付出，没了她们做大量细小但重复的工作的意愿，没了她们学习复杂工作模式的能力，电气与电子技术不会以目前的方式发展起来。人们通常都会强调女性在新技术秩序中的低薪酬，但不为人所强调的是，女性的技艺与毅力对技术本身的发展而言是多么重要。当人们翻阅电气与电子技术设备的制造史时，很明显能看到女性工作者的在场对制造商的成功是多么关键。

同样，我们也能在机械技术向办公室转移的过程中观察到这一点。除了女性，还有谁能够应付庞然大物般的早期打字机，并开始学习以比别人讲话更快的速度打字呢？

一个有关处于新技术世界中的女性的例子，是电话接线员的历史，它在政治方面显得特别有意思。在电话的早期发展时期，接线员的工作可不仅仅是在接线总机上连接各个线路。而跟电话工程师和维修工职位不同的是，担任电话接线员的往往是女性。

1988 年，卡洛琳·马尔文（Carolyn Marvin）出版了一本极具洞见和原创性的书，她在书中描绘了普罗大众和商贸社群对各种电气技术引入的反应，范围从电灯到电报和电话。 ⁽¹⁵⁾ 这本《旧技如新》（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用历史证据表明了新技术的引入与社会关系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还阐明了我在前面提到的新技术狂热的想象力、夸张的期许和不理智的恐惧之发展阶段。马尔文提供了丰富的关于人们使用新电气技术，并通过使用而优化新技术的证据。人们的这种参与是以不同方式实现的，但这里我想要集中谈论在电话系统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接线员扮演了何种角色。

为了使电话技术稳定下来，人们需要为使用电话寻找合适的方式，也需要将这些方式建构为正常生活和商业工作中的一部分，而电话接线员正是连接这一新技术与社群的关键因素。需要强调的是，接线员并不是一种机械式或电子化的联结，他们是人类。电话接线员所在的接线中心主导了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技术的运用。接线员想方设法让电话这一技术变得有用，他们所担任的角色在今天可能会被称为“产品研发工程师”。

在电话的早期发展阶段，电话接线总机同时也是电报站。例如在 1892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正是通过接线总机传播出去的，在那儿，接线员不断将大选结果传达给电话用户。同样，电话用户也可以打电话到总机询问最新的运动会比赛结果。电话接线员能够接收和转播信息，他们也能与其他接线员取得联系。实际上，在 1890 年，你已经能召开一次电话会议了。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电话提供了不只是双向的人际交流。一位运动赛场的记者可以通过电话描述一场重要的比赛，同时他也能通过电话听到正在大型合用线路上收听该比赛的人所发出的欢呼声和嘘声，合用线路正是为这种场合准备的。收听者数量众多，可能多达好几千人。事实上，一些大型事件就是通过电话“广播”出去的。在巴黎，人们花上 5 生丁 ⁽¹⁶⁾ 就能通过电话收听半个小时巴黎歌剧院的歌剧表演，“就像真的一样”。

在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电话与电报传播技术应用被发展和测试，而接线员正是这一实验的中心参与者。在那个时代，人们无法想象不通过接线员就拨打电话，接线员的角色既是一位服务员，也是一位操作和解决问题的工程师。

一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融合发展到令技术促进者满意的地步，一旦技术需要的基础设施被建设起来、其他路径被封死，技术便会开始移除自身与人类的关联。不久后，电话接线总站就被重新设计，并实现自动化，接线员逐渐被更为复杂的装备所取代。同技术与人类之间的联系一起消失的，还有电话的社区式应用。今时今日，工程师们正忙着发明和贩售各种能够完成接线员工作的装置：我们在电话上安装了答录机和日程提醒设备，我们尝试在同一组织的不同设备间转移来电，我们已能直接安排电话会议。

现在，我们的电话机所能做到的大多是单向交流。我们也许可以接收到一通天气预报来电，但我们无法对这早就录好的声音询问：“你确定吗？看起来要下雨了哦。”对于这种录音来电程序，最多也就是一对一的交流，我们既不能参与他人的讨论，也不能在某人提出一个妙点子时发出呼声。当然，有些时候电话中的一对一交流是重要甚至能救人一命的，许多大城市的急救热线一直处于忙碌状态便是一例。然而，电话技术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对“电子化的互不往来”的拙劣模仿。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打广告的——当然，是在电视上：

来城里最棒的两个地方遇见有趣、刺激的伙伴吧——交个朋友，谈场恋爱，寻欢作乐。这就是“约会游戏”。听取私人征友广告，直接通过你的按键式电话接收和发送信息。请拨打 1-976-9595。想要参加派对？想要结识朋友，甚至遇见对的那个人？拨打“派对热线”吧，1-976-8585。约会游戏、派对热线，拨打一次仅需 3 美元，超过时间加收费用。

显然，这些热线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要说起来，应该是在比较富裕的年轻人中。我听说，许多年轻人拨打这些热线时，只听不说——甚至在“派对热线”也是如此，即便在那儿双方本是可以沟通的。这些 976 热线正是技术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当人类对群体和温情的需求被技术设备满足时——使用者得到了幻象，提供商得到了利润——我们还能对这个社会说些什么？

我之所以认为电话这个特定的技术应用很令人不安，是因为作为解决人的孤独问题的设备，它实在具有欺骗性和不正当性。在友谊和人际关系方面花费时间，精心维护，这是没有捷径可言的，任何承诺提供所谓捷径的东西都不正当。当人的孤独成了某些人通过技术设备用来赚钱的资源，我们最好停下来想一想人类需求在技术真实世界中的位置；当技术终于开始容忍“人有人的用处” ⁽¹⁷⁾ [诚如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于 1950 年所言]，我们那本应更为充实和精彩的人生到底去哪儿了呢？

我想再次强调，真实世界中的技术发展是多么频繁地贬损了人的维度。我想说说与早期的电话接线员相似的一群女性，她们在发展和测试一种新技术的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但并未因此得到什么赏识和奖励。她们就是尝试建立起机械化办公室（电子化办公室的前身）的女员工和秘书们，同时也是“产品研发工程师”——她们为早期复印机、计算器、新开发的打字机和制表机等难以驾驭的发明探寻使用方法。正如伊莱恩·伯纳德（Elaine Bernard）在她的一篇关于打字机历史的文章中所描绘的，这些女性的工作通常是极具难度的。 ⁽¹⁸⁾

当高精度步枪的市场逐渐萎缩时，雷明顿父子（E. Remington and Sons）公司扩大了自己的经营业务，它开始研发打字机，而该公司彼时生产的打字机完全不适合解决使用者手边的工作。早期的打字机在拥塞的字锤和键盘方面存在问题，尤其是当敲击的字母在键盘上相隔很近而且相应的字锤间也相隔很近时，一旦操作者开始迅速敲击，键盘按钮很可能在被按下去后无法及时回升，一下就乱套了。

于是雷明顿委任了一项关于敲击字母频率的相关性研究，由此设计师们就能知道哪个按钮被使用得最多。有了这样的信息作为基础，一种新型的键盘以及字锤安装方式被设计出来。现在键盘和字锤之间有了足够的物理空间，确保打字过程中能够连续敲击。这意味着你在打字上要花更多功夫了，但拥塞问题仅仅是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来“解决”的。也就是说，是机械设计方面的考量而非减轻打字压力的考量，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如此独特的键盘，以至于今天它仍被使用在所有的打字机和终端机上。键盘阻塞的问题已消失很久了，但一代代的打字员和键盘使用者仍然受困于雷明顿的这款键盘设计，即便更为便捷的键盘早就存在了。

上面提到的关于电话和打字机的历史故事，告诉了我们操作者在技术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在让技术运转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这些故事也告诉我们，在该过程中，技术设计师会忽视操作者的需求。打字员们拿到手的可不只是一部笨拙的机器，他们和电话接线员一样，还遭遇到了一般性的工作区隔，这种区隔已经成为机械化和自动化进程中的一部分。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并受到控制，女性就只剩下碎片化以及越来越无意义的工作了。

作为这篇演讲的结尾，请允许我读一首海伦·珀特班克 ⁽¹⁹⁾ 的诗，来描绘这样一种情景：

又一个愚蠢的打字失误

打字的本质其实是
犯一些愚蠢的错误：
都是些细碎的活儿
和愚蠢的事儿。
我不想犯些蠢蠢的小失误；
我想犯重要的大错误。
哪怕只犯一个
足以让主管惊慌失措，
面色惨白几近昏厥，
然后飞跑到经理办公室。
经理也脸面灰沉，凝望窗外，
然后毅然拾起电话
请示正在打高尔夫的大老板。
大老板竟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经理关了办公室的门，
时间飞逝。
那些女人不说话
或者耳语，
她们也脸色惨白，但庆幸祸不在己。
为此甚至召开了紧急股东大会，
我们只能听信传言。
为了确保我不会在子公司或联营公司
偶然再获得工作，
他们只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
买断 14 年的工龄，要么提前退休。
议会也为此提出质询，
首相大人对议院打包票
大多数打字员都只犯些愚蠢的打字错误
影响不了贸易平衡。
在（匿名）接受一次访谈时，
我对这事儿才有了开口的机会，
我谈论的是，打字失误对经济的影响。 ⁽²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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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第二章注释 1 。

(2)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3) Humphrey Jennings, Pandaemonium: The Coming of the Machine as Seen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1660—1886 (London: A. Deutsch, 1985).

(4) Marshall McLuhan, The Mechanical Bride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51).

(5) 作者指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译者注

(6) LOTUS 1-2-3 是 1983 年由莲花公司出品的一种电子表格软件，它是同类软件的鼻祖。——译者注

(7) “贝蒂妙厨”（Betty Crocker），美国一个提供主食、配菜、甜点及烘焙食品的生产商。——译者注

(8) Dennis Gabor, Innovations: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Tracy Kidder, 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 (London: Allen Lane, 1982).

(9) 参见第二章注释 7 。

(10) Cheris Kramarae,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ewing machine,” in Technology and Women’s Voices, Cheris Kramarae,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7).

(11) Joan Rothschild, ed., Machina Ex Dea: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Toronto: Pergamon Press, 1983);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Evelyn Fox Keller,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ynthia Cockburn, Machinery of Domi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1985).

(12) Karin D. Knorr-Cetina and Michael Mulkin, eds.,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Sage Books, 1983); Sally Hacker, Doing It the Hard Way: Essays on Gender and Technology, Dorothy Smith and Susan M. Turner, eds. (Boston: Unwin Hyman, 1990); C. DeBresson, M. L. Benston, and J. Vorst, eds., Work and New Technologies: Other Perspectives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Press, 1987); Sally Hacker, Pleasure, Power and Technology: Some Tales of Gender, Engineering, and the Cooperative Workplac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13) Ursula M. Franklin, “Will women change technology or will technology change women?”in Knowledge Reconsidered: A Feminist Overview,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984 annual conference (Ottawa: Canadi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1984).

(14) Friedrich Klemm, A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 (New York: Scribners, 1959); Ivy Pinchbeck, Women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London: Routledge and Sons, 1930; reprinted by A. M. Kelly, New York, 1969).

(15) 参见第二章注释 6 。

(16) 生丁（centime），法国货币的一种，100 生丁合 1 法郎。——译者注

(17) Norbert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2nd edition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54).

(18) Elain Bernar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rogress: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ypewrite,”Canadian Women’s Studies, 5:4, 1984.

(19) 海伦·珀特班克（Helen Potrebenko，1940—），加拿大新左翼女作家，代表作有小说《计程车！》、诗集《骑车回家》等。——译者注

(20) Helen Potrebenko, Life, Love and Unions (Vancouver: Lazara Publisher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