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语言是用来描述事体、交流思想、传递感情、沟通人际关系、储存和处理信息的。但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思想内容，各民族都有其各自的方法。自古以来各路学者在围绕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这一争论实际上就是围绕语言符号是否具有象似性而展开的。本节将简要介绍两论代表人物，并拟将这两论之间的争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相持时期；（2）索绪尔时期；（3）后索绪尔时期。现将这三个阶段以及各自的代表人物列简表如下：

图 14.1

一、两论相持时期（古希腊—19世纪末）：

在这两千多年期间，基本是两种观点并存，两论大致相持阶段。

唯名论者以“按法则”（或“按习惯”）为出发点，认为人们仅仅是按照习惯、协商、规定或法则来称呼事物，用来表示事物的名称和符号，其语言形式与它们所指意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是任意性的结果。古希腊时期的赫莫根尼（Hermogenes）认为事物的名称具有任意性，人们想怎么称呼事物，事物的名称就是什么，任何名称都是正确的，不存在是否按照事物的本性给它们命名的正确性问题。亚里士多德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高名凯，1995：342）。在这个时期，古代印度的语言学家（最著名的代表为：Panini“波尼尼”）也已经注意到了词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词的自然属性，拟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描写词语和事物之间关系的模式。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自然属性这一因素在语言中的作用极为有限，而语言形式和所指意义之间任意性关系在语言中更为普遍（Robins，1967；许德宝等译，1997：168）。

而唯实论以“按本质”为出发点，认为人们是按照事物的本质和真实知识来称呼事物，词和所表示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联系，词只不过是人们给现实世界的事物所起的自然名称。也就是说，一个事物叫什么名称，是事物本身具有某种实际共相属性决定的。古希腊时期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0—480）是主张语词包含了事物本质的第一个哲学家，他在语言中看到了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最恒定的东西，存在于一切人的智慧的表达中，对他而言，人类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结构（Ogden & Richards，1923）。克拉底鲁（Kratylos为Herakleitos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同年代人，据说是柏拉图的第一个老师）也持唯实论观点，认为名称是自然的而不是约定的，一种事物的名称是由该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语词因为与它们所表示的事物之间有某种内在的恰当性而有意义。苏格拉底也坚决认为，说任何人可以随意地给事体命名是不正确的。谈论事体或者给事体命名是一种活动，活动作用于客体，就得顺应客体的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徐友渔，1996：7）。苏格拉底在谈到名称的自然形成过程和正确性时，假设一大批原始名称——它们是产生其他各类名称的基础——是根据有声示意动作产生的，就像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姿势来摹拟事体一样，在字母和音节的组合中体现了与外物的对应，而且有对应的正确性高低问题。这就像图画是精确地或有缺陷地描画事物一样。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也持唯实论的观点，认为命名不过是模仿的艺术，人们所论说的一切名称，都是用于说明事物的本性。他在《对话集》中提出人类一般语言活动起源于拟声的论点，甚至还认为：每一个字母都是模仿事体的一定的性质的。他说：

显然，名称乃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摹仿，起名字的人总是以声音来摹仿他所称呼的事物的（转引自高名凯，1995：343）。

柏拉图曾举例：希腊字母p（r）表示运动，因为发r音时，舌头需要颤动——ρετυ（流动）、poη（河流）、τρóμοs（颤动）等；希腊字母λ（l）表示软而平滑的东西，是因为这两个字母的发音就软而平滑。柏拉图还认为：名称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Leibniz的秘书Eckhart［1711］，参见Gensini，1994：7）。

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也倾向于唯实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基础仍是拟声和语音象征。他们认为：名称是按本质自然形成的，最初的语音模仿了它们所命名的事物，并明确指出：语言的外部形式是人类本质内在普遍性的反映。

古罗马人也就唯实论和唯名论进行了论战。奥古斯汀（Augustine，354—430）持柏拉图的观点，早就提出了语言图像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以声音来摹仿他所称呼的事体。他举的例子是：拉丁语mel（蜜）的柔软的声音表示它是甜蜜的东西，而拉丁语acer（铁）的声音表示它是坚硬的东西。

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270）则采取了一种折中态度，兼顾两方的观点，认为：

词的形式产生于本质，但又因约定而发生变化（Robins，1967；许德宝等译，1997：24）。

这种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既有象似性又有任意性。

中世纪拜占庭时期（8—9世纪）的哲学家也认为：象似符是早已存在的原始典型的一种直接体现，创造象似符的人们只是通过他们的技巧将这种原始典型变成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使人可见。他们还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就像印章会留下印记，身体要投下身影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象似性（Slobin，1985a：221）。

中世纪经院哲学内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古希腊两学派之间争论的延续。

Locke认为：一种声音和文字符号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选用任何声音或记号来标记某个概念。他（丹皮尔，1975：271）说：

词不应看做是事物的准确图画，它不过是某些观念的任意规定的符号而已，不过是凭借历史偶然性选择的符号而已，随时都有改变的可能。

卢梭（Rousseau，1712—1778）也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和社会制度的“民约”一样，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孔狄亚克（Condillac，1714—1780）也主张约定俗成论，Herder（1744—1803）早在1772年《论语言的起源》 一书中就批判了这种观点，他（1999：iii）指出：

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任何社会规约都以某种选择为前提，而选择本身无疑已是一种理性行为。……即便存在某种约定，那也只能是人与自身的心智的约定，语言源出于人的心智。

他还认为语言的起源与人类对自然界中发出的声响的认知密切相关，他（1999：39—40）说：

人依靠知性统治自然，而知性也正是语言之母；从物体发出的声音中，人提取出区分特征，从而构成了一种生动的语言。

于是树就叫“沙沙”，风叫做“嗖嗖”，泉水就叫“淙淙”，这样，人们就有了一部小小的词汇，等待着发音器官给它们打上印记。

他（1999：46—47）以此为出发点，进而十分严厉地批判了任意说：

但是，并非所有的事物都会发声，那些并不发声的事物，人从哪里来的本领把它们变成语声，心灵怎么才能命名它们，使其获得符号？颜色、形状与它们的命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类名称的产生与咩咩的叫声成为羊儿名称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超人起源说的捍卫者们对此有现成的回答：“这是任意的！为什么绿色叫‘绿’而不叫‘蓝’？这有谁能解释，有谁能在上帝的理智中找到原因？毫无疑问，上帝喜欢这样，仅此而已！”这一来，线索就被剪断了！所有关于语言发明艺术的哲学家探索于是都成了随意杜撰的空中楼阁。……人类心灵对每一种行为都要了解它的起因，哪怕只是部分起因，所以，认为一种语言未经任何选择，就从人脑中任意地发明了出来，这种说法对于心灵来说，不啻于肉体被死神的手抚摸所遭受的折磨。……一种根据肤浅空洞的任意性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与他的整个善于类推的本性相背的；一种完全任意地构想出来的语言，事实上也同一切人类心灵力量的类推原则格格不入。

可见，赫尔德对任意说批判之严厉，读者可自己体会！

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则承认语言中既有任意性，也存在必然的联系。他认为人类的原始语言是根据拟声原则而创造出来的。在某种情况下，决定以什么声音或符号表示观念，是可以发现理由的。如在古代若干民族用R这个字母表示激烈运动和流淌声，以后各个民族的语词中都可以找到许多同样的例证（徐友渔，1996：29）。

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象似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弱式象似性理论（the Weak Version of the Iconic Theory），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Leibniz。讲话者生理和物理的基础是形成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象似的条件，这种观点被称为强式象似性（the Strong Version of the Iconic Theory），主要代表人物是维科（Vico）。

洪堡特，德国伟大的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早在1836年出版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1997：72）一书中就对语言象似性作出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

语言结构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似，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力量投入活动，从而帮助了人深入认识自然界的形式特征。

洪堡特所说的语言结构规律与自然界规律相似，实际上就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句法象似性”，他能在170年前提出这样的观点，而在今天才被人们逐渐认识，确实不愧为一位伟大的语言理论家，洪堡特是近代语言学史上最早提出语言结构象似性的语言学家。

语言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的争论还与语言的起源问题相关。历史上许多知名学者对言语的起源问题都有论述，如：

（1）感叹说（又叫“啵啵说”the Theory of Pooh-pooh）、

（2）拟声说（又叫“咆哮说”the Theory of Bow-bow）、

（3）声象说（又叫“叮咚说”the Theory of Ding-dong）、

（4）喘息说（又叫“吆嘿嗬说”the Theory of Yo-he-ho）。

其他还有：姿势说、口势说、娱乐说、打击说等。这些理论大都涉及一个模仿外界的问题，仅是模仿的对象和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说“人类言语起源于模仿”还是能为广大学者所接受的，“模仿”是形成象似符的基础，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起源于模仿，起源于象似性。

就连著名文学家对唯名论和唯实论也有不同的看法。莎士比亚（Romeo and Juliet: Act II，Scene 2）的两句诗常被用来说明唯名论的观点：

［1］What's in the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姓名中有什么？我们叫做玫瑰的这种鲜花，
要是换个名称，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

而Pope（Essay on Criticism）的两句诗常被用来说明唯实论的观点：

［2］'Tis not enough no harshness gives offence，
The sound must be an echo to the sense．
只是不作刺耳之声是不够的，
声音必须能成为意义的回声。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简称名实之辩）历史也很久远。不少学者将荀子视作唯名论的代表，因为他曾说过：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这里仅是说“约定俗成”，而不是“任意性”，这两个术语不能视为等同（许国璋，1988）。但是，千万别忘了荀子还紧接着这两句话说了第三句话：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这第三句话的意思是：名称有本来就起得好的，直接易懂而不会使人误解，这就叫做好的名称。我们可以根据荀子《正名篇》上下文的意思，可以认为“善名”就是指那些在名与实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的名，通过对“实”的体验认知后而获得的“名”，这样，听其名而可直接知其义，名副其实，中间不需要作任何解释。这种名称在感觉上和认知上存在明显的理据性，可以被直接（径易）理解而不至于被误解（不拂）。这样的善名，可正确地反映实，符合“名实相符”的原则，就可做到“名闻而实喻，名定而实辨”。可见，将荀子视为唯名论的代表有待商榷！

董仲舒则持明确的唯实论观点，他认为：名生于真。这明显地是在论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易经》中所论述的：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则更进一步说明了人的认知、分类、造字是依靠自然的。

这一时期，西方关于在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关系上所持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是两种观点并存，各有市场，大致相衡 。正如Robins（1967；许德宝等译，1997：23）所说：

辩论者对这两种观点都给予适当的考虑，但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

两派相争的结果虽无定论，但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双方在争论中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驳倒对方，就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词的结构和意义，以及词所表现的外形模式。这就给语言研究带来了活力，注入了动力，从而为语言学的诞生、语言分析方法的完善打下了基础。

二、索绪尔时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

集唯名论之大成者当属索绪尔，似乎两千多年的有关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到了索绪尔这里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但这绝不是一个圆满的句号，到了今天，倒已成了一个大问号。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在全世界语言学界乃至其他学术界影响巨大，他的观点被许多语言学家视为“金科玉律”（Axioms，Dogmas，Truism）（见Simone，1994：VII—VIII），奉若神明。随着索绪尔地位的显赫，“任意说”也就身价上涨，唯名论暂占上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就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他在全书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任意性”（p．102—105，109，111，113，116，159），所用同义语有：不可论证性、自由选择、约定俗成、契约的、最少的组织性。索氏的任意说与他的另一原则“语言是一个自治系统”密切相关。他过分强调语言的内指性，忽视语言的意义要到外部去找对应物这一事实，认为语符是与概念、而不是与事体相联系，因而就不存在与客观外界事物象似的问题，难怪他要把“任意性”视为语言的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性质。他说（高名凯译，1996：159，166）：

观念和声音的联系根本是任意的。

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

并将这条原则视为：

头等重要的；（103）

第一个原则；（102）

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103）

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184）

他还认为：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没人反对的。（103）

符号学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103）

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111）

这种任意的性质把语言同其他一切制度从根本上分开。（113）

他还指出：

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103）

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可以成为整个符号学中的典范。（103）

他甚至还把语言中的拟声词排除在语言词汇之外，以确保其音义任意性具有说服力：

拟声词从来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而且它们的数量比人们所设想的少得多。（104）

不仅为数甚少，而且它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任意的，因为它们只是某些声音的近似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模仿。（105）

有人想把感叹词看作据说是出乎自然的对现实的自发表达。但是对其中的大多数来说，我们可以否认在所指和能指之间有必然的联系。（105）

索绪尔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的任意性关系，有人将之称为：二元符号模式，这种模式被后人更是发挥到几乎绝对的程度。因此在现代语言学中一直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正因为这个论点是出自现代语言学鼻祖、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之口，支配着整个语言学界达一个世纪之久。正如Taylor（1989：5）所言：“任意性是20世纪语言学的一条根本原则。”

萨丕尔（Sapir，1921：1—23）在其《语言论》一书的引论中也论述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霍凯特（Hockett）在1958年出版的“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索振羽等译，1987：309）也持相同观点，并用了“几乎是完全 任意的”字眼。（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乔姆斯基也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毫无直接关系。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都认为语言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因此他们的“任意性原则”与“自治性原则”密切相关，好似一对双胞胎。语言“自治”了，与外部世界、人类认知没有关系了，当然也就任意了。

基本与索绪尔同年代的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学的创始人、著名哲学家皮尔斯提出了符号三分法，首先使用了Icon一词，并用Iconicity这一术语来指符号形式和所指事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自然关系。在T．Buchler于1940年编辑出版的“The Philosophy of Peirce”中，皮尔斯说：

每种语言的句法借助约定俗成的规则，都具有合乎逻辑的象似性。

但终因索绪尔在语言学界的巨大影响，皮尔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我国语言学界一般也普遍认为唯名论比较符合事实，语言符号任意说的观点反映在很多语言学著作、论文和教材中，这似乎已成为语言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一条不容辩驳的真理。

三、后索绪尔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

理据观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语言学界所讨论的语言符号象似观，实际上就持唯实论的观点。语言学家们，特别是功能语言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通过观察、总结、归纳、研究，发现语言在语音、词形、结构上与世界特征、经验方式、认知规律、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必然联系，是有理可据的。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气象万千的世界，必然会产生丰富多彩的符号，在各类符号与所指意义之间也必然会存在各式各样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仅用“任意性”来概全定论，相比之下，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式”更适用于语言符号，比起索绪尔的“二元符号模式”显得更为全面。

美籍俄国语言学家Jacobson于1965年在《语言本质的探源》一书中强调了皮尔斯有关拟象象似的观点，并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普遍现象，在当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对语言符号任意观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他认为语言中存在普遍现象，就十分明显地反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共同认知。在书中他着重指出：语言结构在横组合关系上存在象似现象，复句中两个分句的排列顺序映照它们表达的两个事件实际发生的先后顺序。他举了恺撒的一句名言：

［3］vēnī，vīdī，vīcī．（I came，I saw，I conquered．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

以证明句序与时序之间的象似性。另外，他在1971年还指出：“复杂化的形态就是复杂化语义的象似符。”（参见Haiman，1985b：290）

Ullmann（1962）按构词特点将语言分为“理据型”和“非理据型”，认为“世界上的语言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据性”。

法国法兰西学院的Claude Hagege也认为：

语言的创制并不总是完全无意识的，语言的词汇、语音和句法都印有人对语言自发参与（voluntary human interventions）的明显烙印，因为人们不断探索着适合交际需要的最佳方式。（转引自李秀琴，1992：36）

法国医生，心理分析学家Lacan（拉康，1901—1981）也曾指出：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结构与语言的结构相似。（转引自伍铁平，1974：5）

Brown & Levinson在1978年指出：

礼貌会话中的语符长度的增加，象似于社会距离的增加（参见Haiman，1985b：290）。

Haiman于1985年出版了两本书：《自然句法》（1987年第二版）和《句法象似性》，系统地对语言句法中所存在的象似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当代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 。他进一步论述了皮尔斯的观点，同意将象似符分为两类：映象符（Imagic Icons）和拟象符（Diagrammatic Icons）。语言中的映象符包括听觉上拟声象似的拟声词，和视觉上形象象似的字/词形。拟象象似的特征在语言中主要表现在句法象似性（Syntactic Icon）上。Haiman又将其分为两种：成分象似和关系象似。

成分象似 （Isomorphism）：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起来双向唯一对应关系（Bi-unique Correspondence）。句法成分与现实或概念结构的成分之间一一对应。

关系象似 （Motivation）：句法构造在某一方面可以直接反映现实结构，句法成分之间与经验结构成分之间存在关系对应性。

（一）成分象似

成分象似强调的是在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两层面的成分之间的一一对应象似，一形对一义的现象。洪堡特将之称为“最佳原则（the Principle of Optimality）”，Vendryes将之称为“单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Univocability）”，Ogden & Richards将之称为“单一原则（the Canon of Singularity）”，Haiman有时也将之称为“一形一义原则（‘One Meaning，One Form’Principle）”。既然是一形对一义，则不同形式必然就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意义也就须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示，语言中不存在绝对的同义词和同义结构。每一语言中都有这样的现象，因此成分象似具有语言普遍性，但成分象似在各语言中有不同的情况。

Bolinger也认为：不同的表层结构对应于不同的深层结构。他（1977）的研究肯定了一条古老的原则：语言的自然状态是为一个意义保存一种形式，为一种形式保存一个意义。不同的措辞或句法构造（即便表达同一个概念功能）不会同义（Different wordings always correlate with semantic differences.）。

Katz和Postal于1964年提出了著名的Katz-Postsal假设（Katz-Postal Hypothesis），认为：转换不会改变意义。他们的这一假设已受到很多语言学家的批判，目前这个假设已基本不为人们所接受（Haiman，1980b：517）。以“一形对多义”和“多形对一义”的现象来反驳“一形对一义”也是站不住脚的。造成“一形对多义”和“多形对一义”的现象也是有理可据的：

（1）绝对的同义词是不存在的（cf：Bloomfield，1933：145）。在一组同义词中，各个词表示的意义总是有差别的。Louw & Nida（1989：xvi）把“没有同义词”作为第一条语义分析的原则。

（2）一形多义可能是音变的结果，原先有差别的形式后来随着音变而出现了同形现象。

（3）一形多义实际上也是象似动因的结果。相同的结构表达几个意义的现象，象似于这些意义之间的同质性。

一词多义现象在很多语言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既有经济动因，也有象似动因。人类为了用有限的符号来表示无限的意义，必然会使用经济原则，一词（音）多义也就在所难免。但在一个单词所表达的多种意义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一般的“词汇学”著作中都论述了词义变化的两种途径：辐射（Radiation）和连锁（Concatenation），词义变化也是取其在概念上相关而竞用同一语言形式的。

（二）关系象似

关系象似强调的是在语符间的关系和意义结构间的关系所存在的象似现象，语言结构在某一方面可以直接反映现实或概念结构。关系象似主要研究在认知符号组合时的推理过程。当前国内外所研究的关系（句法）象似性原则主要有六条，所有这些原则在各语言中的表现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关系象似不具有语言普遍性。语言学家还认为：可依据关系象似来建立一种语言类型学。

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已召开过三次讨论“象似性”的专题研讨会：

（1）第一次是1983年6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召开“句法象似性”的专题研讨会，后由John Haiman于1985年主编出版了《句法象似性》一书。

（2）第二次是1992年10月在意大利的罗马大学召开“语言中的象似性”的专题研讨会，后由Raffaele Simone于1994年主编出版了与研讨会同名的专题文集。

（3）第三次是1997年3月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语言与文学中的象似性”专题讨论会，后由Max Nänny和Olga Fischer于1999年主编出版了Form Miming Mea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书，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第一次联手对象似性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

这三本著作收集了几十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论文，他们分别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学等角度详尽地对语言中所存在的大量的象似性现象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将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带入了一个新时期。正如Wierzbicka（1988：491）所说：

象似性理论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语言学研究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

这些研究再次为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论述的“语言与现实”两者之间通过认知架上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在我国除了大部分语言学论著和教材持任意说观点之外，许多语言学家对象似性也有较为详尽的论述。陆国强（1983）、汪榕培（1983）、张韵裴（1986）都对英语构词理据做出了分析，证明英语单词在形成过程中确实并非纯属任意所为。戴浩一（James H-Y．Tai，1989；叶蜚声译，1991：31）在《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一文中指出：

语法象征着人类在身体构造和动作的约束下所体验和感知的现实……语言共性就是人类的感知机制和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

他还提倡建立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的功能语法。这就明确地说出了语言构词造句的规则与现实和认知之间存在象似性。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早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三期上发表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的论文，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出了尖锐的批评：

语言既是理性的行为，任意性到底存在哪里？

许老在文中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对任意性的否定性论证，指出了语言符号与其所指意义之间存在Iconicity，并首次在国内将之译为“象似性”。沈家煊（1993）发表了《句法的象似性问题》论文，对国外该领域的研究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杜文礼（1996）论述了英语在词汇和句法层次上存在的象似性问题，并指出语言的象似性现象在语言变化、语篇、修辞等方面也有所体现。他还断言：随着语言学及边缘学科如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语言象似性将得到发现和研究。严辰松（1997）综合论述了Haiman和其他学者关于象似性的研究。胡壮麟（1996）既介绍了Givón有关象似性的观点，也论述了自己对象似性所持有的肯定性看法：

象似性的总趋势是不可否认的，但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历时变化的调节。

张敏（1998）也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句法的象似性现象。杨信彰（1994）指出：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使索绪尔陷入困境之所在。季国清（1998）认为：

“索绪尔任意性”把能指的作用降为零制造了语言纯粹透明的神话，这实实在在地遮蔽了语言的本质……

徐通锵（1996：332）说：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现实的特征都会在语言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反映。总的情况是，它在直接编码型语言中会得到直接的反映，因而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一致；而在间接编码型的语言则是间接的或屈折的反映，表现为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的不一致。间接编码型语言都有形态变化，借此以体现与概念范畴相对应的语言范畴。

上述所列国内外学者对唯实论与唯名论，或象似说与任意说的争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象似性关系，两者之间的结合确实是可以论证的，形式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正如Haiman在1985年出版的《自然句法》一书的导言中（1985a：3）指出的那样：

The goal of this book is to challenge the monopoly of arbitrariness．（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任意说的专治垄断进行挑战。）

Simone（1994：VIII—IX）认为：

柏拉图模式，即象似性理论或许将会占统治地位（conquer）……这场“对任意性的斗争”不仅仅激起了对语言特性的反思，而且也导致了对语言学未来研究方向的反思。

Lyons（1991：94）则进一步认为：

一般的“自然语言”，其各个结构层次上的象似性要比语言学传统的名言警句所告诉我们的大得多。

胡壮麟（1998）认为：

语言的任意性在语言学界在较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今天，人们更多地强调语言的非任意性。

这些论述都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语言符号任意说再也不是一统天下了，语言符号象似说已引起国内外许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现将认知语言学家对皮尔斯的符号分类论述，以及Nänny & Fischer（1999：xxii）对象似符的分类列述对比如下：

图 14.2

图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