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前面的“雷德里卡女王”案例中，伊丽莎白和丈夫巴纳比组成的家庭，可以算作一个微型群体。群体中的成员总是会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对等的，往往是疯狂的头脑影响了理智的头脑。

作为一名律师，巴纳比做事严谨，丝毫不缺乏逻辑推理能力。但妻子伊丽莎白的头脑混乱癫狂，但这种癫狂却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因此，她成功入侵了丈夫清醒睿智的大脑，让夫妻二人一起变得疯狂。

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形。一个冷静的人，很难把自己的冷静传递给别人，而一个焦虑的人，却很容易把自己的焦虑传染给群体。在心理治疗中，心理医生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治愈一个抑郁症患者，而抑郁症患者却很容易把抑郁的情绪传染给心理医生。同样，治疗疯癫的心理专家，自己也很容易发疯，这也正是一些心理医生必须定期做心理咨询的原因。

我一直强调，生命的成长是一个“个体化”过程，需要以自我意识为起点，逐步培养出他人意识、组织意识以及宇宙意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在意识成长和心智成熟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走进人群，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实现“社会化”，成为真实的自己。另一方面，融入人群，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想法，往往又容易导致自我意识的消失。一旦自我意识消失，失去个性，人就会把独立思考的权力和责任拱手让给别人，而别人也会人云亦云。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愿意思考，也不会思考，人就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了无踪迹。结果便是：群体的智慧始终不及个体，群体的组合，只是愚蠢的叠加，真正的智慧被吞噬。在这样的群体中，我们无知无觉，无知无畏，无法无天，无所顾忌。我们用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军队是最重视组织意识的团体之一，在这里，个体不需要有自我意识，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长官的意志就是士兵的意志，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正因如此，军队才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这些缺乏自我意识的个体，也很容易因为某种原因，变得疯狂和残忍。

1968 年 3 月 16 日清晨，越南北部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小村庄，安静祥和。村民们像往常一样起床、烧水、做饭……炊烟从一个个屋顶袅袅升起。但就在这时，美军巴克特遣队却悄悄包围了这个村庄。接下来，令人恐怖的一幕发生了：这些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将手无寸铁的村民当成了敌人，用各种武器不停地开枪、扫射。顿时，宁静的村庄被笼罩在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屠杀一直延续至次日清晨，至少五六百名村民惨遭屠杀。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美莱村屠杀事件”。

参与屠杀的美军人数，估计约有 50 人，另外 200 人虽然没有扣动扳机，却旁观了整个过程。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战斗，而是一场屠杀，但部队中竟无一人想要去举报美莱村所发生的残酷罪行。一年之后，一位名叫莱登豪尔的人在与朋友聊天时知道了这件事情，而莱登豪尔本人并非巴克特遣队的成员，他将这件事披露了出来。直至此时，美国民众才得以获悉美莱村屠杀事件的始末。

1972 年春，美国陆军参谋长下令，由军医总部指派三名心理医生组成委员会，调查造成美莱村屠杀事件的心理原因。他们希望能以此为戒，防止类似暴行再次发生。我受命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群体行为的心理动机。

这些士兵并非精神病患者，也不是盲人，为什么他们的认知会出现那么大的偏差，以至于颠倒黑白，把平民、妇女和儿童看成是敌人，并残忍地屠杀呢？

首先，巴克特遣队仓促到达越南后，在搜索敌军的几个月中，尚未与敌军交火，就因好几次误踩地雷，损兵折将。这使得整个团队恼羞成怒，而这种羞愧和愤怒的情绪，迅速在官兵中间蔓延、传染。

其次，敌人常常隐藏在村子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难以区分。对于早已怒火中烧的巴克特遣队队员来说，他们更难以清醒和理智去加以分辨。

第三，根据美陆军情报部门的消息，美莱村藏匿着敌军，巴克特遣队一心想发泄心中的愤怒和憎恨，于是，他们在头脑中把“希望有敌人”，变成了“真的有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将平民当成敌人，或多或少是因为移情作用。

第四，当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射杀的人没有反抗，并且都是平民时，他们为什么还不停止？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不够完整，出现了“思维的空洞”。在屠杀事件中，下达开火命令的军官认为“我是根据情报部门的指示采取行动”；扣动扳机的士兵认为“我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每个人都局限在自己狭窄的思维中，一叶障目，这种“思维的空洞”让他们不会去思考事件的全貌，长官不会怀疑情报部门的消息是否准确，士兵也不会怀疑长官的命令是否有错误，每个人都像一台杀人机器中的某个零件，只会机械地运转，对于眼前的残忍却视而不见。

在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叫“群体无意识的行为”。参与屠杀的士兵，在作为单独的个体时，他们是有意识的，也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就是这些人，一旦融入群体之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就消失了，成为无意识的群体。从此，他们在群体中不再完整，不再独立思考，如同一具具没有灵魂的僵尸，盲目、冲动、易怒、失去理智，心智退化到原始人的水准，而行为更像是一张破碎的纸片，方向全靠风来决定。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用为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盲目重视集体荣誉感。比如，巴克特遣队因为未见敌人就先损兵折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严重受挫，每个人都恼羞成怒，不惜将平民当成敌人。即使后来知道自己进行的是一场屠杀，但为了维护集体病态的荣誉感，所有人都选择了隐瞒。

在群体无意识行为中，成员们宁愿相信集体的幻觉，也不相信客观事实，更不相信真理。他们认为虚幻的东西比现实更辉煌，常常会为了自己还没弄懂的信仰、思想和口号，就毅然飞蛾扑火，不惜一切代价慷慨就义。

而无意识行为的传播，也从来都不是基于推理，主要依靠传染。成员们会通过简单又夸张的言行，刺激出集体幻觉，进而群情激昂。所以，任何能刺激出集体幻觉的人，都能轻易蛊惑群体，让群体膜拜，而任何试图压制集体幻觉的人，都会被群体视为敌人。

不过，尽管无意识的群体不擅长思考和推理，但他们的想象力却十分发达，很容易接受暗示和催眠，相信那些简单的断言。断言越是缺乏证据和推理，越是简单粗暴，对群体越有影响力。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为例。他认为，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前后矛盾，缺乏逻辑，但是他频繁使用绝对化的承诺，信誓旦旦，且不断重复，让他的演讲颇具煽动性。

无意识永远是缺乏理性的，而被煽动、传染、暗示和催眠的群体，大脑停止了运转，一切活动只服从脊髓神经发出的无意识信号，所以，他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擅长思考，却很擅长行动，他们的行动就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漫天飞舞，又毫无目的。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作为演讲台，煽动出群情激昂的人群，而最后自己也被这群人送上了断头台。

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心理的分析是深刻的，但他的结论却是悲观的。对于他的深刻，我十分敬佩，但对于他的悲观，我却不敢苟同。不可否认，有些时候群体确实是无意识的，并拥有强大的力量，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比如“美莱村屠杀事件”的混乱、血腥和残忍，就是群体无意识造成的恶果。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融入群体，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会消失，并成为被无意识控制的乌合之众。组成群体的始终是个体，个体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群体的状况。在我看来，导致乌合之众的原因，恰恰是个体的人格存在缺陷，也就是说，他们的自我意识发展得还不充分，自我很不稳定。因此，在融入群体前，我们都需要先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才能够避免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爱默生说：“在属于别人前，我们必须先属于自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势必会出现问题。比如，很多孩子在家庭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和照顾，他们的心理需求一直不能得到满足，自我意识发展得并不充分，长大之后，他们会转向群体中去寻求接纳和理解，聊以慰藉内心的孤独、寂寞和迷茫。而当这些干瘪、扭曲、不完整的个体融入群体后，很快就会被淹没在群体这团黏糊的热粥中，完全丧失自我意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不完整、不独立并缺乏稳定性的，在进入群体前便已如此。

相反，如果自我意识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个体融入群体后，就不会成为含混的一团，而是会像种类丰富的沙拉一样，食材各自保持完整的成分和丰富的口感，并一起呈现出最佳效果。我将这种与“乌合之众”完全不同的群体，称为“真诚共同体”。

在真诚共同体中，没有压抑和屈从，没有隐瞒和谎言，每个人都坦白真诚，说真话，说实话，努力让意识控制自己的行为，成为“从来不会无意识地伤害别人感情”的真正绅士。

长期以来，我与妻子莉莉一道致力于“真诚共同体”的建设，我们的工作有力地证明了，乌合之众只是个体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完全可以在真诚的关系中获得治愈。正如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说的：“有利的关系一旦建立，就不会再发生什么不利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