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有一个朋友，曾是美军飞行员，越战被俘后，被囚禁了 7 年，受尽了酷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折磨他的人有非常清醒的组织化行为，他们了解自己的意图，十分清楚殴打和折磨会对俘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知道在酷刑的痛苦下，任何人都会崩溃，坦白交代，甚至投降。尽管对美国来说，越战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虐待俘虏就是道德的。

所以礼仪不仅是“清醒”的组织化行为，还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只有道德沦丧的人才会用酷刑对待俘虏。我举的这个例子，显而易见是不道德的，但是社会上还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是很隐约、很隐蔽的。道德最起码的准则是“人道”，也就是要尽可能地尊重人。如果能尊重人，就不会去羞辱人，折磨人。

近年来“世俗人道主义”十分流行。所谓世俗人道主义，就是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乐者，蔑视人具有神性的力量。这种人道主义就像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屋，当情况艰难时，例如生意失败或纠纷丛生时，世俗化的人道就很容易土崩瓦解。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常常认为自己是世俗的人道主义者，他们能够使大众获得正确的新闻和资讯，以维持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也许没错。但是我们却知道太多的例子，记者为了抢一条新闻而把人道精神抛到九霄云外。

世俗人道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说明人类为什么是尊贵的，为什么要尊重人。世俗人道主义没有任何理论作为依据，于是就很难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获得超越。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符合礼仪的行为不仅要有“道德”，而且要能够“服从更高的力量”。这种“更高的力量”并不是指上帝或者其他的神，而是指光明、真理和爱，当我们真心服从于这些事物的时候，就算不信仰任何宗教，我们的行为也都具有神性。

谈到这种服从，让我再回到抛弃人道精神抢新闻的记者身上。虽然这些记者也许会尽量不说谎，只“依据事实”，但是在应该报道什么事实，应该隐瞒什么事实的决定上，他们一定会坚持己见。这样一来，事实就像统计数字，可以用来陈述你想要说的任何事物。在很多情况下，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情描黑、描白或者描灰，除非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否则他的选择将不会基于对真理的服从，而是怎么样写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就算这位记者忠于事实，在对新闻的诠释上仍然会被一整套的指挥系统牵连着。记者写好新闻稿之后，没有参与实际采访的编辑们还会加上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必须负责想出标题、控制文字的长短与排放位置。以我的观点，最好的新闻应该是灰色的，因为事实通常很复杂。但是大多数的记者不愿意接受这种复杂性，因为这样无法产生吸引人的标题。他们自己都承认，他们会迎合读者的口味，显然忘记了迎合口味的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差距。

在处理道德的复杂性上，区分“教条道德”与“情景道德”对我们很有帮助，几乎直接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教条道德是历史上被规范的道德标准，最早的例子是《汉谟拉比法典》，这是古代巴比伦王朝的律法，而最为人熟知的则是十诫。这样的教条昭示某些行为是错误的、邪恶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为。例如十诫中有一诫是“不可杀人”，它没有说“不可杀人，战争例外”，或“不可杀人，自卫例外”；它只是规定“不可杀人”，斩钉截铁，没有如果、可是或例外。然而，情景道德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道德判断都必须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不像十诫，情景道德允许战争与自卫时杀人。

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从简单的教条道德进化为情景道德。这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明显可见。如果你去拜访律师，会看见他的办公室书架上都是笨重的大书，而这些书籍里都是情景性的法律案例，这些案例会说：“不可毁约，除了在‘约翰控告史密斯’案中例外，由于某种的情况所致。”或者“不可毁约，除了如‘布朗控告泰勒’一案中的情况。”

要采取情景道德，个体必须能够自身担负起整个司法系统的责任，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有一个能干的辩护律师、一个称职的检察官，与一个无私的法官，才能成为健康与完整的个体。人格失调症患者总是有一个非常强悍的内在辩护律师，与一个软弱的内在检察官或良心。神经官能症患者则有一个强悍的检察官，与一个软弱的律师，无法为自己辩护。而有些人的头脑里有相当能干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但是，为了某种理由，他们非常优柔寡断，难以做出决定，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个好法官。

我全心全意赞成社会（以及个体）朝着情景道德的方向发展。身为心理医生，我深深了解僵化的教条道德时常会造成不良的后果。但是要先考虑两件事：第一是情景道德没有任何固定公式可遵循，所以只要情况发生细微的改变，健康的个体就有责任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怪罪某人，在稍微不同的情况下也许就必须原谅他。没有固定的公式，我们就永远无法当场确知我们所做的是对的。我们必须以“无知的虚心”行事。

另一件要考虑的事是，教条道德并不是无用的。例如，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教条道德规范我们“不可杀人”，我们就很容易走向暴力和战争，根本不去分辨哪些是正义的战争，哪些是非正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