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传统语言学理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语言的本质和特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当代语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但随着语言研究更加深入、语料收集更为丰富、理论流派不断更新、交叉学科的迅猛发展，语言学家们已不再满足于一些传统的语言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我们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语言学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很值得推敲，如深入探究下去，便觉得大有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其中也包括“语言符号任意性支配说”这一流行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观点。

自从古希腊学者提出形式和意义“二分法”后，在西方语言学论著和教材中有很多表示这两者的名称和术语，例如：

自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界用得较多的是“能指”和“所指”，但笔者不主张用这对术语，因为索氏的“能指”是指“音响形象”，“所指”是指“概念”。我们知道音响形象并不等于语言形式，因此本书主张用“语言形式（或语言符号）”与“所指意义（包括客观世界与认知世界）”这对术语。

哲学界、语言学界、符号学界等领域的学者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如唯实论与唯名论（Realism and Nominalism），其他类似说法还有：本质论与约定论（Physei and Thesei）、自然派与习惯派（Naturalist and Conventionalist）。当前所论述的象似性与任意性之间的分歧就是这场争论的继续。因此可以说：这两种对立观点也一直贯穿着整个语言研究的历史。Simone（1994）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称为：柏拉图模式（Platonic Paradigm）与亚里士多德—索绪尔模式（Aristotelian-Saussurean Paradigm，下文简称亚索模式）。前者认为词和所表示的事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联系，词只不过是人们给现实或外部世界的事体所起的自然名称 。如果我们想用语言表达现实的话，语言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相似，语言符号和语言行为的许多方面在本质上（intrinsically）打上了自然限制的烙印。后者认为语言形式与其所指意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是任意性的结果。如果语言不是任意建构的话，就不能被使用，即使承认语言中有象似性，也仅限于单词的拟音现象。

自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的影响，很多语言学家接受了他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是任意的观点，在各类著作和教材中“语言任意性”的字眼比比皆是，历历在目，流传甚广，以致被人们视作第一原则、一条公理（Axiom），甚至成了一种教条（Dogma）（Simone，1994：vi）。尽管亚、索模式长期以来占据着统治地位，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与其唱反调者也大有人在，Simone（1994）认为：西方传统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一直在与流行的语言任意性观点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洪堡特（Humboldt，1836）和维特根斯坦前期（1922）等学者早就提出语言与现实同构的观点。但终因结构主义盛行，都被淹没在任意观的思潮之中，位居冷宫，备受冷落。到了20世纪60年代，Jacobson（1965）、Greenberg（1966a）等再提象似性，仍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登场，对传统语言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批判，认为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经过人类认知加工而形成的，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人类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概念结构，语言形式不仅与客观的现实之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与人们的经验结构、概念框架、认知方式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因此主张积极寻找和着力解释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对应性象似关系。这样，象似性理论才开始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理解和接受。

本章将简要论述“象似性”术语的含义、哲学基础、语言事实和实践应用，及其源远流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