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执政只有五十七天，」施莱彻尔有一次在留神倾听的法国大使听得到的地方说，「而且每一天都给背叛了五十七次。以后别跟我说什么『德国式的忠诚』了！」凭他自己的生涯和作为，他当然是这个问题的权威。

他一开始当总理，就邀格利戈尔 - 施特拉塞当德国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施莱彻尔由于邀希特勒参加他的政府失败，现在打算向施特拉塞放下这个钓饵来分裂纳粹党。有理由相信他是可能成功的，施特拉塞在党内是第二号人物，在党内左派分子中间，由于他们当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他比希特勒更有人望。他是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同地方各级党领袖有直接联系，看来颇得他们的拥护。他现在相信，希特勒已使他们的运动走到了绝路。比较激进的一些党徒已经开始投向共产党一边。党本身在经费上已陷于破产的境地。十一月间，弗里茨 - 蒂森曾经提出警告说，他已无法为他们的运动募到捐款。现在根本没有经费来付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的薪水或者维持冲锋队，仅仅后者，一个星期就需要二百五十万马克。纳粹党许多报刊的承印商也扬言要拒印他们的出版物，除非偿清欠账。戈培尔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谈到了这一点：「柏林组织的财务情况已经毫无希望。除了债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十二月间，他担心党内工作人员必须减薪。最后，十二月三日施莱彻尔会见施特拉塞那一天，图林吉亚选举结果，纳粹党丢了四十％的选票。显然，至少在施特拉塞看来是如此，纳粹党要靠选票取得政权，一辈子休想了。

他因此要求希特勒放弃他的「毫无还价」的政策，能捞到什么就是什么，参加施莱彻尔的联合政府。他担心，否则的话，党会垮台。他这么主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戈培尔的日记从仲夏开始一直到十二月为止，充满了不满施特拉塞「不忠」于希特勒的话。

十二月五日党领袖们在柏林西泽霍夫饭店开会的时候，终于摊了牌。施特拉塞要求纳粹党至少「容忍」施莱彻尔政府，支持他的意见的有弗立克，后者是国会纳粹党团主席，他所以支持施特拉塞是因为议员中间有不少人担心，如果希特勒惹起任何新的选举，他们可能丧失议席和议员薪俸。戈林和戈培尔则坚决反对施特拉塞，把希特勒争取到他们一边。希特勒决定不「容忍」施莱彻尔政府，但是后来情况表明，他仍旧愿意同这个政府「谈判」。不过，他任命戈林来担任这个任务，据戈培尔的日记透露，希特勒已经风闻施特拉塞两天前同总理举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十二月七日那一天，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西泽霍夫饭店进行了一次谈话，结果发生激烈争吵。希特勒指责他的主要副手背后下他的毒手，要把他轰下党内领导地位，分裂纳粹运动。施特拉塞矢口否认，赌咒说他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反而指责希特勒把党引向毁灭的道路。显然，他还有一些话没有说，那些话是一九二五年以来一直梗在他的喉咙中的，但是他回到艾克西尔西亚饭店的房间里以后，把它们都写在一封给希特勒的信中，最后提出辞去党内一切职务的要求。

这封信在八日送到希特勒那里，据戈培尔的日记说，「像一颗炸弹」。西泽霍夫饭店的气氛顿时仿佛墓地一般。「我们都感到很沮丧失望，」戈培尔这么记载。这是希特勒自一九二五年重建党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打击。现在，正当他快要取得政权之际，他的主要党徒背弃了他，扬言要粉碎他七年来的一切建树。

晚上（戈培尔写道）元首到我们家中来。很难强颜欢笑。我们都很沮丧，尤其是因为整个党有分裂的危险，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莱伊博士来电话。党内形势时刻在恶化中。元首必须立刻回西泽霍夫。

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希特勒打电话叫戈培尔去见他。施特拉塞已向各晨报发表了他的消息，当时街头刚刚开始在叫卖晨报。希特勒的反应，据戈培尔的描述如下：

背叛！背叛！背叛！

元首在旅馆房间内来回踱步，有几小时之久。这种背叛行为，使他深感痛心。最后他停下步来说：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用一支手枪在三分钟之内一了百了。

党没有垮台，希特勒也没有自杀。施特拉塞本来是可以达到这两重目的的，这样就会大大地改变历史的发展，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放弃他的努力了。弗立克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在柏林到处找他，因为他们一致认为，为了拯救党不致陷于不可收拾的结局，必须想法补救这次争吵。但是施特拉塞尝够了这一切滋味，已经搭了火车南下，到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去度假了。希特勒在瞅到敌手的弱点时最有办法，他马上狠狠还击。施特拉塞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由元首亲自接管，科隆区党组织领袖莱伊博士担任他的主要助手。施特拉塞的朋友都遭到清洗，党内各级领导人物都被召到柏林，在一份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宣言上签名，这他们都做了。

这个狡猾的奥地利人再一次摆脱了本来很可能会造成极其不利的结局的困境。至于格利戈尔 - 施特拉塞，过去曾有不少人认为他比希特勒了不起，如今一下子给毁了。「一个死了的人」，戈培尔在十二月九日的日记中这么称呼他。两年后希特勒决定清算老帐时，这句话分毫不错。

十二月十日，也就是被冯 - 施莱彻尔将军绊倒脚跟栽了一个筋斗后一星期，弗朗兹 - 冯 - 巴本开始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那天晚上，他在贵族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演讲，他那短命内阁的班子就是从这个俱乐部的有钱贵族里头挑出来的。演讲之后，他同曾经向国家社会党捐款的科隆银行家库特 - 冯 - 施罗德男爵作了一次密谈。他建议这位银行家给他安排一下，让他秘密会见希特勒。巴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施罗德，但是承认他同意了这个建议。说也凑巧，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他同企业界的联系人之一威廉 - 凯普勒代表纳粹党领袖，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在几个星期之前还是冤家对头的这两个人于一月四日上午在施罗德的科隆寓所会晤，他们希望这次会晤能严守秘密。但是当巴本刚到门口时就有一个摄影记者拍了他一张照，他虽然感到意外，但是直到第二天以前也还没有在意。希特勒由赫斯、希姆莱和凯普勒陪同前来，但是在进入施罗德的书房以前，把他的助手留在客厅里等候。他在书房里同巴本和他们两人的主人密谈了两个钟头。会谈开始时气氛并不太妙，希特勒悻悻地抱怨巴本在当总理时对待纳粹党的做法，但是，不久就有了转折，这个转折后来证明对这两个人来说也好，对他们的国家来说也好，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对于这个纳粹党领袖来说，当时是个关键性的时刻。他作了超人的努力，在施特拉塞叛党以后，好容易仍保持了党的团结。他在全国各地奔走，一天要在三四次集会上讲话，争取党的领袖们仍旧团结一致支持他。但是纳粹党人的情绪仍旧低落，党在经费上处在破产的境地。许多人说，党已经完蛋了。戈培尔在这一年最后一星期的日记中反映了这种普遍的感觉：「一九三二年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恶运——过去情况困难，前途黯淡莫测；一切希望都已化为泡影。」

因此，希特勒要取得政权，他的讨价还价地位已不如上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时那么有利。但是巴本也是如此；他已经下了台。两人都处在逆境，因此想法倒一致了。

他们到底在哪些条件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各人的说法不一样。巴本在纽伦堡审判中和回忆录中都毫无愧色地说：他一直忠于施莱彻尔，因此仅仅向希特勒建议参加这位将军的内阁。但是鉴于巴本有长期弄虚作假的历史，鉴于他有想在纽伦堡和回忆录中洗雪自己的自然愿望，以及鉴于后来的事实，似乎可以肯定，施罗德在纽伦堡提出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这位银行家说，巴本的建议是由一个希特勒一巴本内阁来代替施莱彻尔内阁，在这个内阁中，两人地位平等。但是：

希特勒——说，如果他担任总理，他必须是政府的首脑，巴本的支持者可以参加他的政府，担任部长，只要他们同意他的要改变许多情况的政策。这类改变包括：在德国的领导地位上驱逐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恢复社会生活中的秩序。冯 - 巴本和希特勒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他们同意，必须拟出进一步的细节，这可以在柏林或某个其他方便的地方来进行。

当然，这要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使希特勒和巴本大吃一惊的是，柏林报纸在一月五日早晨以大字标题报导了科隆会谈，并且发表社论攻击巴本对施莱彻尔不忠实。原来这位狡猾的将军真是足智多谋，他早已布置了密探，巴本后来获悉，在他进入施罗德寓所前给他拍照的记者就是施莱彻尔派出的一个密探。

除了达成同巴本的协议以外，希特勒在科隆会谈中还得到了两件对他来说很有价值的东西。他从前任总理那里获悉，兴登堡没有授权施莱彻尔解散国会。这就是说，纳粹党在共产党协助下可以随时推翻这个将军。其次是，这次会谈中取得了谅解，西德企业界愿意承担纳粹党的债务。科隆会谈后两天，戈培尔的日记中提到了「政治方面的可喜发展」，但是仍旧抱怨「财务情况不好」。十天以后，在一月十六日，他谈到党的财务情况「一夜之间有了根本好转」。

另外一方面，施莱彻尔着手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的乐观态度，退一万步说，也未免太近视了。十二月十五日，他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篇炉边广播演说，要求他的听众忘掉他是一个将军，并且向他们保证，他「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像私营经济或计划经济之类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恐怖意义」。他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失业者找到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能自立。捐税不会再增加，工资不会再降低。事实上，他还取消了巴本宣布的最近一次减低工资和救济金的决定。此外，他还停止实行巴本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农产品限额，而实行另外一个计划，从东部破产了的容克庄园中没收了八十万英亩的土地，分给二万五千户农民。此外，像煤和肉这种必需品的价格也将用严格的管制办法来加以压低。

这无疑是呼吁那些他迄今为止一直反对的和冷落的群众支持他，施莱彻尔继此以后还同工会领袖会谈，给了他们这种印象：在他设想中的将来，有组织的劳工和陆军是国家的两大支柱。但是劳工界并没有相信一个他们极端不信任的人，他们拒绝同他合作。

另一方面，工业家和大地主们都起来反对新总理的施政纲领，他们叫嚷说，这个纲领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主义。企业家们对于施莱彻尔突然同工会亲善感到十分震惊。大庄园主则对于他取消农业保护感到非常生气，对他没收东部破产庄园的前途感到极为恐惧。一月十二日，大庄园主团体「农业联盟」尖锐地攻击了政府，该联盟的领袖（其中有两个人是纳粹党员）晋见总统，并提出抗议。兴登堡自己现在也成了一个容克地主，他召见他的总理，加以责问。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威胁要公布国会关于「东部救济」贷款的秘密报告，当时人人知道这桩丑闻牵涉到好几百户容克世家望族，他们从政府的无偿「贷款」中得到好处，其中甚至间接牵涉到总统本人，因为送给他的东普鲁士庄园的地契在过户时非法地使用了他儿子的名字以逃避遗产税。

尽管工业家和地主们吵吵嚷嚷，而工会的态度又很冷淡，施莱彻尔仍莫名其妙地颇有信心，认为一切都很顺利。一九三三年元旦那一天，他偕同内阁阁员晋见老总统，后者表示颇为快慰，因为「最严重的困难已经克服，我们的面前已经打开了向上的道路」。一月四日，也就是巴本和希特勒在科隆密谈的那一天，总理安排让从意大利阳光下休假归来的施特拉塞晋见兴登堡。这个前纳粹党中第二号人物过了几天第二次见到总统时便表示愿意参加施莱彻尔内阁。这个行动在纳粹党阵营中引起了震惊，当时纳粹党正集中力量在小小的利普邦进行竞选，希特勒和他所有的主要助手都在那里活动；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以便改善元首同巴本的谈判地位。戈培尔的日记记述了戈林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带来了施特拉塞的坏消息，当时党的领袖们都通宵未睡，彻夜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他就职的话，对党来说，将是一个严重挫折。

施莱彻尔也是这么想，所以一月十五日，当时的奥地利司法部长库特 - 冯 - 许士尼格访问他的时候，他向许士尼格保证，「希特勒先生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他的运动已不再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危险了，整个问题已经解决，这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施特拉塞并没有参加内阁，民族党领袖休根堡也没有参加内阁，休根堡在前一天（一月十四日）本来曾经答应兴登堡参加内阁的。这两个人都投向了希特勒，不过施特拉塞遭到了冷淡，而休根堡则比较成功。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施莱彻尔向许士尼格兴高采烈地谈到希特勒的末日时，纳粹党在利普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次胜利谈不上是什么伟大成就。全部选票只有九万张，纳粹党得了三．八万张选票，即占三十九％，比前一次选举增加了约十七％。但是，纳粹党的领袖们在戈培尔的领导下大肆宣传他们的「胜利」，奇怪的是，这似乎对一些保守派人士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兴登堡幕后的一些人物，主要是国务秘书梅斯纳和总统的儿子奥斯卡。

一月二十二日晚上，这两位先生偷偷地溜出了总统府，坐上一辆出租车（据梅斯纳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到一个迄今为止还默默无闻的纳粹党人郊外的寓所，这个人名叫约希姆 - 冯 - 里宾特洛甫，是巴本的一个朋友，他们在大战期间曾一起在土耳其战线服役过。梅斯纳和奥斯卡在里宾特洛甫的家中会见了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立克。据梅斯纳的说法，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晚上以前，奥斯卡 - 冯 - 兴登堡一直反对与纳粹党人有什么来往。希特勒可能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他坚持要同奥斯卡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而使梅斯纳感到意外的是，小兴登堡居然同意了，同希特勒一起退到另外一间房中，密谈了一小时。总统的儿子既不以头脑灵敏闻名，也不以性格坚强著称，希特勒究竟同他谈了一些什么，这一点从来没有透露过。不过纳粹党人士中间一般都认为，希特勒施出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威胁方面包括要向公众揭露奥斯卡与东部救济丑闻的不清不白关系以及兴登堡产业上的逃税行为。至于利诱，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几个月后，兴登堡一家在纽台克的产业增加了五千英亩免税的土地，还有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奥斯卡从上校擢升为陆军少将。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希特勒对总统的儿子起了很大的影响。梅斯纳后来在纽伦堡审讯时的证词中说：「在坐出租车回总统府时，奥斯卡 - 冯 - 兴登堡特别沉默，他所议的唯一一句话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我的印象是，希特勒成功地迷住了他。」

现在只待希特勒迷住做父亲的了。这应该承认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老元帅的神志无论如何胡涂，他的花岗石般的性格却并未因年老而有所软化。比较困难，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巴本孜孜不倦地每天在对这位老人做工作。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施莱彻尔再狡猾也免不了要摔跤了。他既没有能够把纳粹党争取过来，又没有能够分裂他们。他也不能取得民族党、中央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因此，在一月二十三日，施莱彻尔去见兴登堡，承认他不能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的支持，要求解散国会，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与他紧急权力，根据总统命令行使政府职权。据梅斯纳的说法，这位将军还要求「暂时取消」国会，并且坦率地承认，他将不得不把他的政府转入「军事独裁」。施莱彻尔施尽了计策，到头来仍回到已本在十二月间所处的地位，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颠倒过来了。当时巴本要求授予紧急权力，而施莱彻尔加以反对，建议由他自己在纳粹党的支持下组织一个多数派政府。现在坚持要进行独裁统治的是这位将军了，而狡猾的狐狸巴本却向老元帅保证，他能够拉拢希特勒组织政府，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支持。无赖汉和阴谋家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兴登堡提醒施莱彻尔，他自己当初在十二月二日推翻巴本政府时所提出的理由，并且告诉他说，这些理由现在仍旧有效。他吩咐施莱彻尔回去设法在国会中争取多数的支持。这么一下，施莱彻尔就完了，而且他自己也明白。凡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戈培尔就是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施莱彻尔这个使这么许多人垮过台的人，随时都可能垮台。」

他垮台的日子最后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来到了。那一天，他晋见总统，提出他的政府的辞呈。兴登堡对这位感到幻灭的将军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我不敢说，我将来在天堂中对这个行动不会感到遗憾。」而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在这次背信之后，先生，我不敢说你会进天堂。」从此之后，他在德国历史中就很快地销声匿迹了。

同一天中午，巴本受总统之托，探索「在宪法条件的范围内」组织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政府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以来，这个狡猾的野心勃勃的人一直在想在最后一刻背叛希特勒，再一次担任一个在休根堡支持下的总统内阁的总理。戈培尔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说：「仍有可能，巴本将再度出任总理。」一天以前，施莱彻尔曾派陆军总司令冯 - 哈麦施坦因去见总统，警告他不要选用巴本。在柏林当时弥漫着的迷魂阵般的阴谋网中，施莱彻尔在最后一分钟突然赞成以希特勒来代替他了。兴登堡却向陆军总司令保证，他无意任用「那个奥地利下士」。

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那个星期天，是个关键性的一天，各个阴谋家都在拼命玩弄最后一手，使得首都充满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惊人谣言，不过并不是所有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施莱彻尔再次派遣忠实的哈麦施坦因去兴风作浪。这位陆军总司令找到希特勒，再一次提醒他，巴本可能把他抛弃掉，纳粹党领袖最好还是同已经下台的总理和陆军结盟。希特勒对此不感兴趣。他回到西泽霍夫饭店，同他的助手们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就是在这时候，戈林带来了消息说，元首明天将被任命为总理。

那天晚上，纳粹党的首领们部在帝国总理广场戈培尔寓所庆祝这个重要的消息，这时施莱彻尔又派了一个使者，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个使者是瓦尔纳 - 冯 - 阿尔文斯勒本，他对阴谋的兴趣之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一时没有阴谋，他自己就制造一个。他告诉正在庆祝的人们说，施莱彻尔和哈麦施坦因已命波茨坦卫戍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劫持老总统到纽台克去，建立军事独裁。这种说法大大地夸大了实际情况。这两位将军可能有此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纳粹党人一惊之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戈林急急忙忙拖着他那肥大的身躯，穿过广场，去向总统和巴本报警。至于希特勒做了什么，他自己后来是这么描述的：

我对这一（军事）政变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找柏林冲锋队长冯 - 赫尔道夫伯爵，通过他把柏林的全部冲锋队员都动员起来。同时我指示能够信托的警察局方面的韦克少校，准备派遣六营警察突然占领威廉街——最后，我指示冯 - 勃洛姆堡将军（他已被选定为未来的国防部长）在一月三 O 日上午八时抵达柏林时立即前去见老头子，向他宣誓就职，这样，就可以处在国防军总司令的地位上去镇压掉任何可能的政变尝试。

瓦尔纳 - 冯 - 勃洛姆堡将军当时正代表德国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背着施莱彻尔和陆军总司令——在这个疯狂的时期里，一切事情都是背着某一个人做的——把他召回来在希特勒一巴本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的，并不是希特勒，因为他还没有当权，而是兴登堡和巴本。正如希特勒后来所说的，勃洛姆堡将军是早已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一个人，受到他在东普鲁士的参谋长、一个直言不讳的纳粹同情者瓦尔特 - 冯 - 莱希瑙上校的很大影响。当勃洛姆堡在一月三十日一早到达柏林的时候，车站上有两个军官带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命令来接他。一个是冯 - 孔茨恩少校，他是哈麦施坦因的副官，命令他去向陆军总司令报到。一个是奥斯卡 - 冯 - 兴登堡上校，他是自己父亲的副官，命令他去向共和国总统报到。勃洛姆堡给弄得莫名其妙，结果去见了总统，立即宣誓就任国防部长之职，因此不仅有权镇压陆军方面的任何政变尝试，而且有权强使军方支持几小时后即将任命的新政府。陆军在这个关键性时刻终于接受了希特勒，对于这一点，希特勒一直是感激的。他不久就在一次党的集会上说，「要是在革命的日子里，陆军没有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对于军官团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责任，到最后，他们将后悔不已。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十四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在闭幕以前，在那些想要埋葬共和政体的形形色色的阴谋家中间，还发生了一出小小的滑稽戏。巴本后来是这样描述的：

大约十点半的时候，新内阁人员在我的家中会齐，然后穿过花园到总统府，在梅斯纳的办公室中等着。希特勒马上又提出了他对没有被任命为普鲁士长官的不满。他认为这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权力。我告诉他——这项任命可以放到以后再说。对此，希特勒答称，如果他的权力因此受到限制，他就要坚持国会举行新选举。

这样一来，形势又完全改变了，讨论又激烈起来。休根堡特别反对这个主张，希特勒为了要使他安心，便说，不论（选举）结果如何，他不会改变内阁的成分——这时已经早过了十一点了，而我们预定要在十一点晋见总统。

梅斯纳叫我们结束讨论，因为兴登堡不愿久等。突然发生意见冲突使我担心，新联合政府还没有产生就可能破裂——最后，我们被带去见总统，我作了必要的正式介绍。兴登堡讲了短短的一段话，谈到为了国家利益进行充分合作的必要性，然后就监督我们宣誓就职。希特勒内阁就此成立。

这样，通过走后门，通过同他私下厌憎的老派反动分子在政治上作一笔不能见人的交易的办法，这个从维也纳来的前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弃儿、激烈的革命分子，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理。

毫无疑问，国家社会党在政府中肯定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内阁十一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三个，而且除了总理一职以外，他们所占的都不是重要职位。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但并没有像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内政部长那样控制着警察，德国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第三个纳粹党阁员是戈林，但是没有适当的部可以给他，于是他就被任命为不管部长，其默契的条件是，一旦德国有了空军后，就任命他为航空部长。很少有人注意到，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这个职务控制着普鲁士的警察；而在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联邦内阁上。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内阁名单中没有戈培尔的名字；他暂时给置在脑后了。

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以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与农业部长，钢盔队头子赛尔特任劳工部长；其他各部仍由巴本在八个月以前任命的非党「专家」担任。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伴同前来，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激进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重牵制。而且还有一层：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坚决的老总统（老总统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护者）的帮助下，在他的保守派同僚（他们在人数上以八对三胜过难以驾驭的纳粹党人）的明确支持下，他能够掌握这个内阁。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奸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实际上也没有人真正了解希特勒——他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了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没有别人能了解——既有的有势力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中产阶级和高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悲哀地所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

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 - 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致命错误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国家社会党一九三二年七月最受群众拥护的时候，也不过赢得了三十七％的选票。但是，表示反对希特勒的六十三％的德国人民，当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目光也过于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他们当时一定知道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不论多么暂时）加以扑灭，这个共同危险就会压倒他们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推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所根据的是这种颇可怀疑的理论：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将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崩溃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布尔什维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

社会民主党人则由于十四年来同其他政党分享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联合政府作尽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它的力量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他们的党已经仅仅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施加压力集团，只求为他们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会争取到一些让步。有些社会党人说，幸运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不择手段和不讲民主的共产党分裂了工人阶级；经济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工会，使他们的党失去了几百万失业者的支持，后者在绝望之下不是转向共产党就是转向纳粹党。这话可能不错。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悲剧是不能仅仅用运气不好来解释的。他们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时候曾经有过掌握德国政权的机会，按照他们一向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来建立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缺乏这么做的果断决心。现在到三十年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失败主义的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数能力平庸的老人。虽然他们忠于共和国到底，但是在最后过于慌张胆怯，不敢承当为了保卫共和国就必须承当的风险，当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毁普鲁士的合宪政府时，他们没有能够行动起来，这就是一个明证。

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德国缺少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这种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已证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中，中产阶级政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一共获得了一二○○万张选票，仅仅比两个社会党派别少二百万张选票。但是从这个时候起，由于他们的拥护者转向希特勒和民族党，他们的力量日趋衰退。在一九一九年，民主党还有七十四名议员当选参加国会，到一九三二年时，他们就只剩下两个议席了。人民党的议席在一九二○年是六十二个，到一九三二年只剩下十一个。只有天主教中央党自始至终保持了他们的投票实力。在一九一九年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中，中央党在国会中获得了七十一个席位，到一九三二年仍旧有七十个席位。但是中央党从惮斯麦时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较之社会民主党有过之无不及，对于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让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持。虽然它似乎是忠于共和国，忠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们前面已谈到，它的领导人，在巴本和民族党人还没有抢过他们之前，就已经在同纳粹党谈判要把总理一职送给希特勒了。

如果说，德意志共和国缺少一个政治上走中间路线的阶级的话，它也缺少一个真正保守的政党在许多其他国家所起的稳定作用。德国民族党在一九二四年最发展的时候获得了六百万张选票，有一百零三人当选国会议员，成了国会中第二大党。但是在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几乎所有其他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不论在朝或在野都不愿担负责任，唯一例外是他们在二十年代所参加过的两次短命内阁。大部分把选票投给民族党的德国右派所希望的是推翻共和国，恢复德意志帝国，恢复他们在帝国中的一切原有特权。事实上，不论作为个人来说也好，或者作为阶级来说也好，共和国对右派是极其宽大的，而且考虑到右派梦寐以求的目的，可以说是格外容忍。我们已经谈到，共和国允许陆军可以保持一个国中之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容克地主可以用政府贷款来维持他们经营不善的庄园，而这种贷款从来没有偿还过，也很少用来改良他们的土地。然而共和国这样宽大相待，并没有博得他们的感激或忠诚。他们竭力破坏共和国的基础，一直到最后同希特勒结盟把共和国彻底推翻，其心胸之狭隘，偏见之深固，眼光之短浅，即使在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免使作者感到不可想象。

在这个前维也纳流浪汉身上，保守的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能够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够废除一九一八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虽然他有着保守派所缺少的东西——群众的拥护，右派仍以为他将仍旧在他们的股掌之上。在联邦内阁中他不是居于三对八的劣势吗？保守派有这样优势的地位就能够（至少他们自己这么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又不致于让纳粹党实现其地道纳粹主义的暴政。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的确是规矩正派、敬畏上帝的一些人。

霍亨佐伦帝国是靠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经过一场大战在协约国手中遭到的军事失败。至于第三帝国，既不靠军事的胜负，也不靠外国的影响。它成立于和平的时期，是由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产自他们的软弱，也产自他们的力量。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这一点，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中午，当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 - 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他们不久就要体会到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