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们设想，废除政府的货币垄断权，将能够防止过去60多年中困扰整个世界的严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一次又一次发作。经过详尽的考察证明了，它也是医治某种更为根深蒂固的疾病的一剂猛药：即周期性的萧条与失业，它曾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内在的、致命的缺陷。

金本位制不是解决之道

我们可能会以为，回到金本位制或者某种固定汇率制，能够阻止近年来出现的货币价值剧烈波动的现象。我一直都认为，只要货币管理权掌握在政府手中，金本位制，哪怕缺点很多，也是唯一一种还比较安全可靠的制度。但我们当然能够做得更好，即使完全不借助政府。当然，金本位制也存在严重缺点，撇开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不谈，反对实行金本位制的人士也曾经正确指出，由中央集中指挥货币数量，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抵御现有信贷体系内在不稳定的必要手段。但一旦我们认识到，信贷的这种内在不稳定性正是银行存款业务的结构本身所导致的，这种结构则是由政府对柜台交易货币的供应之垄断性控制所决定的，在这里，存款必须要被兑付；因而，上述反对理由其实站不住脚。如果我们要让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存活下去（想来即使是所谓的“混合经济”的鼓吹者也有这种愿望吧），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用私人发钞银行间的自由竞争，取代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和国家性货币体系。我们从来没有让货币控制在那样一些机构手中，它们只有一个、并且是唯一的关注点，那就是向公众提供一种货币，这种货币是公众所能接受到的货币中最好的，而与此同时，它们的生存也完全取决于自己能否满足公众对其形成的预期。

在多种货币自由竞争的环境中，金币很有可能最初是最受欢迎的。但恰恰是这一点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上升，从而使黄金价格上涨（也许还会急剧波动），因此，尽管黄金仍会被广泛用于财富的储藏，但作为商业交易和记账单位，它很快就不那么便利了。当然，人们仍然可以自由地使用它作货币，但我想，它恐怕不会战胜私人发行的其他形态的货币，而对这些货币的需求，端赖其数量能够被成功地控制在维持其购买力恒定的水平上。

目前，黄金之所以比政府控制的纸币更受人信赖，乃是因为，黄金的数量不可能被随意操纵，被用于追求政治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同样的事实也会使得黄金劣于竞争性机构发行的符号性货币，而这些机构的生意取决于能够成功地管理其发钞数量保持该种货币价值的大体平稳。

健全的货币只能出自于自利，而不会出自于仁慈

我们之所以一直只能用到劣币，就是因为政府一直禁止私人企业向我们提供较好的货币。我们的政府是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下进行治理的，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不能指望聪明或同情心，而只能依靠纯粹的自利来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制度。只有当我们所期望的良币不再来自于政府的仁慈、而出自发钞银行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之时，我们才确实进入了幸福时光。

正是借这种途径，我们彼此得到我们曰常所需要的那些物品中的极大部分。①

——但不幸的是，现在，还没有一种货币是我们可以指靠的。要为过去周期性的危机承担责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政府的干预。②政府一直禁止企业利用那些可用以保护它们不受某种不可靠的货币之影响的交换媒介，而这种媒介既能使供应者有利可图，又能有益于其他所有人的发展。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明白，本书所提出的改革，并不是金融领域无足轻重的技术性改革，而是决定自由文明之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我看来,本书所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唯一一条令市场秩序恢复完善的途径，并可将市场秩序从其主要缺陷和针对它的种种谴责的借口中解救出来。

竞争性纸币是否可行？

当然，在公众还没有理解之前，我们是不能指望这样的改革的。但那些认为我们的改革建议完全不切实际、纯属乌托邦的人士，应该记住，200年前，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

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③

他的著作于1776年出版，过了将近90年，大不列颠才在I86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完整的自由贸易的国家。但观念传播得更迅速；如果不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引起的政治上的倒退，毫无疑问，贸易自由会更早到来的。直到1819年，才有一个思想运动幵始兴起，在这些问题上教育普通民众，而正是由于少数人士的忘我努力，由于他们致力于传播有组织的自由贸易运动提出的要旨，最终，斯密所说的“那些惹起众怨、令人失望的垄断者肆无忌惮的行径”被制止了。④⑤

我担心，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宣传已经深入到群众中，这种宣传让通货膨胀也成了光荣的事情，这种宣传也为煽动家提供了职业政治家无法反驳的论据，因而，避免我们被持续的通货膨胀驱迫着实行某种政府控制和指挥的经济、进而最终拯救文明的唯一办法，就是剥夺政府在货币供应方面的权力。⑥

“自由货币运动”

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相当于19世纪的自由贸易运动的自由货币运动，我们要向世人证明，不仅严重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害——对此有人可能会颇有道理地论证说借助目前的制度就能够避免——而且生产的周期性停滞导致的更深层次的恶果，确实都是目前的货币制度安排内在具有的根本缺陷。

只要通货膨胀率稍微降低一点点，对于目前的通货膨胀的担心——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就能观察到——就会太快地消散。我也不会怀疑，到本书出版之后，人们又会有充分的理由重新忧心忡忡（除非局势更为糟糕，而重新爆发的通货膨胀被价格控制所掩盖）。甚至有可能，已被启动的新的通货膨胀型繁荣会再次崩溃。但要想得出废除政府对货币控制的有害权力的结论，却需要透过通货膨胀表面可见的后果而洞察其更深层次的危害。因而，我们面前摆着一项重大的教育使命，在完成这一任务后，我们才能够期望将自己从现有货币制度中危及社会和平和持续繁荣的最严峻的威胁中解救出来。

这个问题涉及改革的迫切性，有必要获得广泛的理解。这个问题并不像外行人乍看之下那样涉及的是一个他从来就不太明白的、微不足道的金融体系技术细节问题。这里的问题所涉及的是，它可能是我们阻止所有政府不断滑向极权主义——在很多敏锐的观察家看来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条办法。我希望我可以提议大家从容行事，但时间确实不饶人。现在迫切需要的，不是建构一种新制度，而是立刻取消一切法律障碍，200多年来,这些法律一直阻挡着一种演进之路，而这样的演进本来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我们无法预想到的有益结果的。

①Adam Smith[54],p.26. 原注

②晚年的米塞斯曾一再阐述过这一主題，见Ludwigvon Mises[45-47]。——原注[54],p.471(中文译本，下卷，第42页）。在涉及到现在讨论的问题时,以这句话

③开始、以下面引用的一个词结束的这一整段，非常值得仔细阅读。——原注

④本书第一版的一位书评作者（John-Porteous,New-Statesman，1977年1月14日）曾经明智地评论道：“政府将丧失对人们宗教信仰的控制权，在400年前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原注

⑤有人认为，我提出的“构建”种种全新货币制度的设想，是与我自己的一般哲学看法相冲突的。但以为我要设计一种新制度，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无稍的了。我所提出的不过是废除现有的障碍，多少年来，这些障碍阻止着可取的货币制度之演进过程。我们的货币和银行体系乃是旨在增加其权力的政府强加种种有害约束的产物。这些制度当然不能说属于尝试过后发现的良好的制度，因为，人们根本就不被允许进行尝试和选择。为了论证要求给予这个领域的发展以自由的呼声的正当性，喬要解释在賦予这种自由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们能够预测到的东西必然是有限的。自由的一大好处就在于，它鼓励新的创造发明，因而从其本性来看就是无法预测的。我相信，演进的过程将会比我所能设想到的更具有创造性。尽管，只有相当少的新观念能够塑造社会的演进，但一个自由的体系与一个受到管制的体系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在前一种体系中，那些具有更好的想法的人将由于他人的模仿而决定该体系的发展，而在后一种体系中，则只有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想法和欲望控制演进进程。自由总是创造出新风险。我所能说的是，如果由我来攀管一个我所珍爱的国家的命运，那么，我将乐意在我现在所考虑的这个领域中冒这种风险。——原注

⑥最近的经验也表明，政府未来可能会发现它们将面临国际性压力，迫使它们实现一种有害于本国国民而有益于他国的货币政策，政府只有放弃自己控制货币供应童的权力和责任，才能摆脱这种压力。我们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那些已经成功地将本国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5%以下的国家将会被另一些国家拖死，这样国家仍然起劲地以每年15%的速度制造通货膨胀，借这种“通货再膨胀”的办法摆脱困塊。——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