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沟通的总体目标是，或者应该是接纳与和解。它最终应该有助于降低或消除误解的壁垒和障碍，正是这些误解将我们人类彼此分开。在这里我用了“最终”一词，意味着沟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各抒己见，需要激烈的争论和争吵，有时还需要愤怒。愤怒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客观存在的障碍上，从而能够进一步击溃它们。不过，愤怒也是一种攻击性情绪，如果使用不当，则会制造混淆、误解、扭曲和怀疑，播撒下不信任和敌意的种子。

当人与人发生冲突时，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一种是接纳对方，创造出信任、包容、完整和充满爱的关系。

精神科培训初期，在我值班的第一个晚上，我被叫到急诊室去见一位士兵的妻子，她表现得非常神经质，显然已经无法再照顾自己。如果发生在一名士兵身上，问题会简单得多。作为一名军医，我有权违背任何一名士兵的意愿，强制其住院治疗，但士兵的亲属只能自愿进入我们医院。为此，他们必须签署一份表格。我向士兵的妻子解释了这一点。我告诉她，她确实需要住院，而我们有一流的医院，在那里她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我问她是否愿意签署意向书。

答案是否定的。

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她需要住院治疗。她的状况极端不稳定，如果她不愿意主动登记入住我们的医院，除了拨打电话叫警察到急诊室，并让他们将她带去市医院外，我别无选择。在那里，她将接受另外两名精神科医生的检查。我告诉她，我非常确信其他两位精神科医生也会认为她急需住院，然后他们会违背她的意愿强制她入住市医院。由于市医院可谓是个火坑，我问她是否愿意登录入住我们的医院。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一直与这位女士讲道理，鼓励她做出明显是唯一合理的决定。她不时拿起笔，看上去像是要在表格上签字，却一次又一次地将笔放下。有几次，她甚至已经开始写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但随后却半途而废。最后，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放弃了。我筋疲力尽、无助而充满挫败感，我拿起电话，打电话给警察，并告诉他们我这位患者的情况。在我请求警察前来急诊室的过程中，我的患者突然拿起笔说道：“好吧，我签。”并且照做了。

10 天后，在我接下来的一次急诊室值班过程中，这个场景被重复上演了一遍，甚至精确到每一个细节。唯一不同的是，这是另一位士兵的妻子，但同样急需住院治疗。像上回一样，我耐心地和她讲道理，从前一天晚上 11 点直到凌晨两点。像上回一样，笔被反反复复地拿起又放下。像上回一样，凌晨两点我终于打电话给警察，并且在我通话的过程中，患者签了名。

第三次遇到类似患者的时候，我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处理。我的想法是相同的，但我把留给她做出决定的时间严格限定在 3 分钟内。我对她说：“如果你 3 分钟之内无法做出决定并在表格上签字，我会打电话给警察。”3 分钟后，当她还没有签署表格时，我给警察打了电话，而在我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患者签署了意向书。以前需要 3 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这回只用了 20 分钟，效率却提高了 10 倍。

不过，虽然面临冲突时，使用威胁和武力的确能够做到立竿见影，但有一个前提，武力所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思想动荡不安，情绪和行为容易失控的人，如果不对他们使用强硬一些的手段，往往会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带来危险。在上面的故事中，我之所以诉诸警察，是因为对方都有心理疾病，必须住院治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的诊断也是准确无误的。倘若我的诊断有误，又采取了强迫的手段，那我就是在滥用权力，我的行为就会变得邪恶。所以，当我想强迫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必须要看对方的情况，并弄明白自己行为的正确性，避免狭隘与偏见，骄傲与自恋。

有一句谚语：“骄傲在跌倒之前。”

骄傲有它自己的作息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骄傲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有些时候对个人和团体而言，它是病态的，具有破坏性的。

自恋是我们心理层面的生存本能，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然而，被埃里克·弗罗姆称为恶性自恋的肆无忌惮的自恋，则是个人和团体变得邪恶的前兆。

“权力的傲慢”是一种恶性的自恋，如同大多数偏见一样，它本身是无意识的，却常常制造出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