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幸免于难的希特勒，或者说使人看来仿佛幸免于难的希特勒压下了将领中的反抗之后，便来进行他的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计划。十一月二十日，他发下了第八号作战指令，命令保持「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并且规定了灭亡荷兰、比利时的方案，接着，希特勒为了给那些胆怯的将领们打一打气，使他们具有在大战前夕所必须具有的劲头，于是便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中午把那些担负指挥的将领和参谋总部的人员召到总理府来。

这是希特勒对他的主要军事将领们所作的秘密精神讲话中一次最能说明问题的讲话。由于盟军在弗伦斯堡发现了一些最高统帅部档案，这篇讲话便被保存下来了，这是某位不知名的与会者的笔记。

这次会议的宗旨，（希特勒一开始便说）是要使你们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境界，因为这支配着我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态度；此外我还要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法。他在这次与会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说话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异常露骨，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想象力丰富然而极不正常的脑子里的一切思想活动的轮廓。他还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作了极其准确的估计。但是，很难想象有谁听了这番讲话还能有任何怀疑，仍旧不相信这个掌握了德国和全世界命运的人已经全然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自大狂者。

在谈到早年的奋斗时，他说：

我对于历史事态的可能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作出无情的决定有坚定的意志——作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谋刺我的阴谋以后可能还会有。我对我的才智能力和决断能力是深信不疑的——从未还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在我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地位空前提高了，即使现在全世界都在恨我们——国家的命运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自然当仁不让。

他斥责将领们在他作出「坚决的决定」要退出国联、宣布征兵制、占领莱因兰、在莱因兰设防以及吞并奥地利时不该表现怀疑和动摇。他说，「在那时候相信我的人是很少的」。

「接着下一步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他在叙述他的征服业绩时，态度极为寡廉鲜耻。可惜张伯伦没能听到他这番话。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是不能以取得苏台德日耳曼人区为满足的。那仅仅是局部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便作出了进军波希米亚的决定。随着建立了「保护国」，这样征服波兰的基础就奠定了。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十分明确，是应该先解决东方再打西方呢，还是先征服西方再来收拾东方。由于事态的压力。最后还是先打波兰，可能有人指责我，说我要打了又打。但我认为，斗争是所有人的命运。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

日益增长的（德国）人口，要求有更大的 Lebensraum（生存空间）。我的目标在于使我国人的数目和所需的生存空间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斗争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俯首退让，逐渐衰亡——在这里，一切巧计良策都将无济于事，刀剑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拿不出力量来进行斗争的民族是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希特勒说，包括俾斯麦和毛奇在内的过去那些德国领导人的毛病是「不够坚强。只有在一个有利时机对一个国家发动进攻才能解决问题」。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多面受敌。因而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希特勒继续说道：

今天，第二幕戏正在编排。六十七年来我们第一次避免了两线作战——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从根本上说来，我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养兵不用。我一直都有决心要发动进击。

想到目前单线作战的好处时，这位元首提起了俄国问题。

就目前来说，俄国还没有什么危险性。它已经由于许多内部问题而被削弱了。况且，我们同俄国还订有条约，但是，条约只有在它们还能为某种目的服务的时候才会得到遵守。俄国只有在它认为这个条约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遵守它——俄国仍然抱有长远的目标，特别是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

至于意大利，一切取决于墨索里尼，「他一死情况就可能全盘改变——正像斯大林如果死了一样，意大利领袖一死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一个政治家是很容易遭到不测的，最近我对这一点有亲身体会」。美国「由于有中立法」，所以希特勒那时候还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同时它对盟国的援助也还很有限。然而，时间是对敌人有利的。「目前是一个好机会。再过六个月就可能不再如此了」。因此：

我的决心是不可变更的。我要尽快地在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法。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并没有多大关系，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破坏中立的行为，我们不会提出一九一四年那样笨拙的借口。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不仅仅是一个作战行动，它所关系到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接着，他的讲话就开始结束：

我们历代伟人的精神一定会使我们鼓起勇气来。命运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比对德国历代伟人所要求的更多。只要我活着，我所想到的将只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

这是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演说，虽然几乎所有的将领都不相信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可能取得胜利，但据我们所知，当时却没有一个将领站出来表示怀疑，也没有任何人起来质问进攻比利时和荷兰是否违反道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中立和边界是得到德国的庄严的保证的。据当时在场的某些将领们说，希特勒对陆军高级将领和参谋总部里所存在的消极情绪的批评，比上面所说的要厉害得多。

当天傍晚六点钟，那位纳粹统帅又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叫了去，就「佐森司令部的情绪」狠狠地训了那位陆军总司令一顿，参谋总长则像一个犯了过错的孩子一样站在元首办公室的门外等着。希特勒申斥说，陆军总司令部从上到下全都染上了「失败主义」情绪，而哈尔德的参谋总部则「抱着顽固的态度同元首闹别扭」。勃劳希契沮丧已极，据他自己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当时提出辞职，但是希特勒不准。这位总司令回忆说，希特勒还严厉地提醒他，「我必须像所有其他的军人一样，完成我的职责，履行我的义务」。那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中用速记符号写了这样一句：「危机重重的一天！」从各方面来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标志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甩开德皇威廉二世而掌握了德国最高军政大权的陆军，已被希特勒最后决定性地制服了。从这天起，这位前奥地利下士不仅认为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他的将领们高出一筹，而且认为自己的军事见解也是如此。所以他从此不再听他们的意见，而且不许他们批评——其最后结果为全人类带来了灾难。

「我们之间从此有了裂痕，」勃劳希契在谈到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事件时对纽伦堡法庭说，「虽然后来弥补上了，但是芥蒂始终存在。」

希特勒在那个萧瑟的秋天对将领们所发表的这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说，对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不啻当头一棒，使他们不敢再怀有一点点推翻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念头。他已经警告他们，他将「消灭」一切碍他手脚的人。哈尔德说，希特勒还特别补充一句，他将「以暴力」镇压参谋总部对他的任何反抗。哈尔德至少在当时还不敢挺身反抗这种骇人的威胁。四天以后，十一月二十七日，托马斯将军在沙赫特和波比茨的怂恿下去见哈尔德，力劝他对勃劳希契下功夫，使他采取行动反对元首。（「必须把希特勒搞掉！」据哈尔德后来回忆，托马斯当时曾这样说，）但是这位参谋总长对他说了一大堆的「困难」。他说他还不能肯定，勃劳希契是否「会积极参加政变」。

过了几天，哈尔德用一些极为可笑的理由向戈台勒说明他为什么不再打算推翻那位纳粹独裁者。哈塞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理由。除了「大敌当前不能叛变」这一条之外，据哈塞尔所记，哈尔德还补充了以下各点：「我们应当给希特勒一个最后的机会，把德国人民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目前我们再找不到另外一个伟大人物了——反对派的力量还不够成熟——对于年轻的军官，我们没有把握。」哈塞尔又去找最早的密谋分子之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要他动手，但是毫无所获。「他对陆军将领的反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这位卸任的大使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里写道，「并且认为再沿着这条路搞下去只是白费力气」。过了不久，哈塞尔在日记中记道，「哈尔德和勃劳希契已经完全变成了希特勒听话的小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