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游戏其实只是一系列难度逐渐提高的关卡，它之所以深深吸引人，是因为我们相信可以破关。对我而言，最好的证明就是魔术方块。它满足了大家内心的盼望：只要我够努力、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那凌乱失序的一切终能重回正轨、恢复原样。人类的机智足以将最破碎混乱的系统，改造成合乎逻辑秩序的事物，如同魔术方块每一面都闪耀着相同颜色。

我想出一套计划（或多套计划），其中一点小差错都可能害我被关起来，但至今进行顺利。我逃离国安局、逃出美国，我在游戏中获胜了。不论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意味着：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但事情没那么容易，因为我联络的记者尚未现身。他们不断延后会面、解释理由并再三道歉。

据我所知，纪录片导演萝拉．柏翠丝立刻就会从纽约市飞来，但她并非单身一人赴约。我已寄给她部分文件，并承诺会给予更多。她忙着说服《卫报》记者格伦．格林华德加入她的行列，同时要求他买部新笔电。这部电脑不能用来上网，也必须安装加密程序，如此一来我们才能不受监控地沟通。我一人待在香港，看着时钟滴答滴答地走，日子一天天地过，内心苦苦哀求：拜托，一定要在国安局察觉异状前来见我。我经历了这么多事，如今却在香港孤立无援，这令我有些无奈。我试图为这些记者着想，他们可能太忙或疑神疑鬼难以排定行程，但我更害怕，万一警察比他们先到的话，那我的一切牺牲全都白费了，我还有好多资料没公布。我想起我的家人与琳赛，我真是笨死了，把自己的命运赌在这群人身上，而他们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把自己关在美丽华酒店，足不出户，选择在这入住，是因为它位于热闹的购物与商业区中心。我将请勿打扰牌子挂在门把上，不让清洁人员随便进入。整整十天，我没离开过房间一步，因为我担心外国间谍会趁机潜入安装窃听器。此事如此重大，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我将房间改成简陋的运作中心，透过加密过的网络信道，寄信恳求自由媒体工作者尽快前来。我会站在窗前等待回应，痴痴望着外头无缘涉足的美丽公园。当萝拉与格伦最后抵达时，我已将旅馆菜单吃过一轮。

但在那个礼拜，我不只是空等或写些奉承的信。我还试着整理最终报告，像是爆料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解释一切。这是个有趣的挑战：如何用最精准的表达方式，让这些没有技术背景的人听得懂。他们绝对会怀疑我说的话，毕竟我指控的是美国政府非法监控全世界。我整理好后设资料与通讯承载等词汇定义，还备妥各式缩写与简写说明，像是CCE、CSS、DNI、NOFORN等。我最后决定别从技术或系统的角度切入，而是从监控计划说起（用说故事的方式），我要使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但我无法决定先说哪个故事才好，因此不断重组次序，试图以最棒的顺序讲述史上最严重的犯罪。

我必须设法让他们在短短几天内了解此事的严重性，而这是我花费数年才拼凑出的真相。另一方面，我也得让他们认识我，理解我为何如此做的原因。

等了好久，格伦与萝拉终于在六月二日抵达香港。与我在酒店见面时，他们对我的样子有些意外。格伦甚至说，他以为会遇到年纪更大的人，像是烟酒不离手、罹患癌症末期，内心备受折磨的老人家。他不解的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不断确认我的年纪）怎可能接触到如此敏感的资料，又怎会愿意赌上自己的人生。我猜不透他们何以会有与老人会面的预期，毕竟我的会面指示不算老派。我要他们去旅馆餐厅旁边一个安静的角落，摆了一张鳄鱼皮纹路的人造皮沙发的地方，等待一个拿着魔术方块的人。好笑的是，我一开始不太想动用以物认人的情报技术，但我随身携带唯一特殊事物就只有魔术方块，用这个物品能让他们远远就认出我。它能遮掩我的紧绷压力，我害怕警察突然现身把我铐上手铐。

这种压力在十几分钟后达到高峰，那时我将他们带到我的房间，也就是十楼1014号房。在我的要求下，格伦将他的智慧手机塞到小冰箱，但他都还来不及放进去，萝拉就忙着重新布置、调整房内灯光，之后取出摄影机。虽然我在加密信件里同意她拍下会面过程，但我发现自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过去十天来，我没离开过这个房间。此房间狭小而凌乱，萝拉开始将镜头对准瘫坐在久未整理的床上的我，而我此时只能硬着头皮上场。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越在意有人拍你，你就越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光是察觉到有人按下手机录像键或将镜头对准你，便足以让你的行为开始不自然起来，即使那个人是朋友也一样。虽然我今日与他人的互动大多透过镜头，但我还是不确定，究竟是看到自己在影片里比较奇怪，或是被拍比较奇怪。我试着避开前面那种状况，但现在大家不太可能逃得掉后面那种状况。

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我全身僵硬、无法动弹。萝拉的摄影机红灯就像是狙击手的瞄准镜，不断提醒着我，房门可能随时会被撞开，可怜的我会被拖走。当我摆脱这种想法时，我又立刻被另一种想法缠上。我不时地想像，这些录像片段之后如何在法庭上呈现。我发觉自己应该做更多事前准备，像是穿件像样的衣服、刮掉凌乱胡子等。整个房间堆了不少送餐托盘与垃圾，面碗与吃一半的漢堡包丢在一旁，地板上还有成堆脏衣服与湿毛巾。

这真是个超现实的状况。我在被拍摄前没遇过任何影片工作者，在充当消息来源前也未曾与记者有过接触。我第一次和别人大声谈论美国大规模监控系统，竟是透过网络放送在全世界所有人面前。不论我的样子有多邋遢、声音有多生硬，这都无法否认萝拉拍摄影片的重要性，因为它忠实呈现这个房间发生的一切事物，这是平面媒体做不到的。她这几天在香港拍摄的片段，里头呈现的事实不容任何人扭曲，这不仅展示出她身为纪录片工作者的专业，更代表她拥有先见之明。

在六月三日至九日期间，我与格伦以及他的同事艾文．麦卡斯吉都待在旅馆房间内做访问。艾文是会面首日后才加入我们的。我们聊了许多内容、仔细剖析国安局监控计划，而萝拉在旁忙着摄影。相较于白天的忙碌，晚上显得空虚孤独。格伦与艾文会回到他们的旅馆W酒店，那里距离美丽华不远，他们会将每天的访问写成报导。萝拉人也会消失，她忙着剪辑拍摄片段，《华盛顿邮报》的同事巴特．杰尔曼帮忙将这些片段做成报导。巴特后来没来成香港，但他在远端接收影像，与萝拉分工合作。

我晚上会睡觉或尝试入睡，不然就是打开电视转到BBC、CNN这类英语频道，观看国际社会对此有何反应。六月五日，《卫报》登出格伦第一篇报导，内容写的是外国情报监控法法庭授权国安局得以从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Verizon）蒐集用户电话资料。六月六日，他写的棱镜计划文章登场，里头内容与《华邮》同日刊出萝拉与巴特的报导大致雷同。我深知，随着暴露内容越来越多，我越可能被指认出来，这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尤其是我的单位开始寄电邮要我回报近况，而我却迟迟没有回应。虽然格伦与艾文同情我处境艰难，但他们从不让此事妨碍他们报导真相，而我也试着仿效他们的作法。

新闻报导与纪录片一样，能透露的东西有限。由于既定惯例与科技限制，媒体不得不被迫删节部分内容，观察这个部分非常有趣。格伦的文章（尤其是刊登在《卫报》的内容）锁定事实陈述，与他坚决追求真相的热情形成强烈对比。而艾文人如其文：真诚亲切、耐心持平。萝拉则默默在旁综观全局，时而内敛矜持、时而机智讽刺，拥有融合高超间谍与完美艺术家的特质。

当所有电视频道与线上网站争相报导此事，可想见美国政府必定想尽办法要找出消息来源。当他们发现是我爆料时，他们可以把我的面孔当成挡箭牌逃避责任，而非回应爆料内容。他们势必会攻击泄密者的可信度与背后动机。有鉴于此，我必须抢回主导权。若我不交代动机与目的，政府便能趁机转移焦点。

唯有先在媒体前现身，向大家介绍我自己，我才有机会反击。我可以给予媒体一些个人信息，以满足他们高涨的好奇心。也许再附上一份声明：重要的不是我个人，而是美国民主机制遭到破坏。之后我立刻消失无踪、人间蒸发，这就是我的计划。

艾文和我讨论后决定，由他写一篇关于我情报背景的文章，而萝拉则建议我拍摄一段影片声明，连同《卫报》文章一起刊出。在里头，我将承认我是唯一消息来源并承担责任。虽然萝拉整个礼拜都在拍我（其中许多片段出现在她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但她根本没空整理并找出适合片段，毕竟我必须条理分明地对着镜头说话。于是她提议，不妨就在旅馆录下自介说明。这段影片的开头是：呃，我的名字是史诺登，我，嗯，今年二十九岁。

你好，世界！（Hello, world学习程序语言时，第一个练习是输出Hello World这个字串。）

虽然我从未后悔表明正身，但我确实希望我能说得更好，以及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事实上，我根本毫无规划。当别人问及整件事落幕后有何打算，我并没有仔细思考，主因是我成功概率极小。我在乎的是将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我深知，将这些档案公诸于世，意味着我必须接受全民检验。没有退路就是最好的策略。若是我事先设想好每一步，那可能会伤害曝光内容的可信度。

举例来说，若我先安排好飞到某国或寻求庇护，那我可能会被称为外国间谍。而若是我返回美国的话，我能想到最好的情况是：我一下飞机就遭到逮捕，然后美国政府以间谍法的罪名起诉我。他们会做个样子举办公审，但是不给我答辩的机会，因为任何重要事实的讨论都会遭到禁止。

政府刻意创造有瑕疵的法律，大大地阻碍正义的实现。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根本不被允许在法庭上抗辩，无法主张我泄露给媒体的资料涉及公共利益。即使是多年后的现在，我仍然无法援引这些爆料所带来的好处，像是促使国会修改监控法律或让法庭裁定某些监控计划非法，或是逼迫司法部长与美国总统承认大规模监控的讨论有其必要，而这能让美国变得更强大。若我回国的话，以上这些公共利益在法庭上会被认定为无关紧要、不予受理。政府唯一需要证明的是：我泄露机密信息给记者，但我从头到尾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何我会认为，任何人呼吁我回国受审，等于是要我回国受刑，且刑罚肯定不轻。泄露高级机密文件，不管对象是外国间谍或国内记者，每份文件罚则最高十年。

自从《卫报》网站六月九日释出我的影片后，我便被锁定了，就像我背后有个标靶。我深知，这些蒙受羞辱的机构绝不会善罢甘休，一直到我落入他们手中为止。过些时候，他们也可能转移目标、骚扰我心爱的人，同时贬低我的人格，他们会四处打探我私人生活与工作情况，寻找任何可以抹黑我的信息，或是把握每次造谣的机会。我对于这整个过程并不陌生，毕竟我待在情报单位时读了不少机密资料，加上我也研究过吹哨者与泄密者的下场。我查过这些英雄的故事，包括过去的丹尼尔．艾斯柏格与安东尼．罗素，以及较近期的托马斯．塔姆（Thomas Tamm）。塔姆曾在美国司法部情报政策与审查办公室担任律师，他爆料政府于二○○○年中期非法窃听民众。另外还包括德雷克、宾尼、魏比与鲁米斯。鲁米斯就像是数码时代的佩里．弗尔沃克（Perry Fellwock），后者早在一九七一年时便揭露当时尚不为人知的国安局机构存在，此举促使参议院丘奇委员会（情报特别委员会前身）要求国安局仅能收集外国情报，不得监控国内民众。当然还有举世闻名的美国陆军一等兵雀儿喜．曼宁，她因泄露美国战争罪行而遭军事法庭判刑三十五年。她服刑七年后便获得特赦，原因是她在关禁闭时受到不公平对待，因此引发国际社会抗议。

不管这些人是否入狱，他们多少都得面对反弹力量，其中多数是非常残忍的人格摧毁，而背后依据则是政府通过漤权获得的情报。若这些人私下通讯时曾表现愤怒情绪，那他们会被说是挟怨报复。若他们看过心理或精神科医生，或是在图书馆借过类似书籍，那他们会被认定成精神错乱。若他们曾喝醉酒，那他们必定是酒鬼。若他们有过外遇，那就是生性淫乱。其中不少爆料者因此倾家荡产。情报单位根本不必与这些异议人士交手，直接破坏他们的名声还比较快，反正只要动手调出档案，再放大不利情报或凭空捏造证据即可。

我很确定政府对我爆料的行径极为愤怒，但我也对于家人与女友的支持深信不移。琳赛必定能理解（或许不能原谅）我为何如此做的原因。回忆他们的爱让我获得安慰，得以面对眼前事实：我已做了我该做的事，接下来只能顺其自然。我只能将我对家人、女友的信心扩及美国所有公民，虽然这样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但我希望，一旦他们理解到美国大规模监控的全貌，那他们便会动员起来追求正义。他们将为自己争取正义，而这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我抱着这样的信念孤注一掷：我难以相信任何人，只好相信所有人。

我在《卫报》的影片播出后，过了几个小时，格伦在香港的一名忠实读者联系了他，并希望透过他介绍两个当地律师罗伯特．蒂伯（Robert Tibbo）与文浩正（Jonathan Man）给我。他们两人自愿承接我的案件。当媒体查到我的住处并堵在门口时，他们帮助我逃离美丽华酒店。为了转移媒体的注意力，格伦直接走出大厅门口，无数摄影机与麦克风立刻涌向他。而我在两位律师护送下，从另一个出口离开，穿过一座天桥逃到附近购物中心。

我非常喜欢罗伯特，他充满理想、不畏辛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他的客户与挚友是我的荣幸。除了他专业的律师执业能力外，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寻找住处的创意。当所有记者找遍全香港五星级饭店时，他带我来到最贫穷的社区并介绍客户给我。他们是将近一千两百位遭香港遗忘的难民中的其中几位。在中国的施压下，香港接纳难民成为永久居民的比例仅有百分之一。我通常不愿透露他们的姓名，但既然他们勇敢地在媒体前曝光，我也就不客气了。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罗德尔（Vanessa Mae Bondaliam Rodel），与来自于斯里兰卡的三位难民：普什帕库马拉（Ajith Pushpakumara）、凯尔拉帕塔（Supun Thilina Kellapatha）与诺尼斯（Nadeeka Dilrukshi Nonis）。

这些和善、大方的朋友展现出人道精神。他们团结一致地帮助我，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人性的表现。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他们不在乎我是谁，也不在意协助我可能会带来危险，他们只知道我需要帮忙。他们非常了解为了活命被迫逃难的辛苦，他们经历的磨难更胜于我，像是军方拷打、强暴与性虐待等。他们让一个疲惫的陌生人住到家中，而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面孔时，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对我微笑，并抓紧机会展现他们的待客之道。

虽然他们的资源有限，但他们却不吝于分享一切，即使凯尔拉帕塔、诺尼斯、罗德尔与两位女儿的住处拥挤狭小、摇摇欲坠，比我在美丽华的房间还小，他们仍慷慨大方、拒绝收下回报，以至于我必须偷偷把钱塞在他们家中。他们提供我三餐、让我洗澡、供我睡觉，他们保护了我。很难想像，他们拥有这么少，却给予这么多。他们全然接纳我，不带任何批判眼光，尤其是当我像只流浪猫坐在角落，拿出特别天线偷用远方旅馆的网络，惹来屋里孩童笑闹的时刻。

他们的好客与友谊是天赐的礼物，这个世界拥有他们是幸福的。因此，当多年时间过去，普什帕库马拉、凯尔拉帕塔、诺尼斯与她的女儿的庇护申请仍未通过时，我为此感到痛心。我感激这群人，同时也不满香港官僚政府持续拒绝庇护，毕竟这伤害了他们最基本的尊严。像这么正直、无私的人都无法获得国家保护，那绝对是这个国家的损失。幸好，在这本书出版前，罗德尔与她的女儿获得加拿大庇护，这给了我些许希望。我期盼有一天能到这群香港老友的新家拜访，不论他们是在哪个国家，我们可以自由地创造更快乐的回忆。

六月十四日，美国政府以间谍法罪名起诉我，起诉书不对外公开。六月二十一日，他们正式要求引渡我回美国。我知道，这是我该离开的时候，而这天恰好也是我的生日。

正当美国国务院提出引渡要求之际，我的律师收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回应，他们表明无法协助我取得庇护。而香港政府（不论是否受到中国施压）抗拒联合国呼吁，不愿在他们的领土上提供我国际保护，并宣称他们必须顾及美方要求。换句话说，香港要我回到美国并在牢中向联合国求助。我不只是孤单一人，且在各国都不受欢迎。如果我想自由地离开香港的话，我必须现在就走。我清空手中四部笔电资料并销毁加密金钥，这代表我再也无法取用机密文件，即便美国政府强迫我也无法做到。我将仅有的几件衣服打包好便起身离开。芳香的海港根本没有我容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