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在本书的演讲中，我强调了整体性技术与规范性技术的区别，因为我认为理解规范性技术这一部分如何运转极其重要。当以前只需一人完成的工作，如今被分割为不同的次级任务，并被分派给一众人等，一些基本的社会参数就发生了变化。在第一篇演讲中我就谈到，把人置于规范性的工作模式之中，不留给他们判断与决策的活动空间，只会让他们适应控制、威权和整齐划一。规范性技术是服从文化的温床。我同样展示过我们对于真实的感知是如何被改变的，特别是在传播技术的影响之下，这些技术的形成基于远距离信息传输。我还介绍过“互惠性”这一概念，用以区分如今社会十分普遍的单向度传播以及基于“给予——索求”模式的人类交互式传播。

在上一篇演讲中，我向大家展示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公共规划与公共资源满足了新技术的扩张以及新工业产品的传输与使用的基础设施需求。这一发展趋势逐渐将政府与技术性增长和发展紧密连接到一起，而我们如今的生活深受这一连接的影响。这一规划的过程不仅培育了技术的发展与传播，还提供了基础设施，如今对我们而言，这些基础设施已然成了真实世界中必不可少的、普遍的和不可置疑的部分。如果对上述结构如何形成思考得不够，我们也就不会尝试着用新的、更合宜的安排来替换它们。

今时今日，我所提到的基础设施已不限于道路、铁路、机场和输电网，还包括金融与税务结构、信息网络，以及政府以技术进步名义资助的科研和发展项目。如果最早的基础设施在设计上优先考虑人类的发展而不是技术的发展，那么基础设施的设计会与现在的完全不一样。 ⁽¹⁾

当细致地考察技术系统所处的语境及其整体设计时，我们会发现其中许多系统都是反人类的。人被视为问题的来源，技术却被看作解决方法的来源。在工厂中，当工厂主觉得工人们速度太慢、不可靠或者要求太多时，就会用机器取代他们；当学生不足以胜任学习任务时，学校宁愿购置计算机来帮助他们，而不是让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教导他们或者引入其他人的协助；当加拿大的安全部门认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心怀不轨，可能做出国家不愿看到的越轨行为时，它不是邀请相关公民来开诚布公地平等协商他们的抱怨或不同想法，而是利用纯粹的技术手段监听他们的电话，搜集他们的信息资料。我之所以代入情感来说这件事，是因为我切身经历过。 ⁽²⁾ 技术也许是问题与不满的来源，人才是问题的解决之源，这样的想法似乎很少被公共政策纳入考量，甚至没有进入公共良知的范畴。

现如今，在所有移植特定的技术及其工业的基础设施之中，极具权力、根深蒂固的是支持战争与暴力准备工作的基础设施。你应该注意到了我没有使用“防卫”一词，我完全是故意的，因为如果防卫——在维护领土和主权的意义上——是优先的政策，那么至少在过去的 40 年间，包含其他内容的技术结构应该在加拿大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针对这些可行的防卫结构提出的建议从不短缺，它们基于平民防卫或所谓的“自卫性防卫”，后者包括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军事装备的混合，以及不同的国际沟通渠道。 ⁽³⁾ 然而，我们遗憾地留意到，这些可行的结构并没有被架构起来。故此，我们需要谈谈，那些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支持战争与有组织暴力行动之准备工作的基础设施。

说起基础设施，军事方面的采购是简单而直接的。国家强烈地表达并发展了这方面的需求，同时国家提供了这方面发展和生产的资源，又是它保证了最后的资金支付与收益，还是它通过借贷和科研合约为其采购提供了财政上的保障。这一切都是通过一系列——即便称不上诡异，至少也是复杂的——合约与补偿框架来实施的，而这一框架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政府的一些非军事需求。地区发展的考量、行业发展激励，以及行业联盟都加入了这场游戏。

你也许会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毕竟，伽利略不也是靠讲授军事防御方面的课程在帕多瓦生活下来的吗？没错，平民与军事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确从古代就存在了，但现代实践为这些结构性安排带来了新的维度。让我简单讲讲其中的两个维度吧。第一个是“技术性命令”（technological imperative），这是多伦多大学和平研究组织的前主席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提出的说法。 ⁽⁴⁾ 简单地说，它指：凡是能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事务，都会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不受经济考量和普遍常识所约束的军事环境，为先进技术的弄潮儿们提供了极具诱惑的场域。这些弄潮儿为他们的专业技能提供了最新的、最出其不意的、最奇异的应用方式，不管这些应用是否在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还记得“星球大战”计划吗？

我要提出的第二点是，一旦一个国家着手发展一套武器生产系统，那政府就必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为此提供必要的资金。一个武器系统的发展，从设计到部署，可能要花掉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为了保证这样的技术活动持续进行，政府不得不筹措和花费公共资金；而为了保证公共资金不断涌入，就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这样就形成了对一个可靠的、长期存在的敌人的需求。

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如果国家想要将武器生产当作发展技术的一种基础设施，它就背负这样两个任务：国家不得不保证资金的涌入，国家不得不保证一个可靠的、长期的敌人之存在，因为只有存在一个可靠的敌人，才能合法化大量公共资金支出。这个敌人的存在必须能够证明发展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是决然必要的，所以这个敌人必须狡猾、极具威胁性，但又是能够被真正精巧的、英雄般的技术所打败的。

我们可以看看西方的基础设施会如何应对苏联目前的情况，想想便很有趣。 ⁽⁵⁾ 我敢说，对“敌人”的社会和政治需求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今天所知的）技术的真实世界，以至于新敌人会立马出现，以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我个人十分担忧会出现战争机器的内向化转变，毕竟敌人不一定非得是外国政府或外国公民。存在很大的机会——也有不少历史先例——政府会在国家内部寻找敌人。

当我写下这篇演讲稿时，所谓的“对药物宣战”（war on drugs） ⁽⁶⁾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不清楚的是，在过去的半年中，非法药物的生产与交易是否具有如此重要的分量，以至于我们要对它宣示一场“战争”。然而，坏人及其爪牙已经被指认出来，“敌人”狡猾的残酷行为通过当地的现场画面被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原本的“床下之鬼”巧妙地被“屋中之人”所取代，而过程中的悠闲以及转变的速度令人顿生叹意。

最终，下面这段出现在《多伦多大学员工简报》上的话，支持了我想要表明的观点：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宣布进行一项新的国家科技项目。为了加强执法，提议成立的加拿大治安研究所将囊括全国咨询中心（NRC）、警察、企业安保、大学、政府，以及用于治安和安保工作的设备的制造商。感兴趣的投资商可以联系……

由此，我们可以将情况总结如下：技术真实世界中的大多数活动都是被规划好的；技术的传播直接导致了一张基础设施大网的形成，而这张网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技术的增长与发展的；这些基础设施及其“进一步规划”（通常表现为制度惯性）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政治和经济变革，即便这些变革是可行且合宜的。

举个例子，在一个试图以经济或军事途径提升战争和暴力之地位的环境中，想要从制度和商业层面以非暴力的方式主动化解冲突、超越战争和暴力，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从某个层面来说，规划已然成了预言——不是因为规划和构建能带来什么，而是因为它们会阻止一些东西的到来。在这样一幅图景之中，“敌人”扮演了技术和经济上的配角，其深刻地影响了和平运动的开展。对于我们这些为和解与减少敌对而奋斗的人来说，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领会这幅图景的力量。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促进技术发展的可能途径只有支持战争与暴力行动的准备工作这一条。我们应该记得，日本曾受和平条约的约束，不能组建自己的军队，但它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功正源自这一约束，它没有受到这一条约的束缚。日本发展出了连接政府与工业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与那些被建构为战争机器制造者的基础设施稍有不同，但同样极具效率。

在转向其他话题之前，我想指出技术给部分处于战争准备工作以及战争之中的公民带来的改变。就好像现代技术生产系统越来越不需要非技术工人，一个国家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新手来维持自身现代化技术性毁灭系统的运转了。放弃强制性义务兵役制并不意味着和平局面的长久，反而可能意味着自动化操作局面的飞速到来。和平主义者们曾经怀有的梦想——即便战争打响了，但没人参与进来，那么战争就不会真正发生——如今已再无可能。

战争可以在不动用额外成员的情况下就打响，公民们要服的兵役已不再是战争的必需品，真正必需的是在任何军事交易开始之前全体公民在财政上服役。于是，和平主义者们的格言“我们不打仗”应该被替换为“我们不会为战争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准备工作买单”。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加拿大人的做法，他们支付全额的个人所得税，但同时坚持将其中的一部分放入和平税收基金，以保证它不会被用于我上面所描述的战争准备工作。 ⁽⁷⁾

在继续讲述我对规划策略的一些想法之前，请让我谈一谈自己对规划本身的一些看法。我想谈论的规划并不是指往昔的那些“大设计”——那些人们能在大城市、宫殿和庙宇中找到的东西，也不是那种能让我那位第一次抵达华盛顿特区的朋友说出“这地儿的设计算是废了”的布局安排。我想要谈论的规划，是处于现代意义上的规范性技术范畴中的，是韦伯斯特定义为“制定计划……事先安排”的东西。我喜欢这个简单的定义，因为它说明了，不仅存在规划者，也存在被规划者，不仅存在做出规划的人，还存在遵从事先安排的人。就好像我们会觉得给出建议比接受建议容易得多，做出规划也比遵从他人的规划有趣多了。就我看来，在多大程度上被规划者能有效地参与规划进程，衡量了技术真实世界有多民主。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被规划者既不知晓也没同意，规划就开始了的情况经常发生。实际上，一般计划不成功，也往往是因为它们没有将被规划者的位置——他们对规划的反应，他们对规划的反对，他们的抵抗策略——纳入考量范围。我也将在后面的演讲中谈到，自然环境就通常被视为一个被规划者，而且这个被规划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即便在某个具体规划之中，也存在相互矛盾的目标。当我积极参与多伦多市规划局的相关事务时，我曾写下一篇论文——《资源基地与栖息地》（“The Resource Base and the Habitat”）。在这篇论文中，我想指出的是，大型现代城市内部被填充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功能。城市已经变成了许多人自然而然的栖息之所，大多数人在这里成长，他们几乎将自己整个人生都消耗在这里，也在这里生儿育女。对城市的规划原本应该保证这个栖息地维持生机、安全和正常运转，但城市中大量人口的聚集也给许多企业提供了资源基础。对食物和居所、娱乐和工作的需求，把城市变成了煤矿或森林那样的资源基地。那些想要开发这个资源基地的人，对那些需要将之发展和保持为栖息地的人，动了不同的心思。“资源基地用户”迫切要求无限制地接近资源，而且尽可能地不对开发过后留下的废物渣滓负任何责任。购物商场生产出来的垃圾堆以及快餐店生产出来的塑料容器，都变成了跟煤矿里的剩余尾料和挖掘后产生的潟湖一样的东西，被留给社区来处理。

不同的规划远景及其相互矛盾的要求，能够被合宜的、民主的规划进程调和。尽管这种进程在某些管辖区内存在，但其可行的执行方式依然是与栖息地功能相对抗的。比如，周日购物对于资源基地的支持者来说是件好事，但对于栖息地社群来说就不一定了。 ⁽⁸⁾

请允许我简要地重述一遍我的观点。我指出了规划是一个既包括规划者，也包括被规划者的活动。在我的定义中，规划源自规范性技术。由于规范性技术已经成为技术真实世界中大多数活动的主导技术，规划也就成为建构和重构社会、允许或禁止从事某事的主要工具。从个人对规划施予他们的影响所做出的反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被规划与被控制给生命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技术的真实世界也充满了有想法的人，他们试图破坏那些外部施予他们的规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抵抗技术是值得研究的。

技术性规划的一个共通点是，它们总想把参数调整到最迅速、最高效的状态。撑起规划的是一种生产模式，而生产又典型地被规划到最大产值。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很容易忘记不是所有事情都能规划。实际上，大多数能由生长模式来恰当概括的事物——其中当然包括许多日常生活活动——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可规划的。我可以举一个源自我生活的例子：在我第一个孩子降临的过程中，尽管我在知识方面已经准备充分，但我仍然被这件事给我的人生带来的随机性给打败了。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我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规划自己的生活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再做规划或提前做安排，但我需要做出不同的计划来应对那些不可规划的事情。

特别是女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她们发展出了上面提到的这种计划——不向随机性妥协，而是依据清醒的判断来分配时间和资源，该计划与我在前面提到的整体性技术之特性很相似。这种计划需要知识、经历、洞察力和对目前处境的整体感知，它们与规范性的规划很不一样，因为指导这些计划的整体性策略，多半是为了将可能出现的祸患最小化，而不是为了将收益最大化。

著名的挪威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者贝丽特·奥斯（Berit Ås）曾这样描述不同策略之间的差别。她将传统的规划视为利益最大化策略的一部分，而应付（coping）则是将祸患最小化的策略之中心。 ⁽⁹⁾ 两者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语境的地位。将祸患最小化的企图，需要对语境的重新认知和深入理解。语境并非是稳定、一成不变的；与此相反，每一次对语境的回应都会招致反回应（counter-response），而这些反回应又使情境发生变化，所以接下来我们实施的步骤、做出的决定都是在一个已经改变了的语境中进行的。而规范性活动的规划协议则能从一种运用情境转移到另一种，无视语境的变化。

你也许会说，这样在学术上对不同的策略进行区分没什么，但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在家庭中、在公共场合里，通过规划来避免祸患呢？我想举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因为我急切地想告诉大家，在通过规划来使祸患最小化的道路上并没什么实际的阻碍，而且这一规划在目前的技术真实世界中是完全可行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由托马斯·伯杰（Thomas Berger）领衔的对麦肯齐山谷管道修建的质询 ⁽¹⁰⁾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国家科学理事会于 1977 年以“作为节能社会的加拿大”为题进行的课题研究。 ⁽¹¹⁾ 再一次，如何处理语境成了关键。

针对麦肯齐山谷管道修建提出的质询报告的各项特征都显示出了其对语境的尊重。报告将语境尽可能地说明清楚，并详细记录了该规划的各种细枝末节。报告给出的考虑范围很广，而且规划背景中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也得到重视。报告提出的建议与推荐的行动步骤，让极具影响力的强制措施深入整个工程，对工程规划的长期目标进行内置性的修正。该质询本身通过多种模式搜集了证据，从听取当地原住民的声音，到询问“专家”关于能源需求和燃气供应方面的预测的可信度。这是一个吸引人的、相互交错的过程，而且是它提出了建议——管道建设需要 10 年的暂停期，在此期间，政府必须马上开展对当地社群和北极圈内的人类栖息地的保护工作。报告还建议，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某些技术活动实行永久的限制。由此，该质询报告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规划，在减少潜在祸患的同时，保证发展进程。除了提出建议之外，伯杰的质询还生成了各种最具价值的、原本不大可能出现在公共领域的文件和研究材料。

对我而言，伯杰质询的存在正是我们能够参与各种不同规划进程的证据。技术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并没有为能够将灾祸最小化的策略之实施，布下不可逾越的障碍。

加拿大科学理事会所做的《作为节能社会的加拿大》研究则与伯杰质询报告略显不同。1975 年，我主持的一个科学理事委员会被要求探寻加拿大是否以及如何成为一个节能社会。理事会的最终报告是这样描述节能社会的：

节能社会概念的提出，源自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我们今日在能源与资源领域所做之决定，会对未来中长期造成不可逆转甚至毁灭性的打击之深刻认识。

建设节能社会之必要性，在于我们将整个世界视为对人类而言有限的东道主，以及我们对不断增加的布满整个世界的独立国家政权之承认。

重新意识到将祸患最小化的急切需求，这一点根植于该研究的各个阶段，它不仅体现在调查问卷的问题中，而且直接影响了整个研究的进展。调查伊始，关注调查的社群——从公民团体到监管机构和行业代表——都参与其中。调查过程中，我们发表了多篇背景式论文和一篇通讯稿，举办了多次工作坊。在整个项目的审议过程中，委员会的态度都是公开公正的。

在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中，对项目的评估和具体的建议合并在了一起，这使得我们更能看清，在加拿大已有的经济体系和政治构架的基础上，通过规划将祸患最小化是完全可行的。报告还指出，我们急需制定相关政策来保障和促进能使灾祸最小化的技术创新。但在 1977 年，该报告所提出的公共政策建议并没有被加拿大政府采纳，伴随着 80 年代到来的是利益最大化策略的突飞猛进，而这种策略极大地提升了环境和社会祸患出现的可能性，并使恢复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完成。

在各种祸患最小化的努力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确信普通人是要紧的——正如 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在他的著作《小的就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的书名中表述的那样。然而，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大多数人并不生活和工作在以他们的福祉为目标而建构的环境之中。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是以技术的福祉为目标而构建出来的，这是一个人工制造出来的、不自然的环境。我们的周遭环境也许很适合进行生产，但它并没有那么适合生长。

说到环境，我必须说我越来越不想使用这个概念，即便它在目前的讨论中居于如此显著的地位。我觉得，“环境”这个词在寻找真相方面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个迷惑人的东西。当人们在谈论环境时，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是在谈论当代的技术真实世界中那日复一日建构而成的、人为打造的环境吗？还是被委婉地称作“自然的”环境？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谈论自然呢？如果把世间万物都与我们自身相关联，这样未免看起来太自我中心和技术中心了。环境最基本的概念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事物，个中强调的仍是我们，是我们的环境，不是鱼儿、鸟儿或树木栖息地的环境。

在政治讨论中不情愿使用“自然”一词，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承认在这个星球上居住着跟我们平起平坐的、独立的伙伴。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认知与将自然环境说成是“我们的”相互矛盾，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将自然当作了一种基础设施，一种需要适应我们、帮助我们或者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角色，理应服从我们的规划。这样的心态将自然视作一种构想，而非一种拥有自身活力的力量或存在。 ⁽¹²⁾

技术的真实世界通过多种方式——其中有些很微观——否认自然的存在及其真实性。举个例子，当一个人走进北美或西欧的某个超级市场时，他是很难察觉到季节之存在的。我是在德国柏林长大的孩子，我儿时仍有这样一种特殊经历：当大家围着家庭圆桌，如同参加小型节日活动一般庆祝当季第一棵芦笋、第一颗草莓的成熟，或者冬天稀有的、如特别礼物般的橘子被端上餐桌。如果我们对季节缺乏感知，那么我们也会对气候毫无感觉——我们会在冬天创造一个温暖的环境，在夏天创造一个凉爽的环境——通过调节温度与湿度的平衡创造一个不真正反映自然的环境。由此，自然成了“我们”之外的东西，我们将自己裹在了茧里。当然，技术的确允许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设计自然，但这一点也许是很愚蠢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机器能在不变的温度和恒定的湿度中工作与蓬勃发展，但人是不行的。为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我们需要季节的变换和对不同气候的体验，将自己与自然和生命紧紧绑在一起。

我并不是要否认人们常提到的“清理环境”的急切任务，但我也想强调，清理技术中心和自我中心的心态也是十分紧急的，我们应该摆脱这样的想法：自然只是技术真实世界中的又一个基础设施。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能得到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我会许愿加拿大政府能够像对待美国那样对待自然——给予它最大程度的尊重，并视之为超级强权。

当政治行动的建议被摆在加拿大政府的面前时，无论何时，它首先考虑的问题似乎都是“美国人会怎么想？他们不会喜欢这个主意的。他们会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会报复！”那么，大自然呢？很明显啊，自然也不接受技术的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自然正在报复，我们最好弄清楚这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所以我建议你们，在所有的规划过程中，将自然当作一个有力的、独立的力量来考虑。在问“美国人会怎么做”前，先问一问“自然会怎么做”。

说了这么多规划，我可不想在简要地谈谈这些规划的成果之前就匆匆结束演讲，毕竟，做规划是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的目标。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看看，那些目标到底怎么样了。对规划和预测的回溯性评价并不是一件特别让人舒服的事情，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种回溯性评价才没能发展成研究中的一个准则。人们或许会想，我们可以从缜密的规划和深思熟虑的预测的失败原因中，学到很多东西。当然，这些讲述中会有许多奇闻逸事，关于伟人们是怎么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判断失误的，比如他们认为人造飞行器是不可能的，声音是绝不可能通过电线传播的，等等。我并不想只是简单地指出他人在预测这件事上走得有多远；我也一点都不怀疑，我今天在这里说的某些话，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某些很大程度上合理的、短期的预测仅仅是因为误判了语境而未能成真。对我而言，这种情况是一种提醒，任何貌似可信的预测技术之影响的方法，必须聚焦于语境，并且做到不仅重视设计技术的规划者，而且看重被规划者的经验和观点。

1964 年，英国杂志《新科学家》在其编辑奈杰尔·卡尔德(Nigel Calder) 的主导下，联系了来自许多国家的社会学家和物理学家，并且要求他们对各自的研究领域或各自的祖国 20 年后，也就是到了 1984 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做出预测。有些精通自身领域的学者，十分期待 1984 年——那个乔治·奥威尔提到的年份——到来。这些科学家对该问题的回答于 1964 年结集出版，而且这本书今天仍在印刷。 ⁽¹³⁾ 我向你们极力推荐这本书，因为它实在太棒了。在这些预测中，有关于空调装备的大量普及的，有关于创造性休闲活动的，也有关于大规模的政治介入的。但我特别喜欢一位来自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高级主管所写的文章，《驱逐文书工作》（“The Banishment of Paperwork”）。他在文章中十分自信地预测，到 1984 年，文书工作会完全消失：在 20 年内，计算机会变成唯一的传播媒介，繁重的文书会被驱逐出我们的办公桌。

以加拿大为例，当时的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副主席将他的预测命名为“加拿大：为人们提供足够空间”（Canada: Plenty of Room for People）。他预测，到 1984 年加拿大的总人口至少有 3500 万，出口小麦、纸浆和纸、铁矿石、镍，以及其他种类的金属。同时，加拿大的制造业将会蓬勃发展。他还预测，加拿大的科教电视业将会有一个广阔的未来。“比如，到 1984 年，某人可以通过拨打图书馆电话，待在自己家里就能读到任何一本书，书的页面会直接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盲人、懒人和不识字者则可以‘听’书。”他进一步预测，在 1984 年之前，汽车拥有率就会稳定下来，因为到时候汽车的数量会非常巨大，额外的汽车之增长基本上不会存在。到处都可能存在交通拥堵的情况，所以更多的车辆是无意义的，而供车辆行驶的道路以及供停车使用的停车场和车库的缺乏，也会使汽车更不为人所需。

这个预测以及其他相似的评价都很明显地对政治带给技术的动力缺乏足够的重视。理所当然，即便是最好的农业用地，也会被攫取用来修建道路；即便是用来为穷人建造住房的用地，也会被用来改建车库。

集子中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惊讶的预测——他们竟然认定，技术和信息的增长会带来无限的舒适感和潜在的繁荣兴旺。其中一篇文章《生物工程：无限的机会》（“Bioengineering——Opportunities without Limit”）就是这种展望的代表。

书中许多科学家对生活和工作条件下的空调装置和完全的气候控制做出了预测——我感受到了那种将“某种东西”挡在屋外以保护和封闭人类的愿景。但是这些预测根本没有意识到生活与这样一个事实之间的联系——那些有可能伤害人类的东西也会伤害空气、土壤和水、植物和动物。

第三世界的饥荒广被承认——许多做预测的科学家就来自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而养活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的需求亦广为人知。但是，没有关于第一世界可能发生饥荒或贫困的共同认知。经济上的不发达现实已被学者们接受，但道德上的不发达很少被提及。

我在前面提到要在语境中看待技术，我指的语境是自然与人的语境。人类的预测与《1984 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1984）里面的各种预测别无二致，一样错误。这是因为语境并非一种被动的媒介，而是一种极具活力的人类对等物。在规划与预测的陈述中，人类的回应——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与自然的回应通常被低估。电子工程师们所谈论的电感耦合（inductive coupling）指的是，一个改变了的电磁场会产生一段电流，而这样又会产生一段反向电流。改变会产生改变，这在不同的维度与量级上都会发生。或许技术的真实世界最需要的是怀有人性的公民吧，像开普勒或牛顿那样研究宇宙，但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管理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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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George McRobie, Small Is Possibl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1); Hazel Henderson, Creating Alternative Futures (New York: Berkeley Publishing Group, 1978).

(2) 这里我指的是发生在 1985 年春天的一个事件。能源、矿业和资源部长在一封日期显示为 1985 年 4 月 15 日的信件中通知我，我被派到一个五人原子能管制委员会工作，任期两年。然而，数天之后，总理办公室又宣布我的指派任务不存在，部长的信件是因为行政失误才寄出的。相关记录可见 Hansard, vol. 128, nos. 90, 91, 92, 1985。

(3) 在大规模的关于国际和平的论著中，我挑选了其中聚焦于基础和结构性问题的较少的几篇文献：Kathleen Lonsdale, Removing the Causes of War: The Swarthmore Lecture, 1953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3);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In Place of War; An Inquiry into Nonviolent National Defense (New York: Grossman Publishers, 1967); Suzanne Gowan, Moving Toward a New Society (Philadelphia: Society Press, 1976); Nuclear Peace, a CBC Ideas program by Ursula Franklin, Jan Fedorowicz, David Cayley, and Max Allen (CBC Enterprises broadcast transcript, Toronto, 1982); Johan Galtung, There are Alternatives!: Four Roads to Peace and Security (Nottinghan: Spokesman, 1984); Seymour Melman, The Demilitarized Society (Montreal: Harvest House, 1988)。

(4) Anatol Rapoport, “The technological imperative,” in Man-Environment Systems 16:2/3, 1986.

(5) 这里指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政权动荡，作者在这里将苏联视作西方的基础设施所创造和防备的一直在场的“敌人”。——译者注

(6) “对药品宣战”是美国政府一种持久的政策倾向，直到今天仍在摇摆之中。其目的是削弱非法药物，特别是隐性药物的贸易，一般认为其正式开始于 1971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向国会提交了《药物滥用预防与控制专项提案》。“对药品宣战”并非单纯的药物管制，它涉及并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当成瘾性药物和某个被认为是“危险的”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医学问题逐渐转化成犯罪问题，保护人们远离容易上瘾的药物的措施慢慢演变成让人们远离和排斥那些使用药物的人，这不但急剧增加了监狱人口，而且使黑人成了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译者注

(7) 历史根源可参见 Mulford Q. Sibley, The Quiet Battle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63)，加拿大目前的处境可参见 Conscience Canada Newsletter, Victoria, B. C.。

(8) 周日购物（Sunday shopping），指的是零售商在周日开店营业的能力。在基督教传统中，周日被认为是“安息日”，政府有相关规定来控制商店的营业时间。关于周日购物，各个国家的规定不一，有些国家或次级行政区全面禁止零售店周日营业，或者设立十分严格的营业时间。——译者注

(9) Berit Ås, “On female culture,” in Acta Sociologia (Oslo), vol. 2—4: 142—161, 1975.

(10) Thomas Berger, Northern Frontiers, Northern Homeland, report of the Mackenzie Valley Pipeline Inquiry, vols. 1—2 (Ottawa: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 1977).

(11) Canada as a Conserver Society (Ottawa: Science Council of Canada, Report #27, 1977).

(12)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Barry Commoner, The Closing Circl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1).

(13) Nigel Calder, ed., The World in 1984, vols. 1—2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