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两人站在台上，呆若木鸡，惊魂失魄，真是晴天霹雳，犹如五雷轰顶，脑子里轰轰作响。正民心里想："料理后事？学校要枪毙我们吗？写的什么信？有可能是邮给维新的信，被他们查到了，那崔鉴民也写了类似的信吗？可是，回忆那信的内容，那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呀！我们又何曾侮辱过领袖和国军呢？"

事后，他俩被关进禁闭室，马上戴了脚镣手铐，求告无门，无可奈何，只得听天由命。这时，正民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政治犯"的罪行可大可小，看样子，纵然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咬定他俩故意侮辱领袖和国军，那就谁也救不了他们，这次一定完了。

正民心里想：唉！早知如此，还不如死在高粱庵子算了，起码没有侮辱国家的罪名。尽管朋友之间通信，与"叛国"风马牛不相及，他们还是被扣上这顶大帽子。他们很早就有爱国之志，"叛国"是他一生最为痛恨的行为。唉！爱国成了叛国，这天大的冤枉，该如何申诉呢？

他们被关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与同学交往，断绝一切书信联系。没有人来提审，更没有过堂，每次上厕所，都有两名卫兵押送，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像是对待死刑犯。他知道活命无望，不免想起父母家人，还有刚刚定婚的未婚妻，以及在流浪岁月里，那些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的朋友们，今生都难以相见了。

他们为什么被关呢？原来，1948 年 9 月下旬，报纸传来消息，国军从济南"转进"（撤退），也就是说解放军已占领济南，不知佩兰及其家人是"转进"还是"被俘"？大家私下讨论国军战败的原因。同学们暗暗传说：国军对待民众的态度不好，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正民更担心佩兰的命运，那种牵肠挂肚的相思，很不是滋味。

杨正民与维新的通信，邮路一直畅通，于是就给他去信，打听佩兰的信息。信中把国军从济南"转进"，及佩兰下落不明的消息告诉他。而且还把自己回乡途中，为了好管闲事，几乎命丧黄泉，还有国军将老百姓视作共党，任意集中关押，欺诈骚扰，及虐待民众之事，也统统写在信中，作为战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竟落在台湾政工人员手里，作为罪证被转回四川通校，以此发生被关的惊人事件。两个纯洁无瑕的青年，同时蒙受不白之冤。

情知危险，绝望无助，正民想到死：既然要枪毙，何必两人都去送死呢？不如让一人顶着算了。他想自己在信上说得多，猜想自己的罪也重。木已成舟，后悔不及。于是，他大义凛然地对鉴民说："等将来审问时，就说你寄的那封信，也是我授意写的，罪名都加在我头上算了。少死一个人，总比两个人都死强。"常言说"慷慨捐生易，从容就死难"。鉴民听了，大哭起来，正民也流泪了。主意既定，生死由命，反而不像以前那样烦躁。他委托鉴民，将来如有机会，一定到他家看看，告诉父母，他决不是叛国贼。再转告维新，通知佩兰，澄清他的冤枉，叫佩兰别再等他了，让她去另找个男朋友吧！

在那危急时刻，乘着看押的卫兵不注意，利用送饭之机，鉴民托同学寄了一封信，邮给他哥哥崔纪贤，介绍事情经过，申告不白之冤。他哥毕业于黄埔十二期，通过同学关系，委婉陈述，向通校领导说明他俩的冤情。

两个月以后，方校长由台湾归来，他亲自审问这个案子。那天早晨，两人被卫兵押到校长室。校长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等简单情况，打开卷宗，将他俩写给维新的信拿出来，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小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乱发牢骚，你们脑袋搬了家，还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去吧！"说罢，跟警卫人员简要交代，他们就被押了出去。猜想着下场可悲，可能要到刑场枪毙了。谁料走出门，却把脚镣手铐除掉了，交给中队长，让他俩回到学生中间，又可以上课了。

不久，队长对正民说："你跟崔鉴民，坐第一批飞机去台湾。"正民想，大概要押解到台湾去，说不定是到了那里，再收拾他们。飞到武汉转机时，有位史仁隽同学，家住机场附近，热情洋溢地邀请他俩，去史家做客。在路上，正民跟鉴民约好，伺机逃跑。心想，即使当叫花子，沿街要饭，也比到台湾受刑强。然而，有人跟着，苦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