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国的传统社会模型是基于人情关系的，这与儒家的社会阶层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从根本上来确定了天地人伦的关系之后，人们的社会行为、族群关系以及家庭婚姻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的自然发展。因此，我们讨论的同学、朋友、党派、宗族以及更简单的门当户对等，都是人情关系的基础单元。并且这样的基础单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也是构成我们民族化的人性的一部分。

人情作为社会成本的一部分（如果将规模缩小到一个组织，则是组织成本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状况。这个成本在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事务之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领域例如产品生产，人情成本会少一些，而另一些领域，例如组织构建，则会多一些。粗略地分析这一分布的模式，大体上（并且与后面我们要讨论的契约社会比较来看）可以认为：所需要决策的事物对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的依赖程度，决定了人情关系的比重。

我们将人情社会中的人情成本转嫁为信任成本的缘由在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情是构成社会信任（以及组织信任）的要素。对于任何一个事物的决策，信任所带来的收益往往是别的努力所无法达到的，例如开上 100 小时的会议抵不上老总的一句口头传达。这看起来是政治与权力在起作用，事实上也可以看着对权威的普遍信任。

我们讨论的“组织”，既是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局部群体，也是社会行为模式下的一个普遍模式。简单地说，我们的大多数组织都是人情组织，而这样的组织下也都是人情成本转嫁为信任成本的。正如某天，一个开发人员对我说他想转职去做管理，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去做管理，有多少人会听你的？同样的问题是：你去做产品，有多少人听你的”，或“你要去创业，又能拉上几个兄弟的人马？”

当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时，我们的大多数开发人员都哑口无言。因为多数工匠思维下的工程师是关注做事，而不关注人情的。在我们的社会与组织背景下，事做得好不好，只是整件事情中的一个比重较大，但不十分关键的因素。同样地，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组织方法，与“在做的事情”关系也并不大。例如我常常让别人思考：“为什么外行可以当领导？”我的意思是说：领导作为一门技术，显然也是有其方法的。所以，反过来也可以问：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领导，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的）领导？然而，这样的逻辑——至少在我们的背景下——掩盖了基于人情与信任的那些逻辑，即我们的组织基础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行事逻辑。

然而我并不是要将这样的组织与逻辑引入到我们的“工程”中来。正好与此相反，我是要将这些因素从工程中排除出去。我是想彻底地问清楚：工程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讨论语境下，所谓工程，指的是一种行事方法。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方法是依赖背景的”，则我们不会转而去看一看这些背景，也就不会把这些背景摒弃在我们的工程之外，也不会善用之，使其变成有益于工程方法的一部分。然而这仍然存有巨大的风险：工程究其底里仍旧是事，它必然有着方法的背景。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组织与逻辑”推出去了，又能把什么样的东西拿进来呢？

我的答案并不是“契约”。

只有 基于契约的利益得失 严重影响到社会成本时，“契约”才能够作为组织手段实施。这是基于“自利”这一思维模式的、必然的、必须的组织结论。换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毁约代价大，则大家都守约；否则，大家该人情还人情，该无耻还无耻。就如同没有极端代价的、公义的法律约束，大家就会犯法一样——这看起来很是好笑，但我们的社会在底子里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模式 1 。

有没有可能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呢？比如信仰，又比如文明。但如果没有与法律这种“人与社会的契约”类似的东西的话，又何以判断行为是否“文明”，或是否是“信仰所确定的一部分”呢？看起来，“道德”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也就是“讲道德”大概是文明的，或符合某种信仰的规义的。但“道德”又是什么呢？

我一直说我们的思维模式是理性而又逻辑的，因此我们必须先说清楚“是什么”。然而在我们的实践中，是不是要这样才没有“错”呢？看起来，我们一方面在花极大的时间去讨论这样的“正确与否的问题”与“问题的正确与否”，却在一些现实中要去解决的“事”上寸步不前。

换言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大家普遍看起来“道德一些”的东西拿来就用，而暂且无视它学术的、逻辑的或严谨的定义呢？

回到契约的本质上来。即使我们承认一个人的选择是自利的，承认这个选择的背景是阶层化而非自主平等的 2 ，但为什么不能将选择的结果视为契约的呢？“诺”于一职，“诺”于一事，于“人情社会”真的就是挑战么？我认为不是的。所以在我看来，工程在具体上于我们的解，便在于大家对事的负责与不负责，而不在于对组织 “是否契约”的讨论。若变了法子要去改变组织，或要去理解组织的全体，既无益于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工程，亦无益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是后者，那你的选择应该不是“做一事”，而是组织的革命 3 。

1. 至于这一模式诸多的内在与外在的驱动力，还可以有相当多的讨论，但并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 ↩
2. 维护契约及其平等性才有必要，因为这就是社会信任的全部出处。然而，如果我们以“既存的人情”与“基于人情的组织”来讨论这一问题，那么人情关系对信任的影响就相当大了，而“维护契约及其平等性”的必要性则会相应地变小。 ↩
3. 做好一职，做好一事，是我对事的求解，而非对组织的求解，亦非对软件工程的求解（它可以视为从组织视角出发，在具体工程下的一个可能的解）。需要明确的是，所谓“一诺”是基于道德的，而非基于契约的，只是在形式上用到了契约的封皮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