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仅从内部来描写语言，当然仅是许多方法之一种。在20世纪初，索氏为了摆脱英美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实现了语言研究系统论的转向，形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潮流，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功不可没，为现代语言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随着结构主义的盛行，任意说逐步取得统治性地位，且从语音所举的例子来看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他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学者也没能在这一方面加以更多的解释。人类在20世纪的各个领域中可谓理论辈出，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他的一些观点进行重新认识，继承其合理部分，发展其可发展观点，也可修正不足之处，这样语言学研究才能不断发展。纵观各大语言学派，不就是沿着这样的过程走过来的吗？

在王全智（1998）论文前的编者按中指出：

作为20世纪科学范式的语言学面对21世纪不无愧色。在许多学科都已走出了结构主义阴影的时代，语言学刚刚大梦初醒。

季国清先生（1998）指出：

走出索绪尔的阴影是语言研究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索绪尔把语言抽去时间性的大手术给语言留下了僵死形式。

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语言学研究已为从“语言描写”转向“语言解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使得当代语言研究进入了“认知时代”，而且人们一般都认为解释比描写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困难。因此结构主义重在描写，这种描写主义的语言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功绩，但对于语言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对许多语言现象我们不能仅满足于描写，而应重在对其解释，说明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姆斯基的理论构成了一场语言学界的革命。而且今天的认知语言学又形成了一场对乔氏革命的革命。因此，认知语言学比结构主义语言学，象似性辩证观比任意性支配说更有解释力。

我们认为：不能仅是被动地接受任意说，而更应积极地致力于去解释“任意性”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不禁要问：语言中为什么会形成这些任意性现象？结构主义学者仅在语音平面举些跨语言的例子作比较，然后以此界定了语言的性质，从音义平面扩展到整个语言平面，任意性“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这显然仅是在描写主义框架中的运作，而没有深入解释这些任意性的成因，或者说，根本就没打谱对此作出论述。当今认知语言学在这一点上就比结构学派（含描写学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此作出了精彩论述。

Haiman于1985年出版了Natural Syntax 一书，其副标题为“Iconicity and Erosion”。他认为随着语言的发展，任意性是慢慢潜行进入（creep into）语言的。原本象似性极高的语言不断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经济性、概括性、关联性、丰富性、灵活性、易操作性、语音借用等。他将这些因素称为象似性的扭曲素（Distortion）（1985a：11）和腐蚀剂（Erosion）（1985a：157），使得原本象似性极高的语言不断受到“扭曲”和“腐蚀”，有些象似性现象被任意性所掩盖，有些被减弱，甚至有些会消失，这也是Haiman提出要全面解释任意性成因的根据。这一理论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还于1999年出版了Talk Is Cheap ，书中论述了Ritualization问题，以图用这一观点来解释任意性形成的部分原因。三次关于象似性的国际研讨会的目的也在于此，参见本章第二节524页。

Slobin（1980，1981，1982，1985）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在句法上的顺序象似性要高于成年人，并对此作出了一定的解释。这还很不够，却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课题：英国儿童后来是如何学会其他语序表达方法？其间的变化过程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论证。为什么汉语仍旧主要以时序为基础来构成语序，与英语的词序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汉语在20世纪前为什么没有产生违反自然时序的表达方法？始于象形文字的拼音文字是如何失去部分理据性的，又以什么样的方式保留了哪些象似性特征？扭曲素是如何在各个层面腐蚀语言象似性的？英语和汉语在象似性与任意性上有哪些差异，又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同民族语言的象似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它们背后的认知机制是什么？这些对于我们的语言教学又有哪些影响？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作出系统的和全面的解释。

我国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王宁先生（1994：46—51，40）对汉语中造形与用字之间的矛盾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从汉字原始的造字原则来说，形义是统一的，但由于表意文字无法适应语言逐渐丰富和书面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因而在造形与用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同时，

形体对于它所记录的词义，只能是大致地、象征性地反映，不可能如绘画、摄影般地细腻精确。由于书写、记录的需要，字形总是向着整齐化、简略化的方向发展。

因此，笔画越整齐、简单，象征性也就越强，字形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象似性关系也就会减弱，任意性也就在所难免。

他们指出：在研究古代文献的词义时，从形义矛盾的情况中追溯其线索，认识其演变规律，把声音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仍可以探求到形义统一的原始状态。他们还进一步论述了出现形义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音借用字，如“康”原为“穅”的重文，后被借作“康健”、“康庄”之“康”，后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在形义之间丧失了统一性。因此，在解释这种形义矛盾性时必须沿着声音线索找到本字，才能窥见形义结合的原始状态，从而对词义的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对形义矛盾作出的这种合理解释，有利于我们认识语言丧失理据性的原因。

因此，我们不仅要阐述象似性现象，也要解释任意性的成因，对这两者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