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发展是以最初对现实世界（尤其是空间）和自身的认知为基础的，同时语言的发展又促进了认知的发展，强调认知先于语言，语言与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分析语言结构可获得人类的认知规律。因此，要能够将这些观点论述清楚，就必须将语义研究置于核心地位。近年来很多认知语言学家都对其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如：Jackendoff（1985）出版了Semantics and Cognition ，首次论述了语义与认知的关系，认为概念结构是语言与认知的中介；Lakoff（1988）发表了“Cognitive Semantics”论文，他在1987年和1999年（与Mark Johnson合著）出版的两本专著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法国认知语言学家Francois Rastier（1991）出版了《语义学与认知研究》；Allwood & Gärdenfors（1999）出版了Cognitive Semantics — Meaning and Cognition ，书中收集了8位学者的论文。另外，Langacker、Johnson、Givón、Taylor、Geeraerts、Fauconnier等著名学者对认知语义学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据Lakoff教授六年前对笔者介绍说，Jackendoff教授将很快出版一本1000多页的《认知语义学》大部头专著。

L & J（1999：497）认为：

认知语义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Inference），简而言之，研究人类的理性（Human Reason）。

而这些内容又与人类的感知体验、范畴化过程、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等密切相关，这些就构成了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基础。

认知语言学是以“意义”为中心的，因此认知语义学也就成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内容，两者所研究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甚至是重叠的。认知语言学对传统的语言理论和乔氏语言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和补充，因此认知语义学也对传统语义理论以及乔氏对语义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和补充。本书已对认知语言学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本节仅简要概述认知语义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它们具有以往理论所不及的解释力。

一、体验观（The Embodied View of Meaning；The View of Body-based Meaning）

（一）概述

认知语义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思想、知识、意义来源于感知体验（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点），这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吻合的，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和意义。马克思于1845年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29—30）

恩格斯于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65：343）列宁（1988：34，39）于1908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指出：

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

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

毛泽东（1991：288）于1937年在《实践论》中指出：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乎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经验，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Malinowski于1935年也十分明确地表述这种观点，他说（参见Halliday & Hasan，1985：7）：

Ultimately all the meaning of all words is derived from bodily experience．（最终来说，一切词义均来自于身体经验。）

第二代认知科学也持这种观点，反复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为人类在对外部世界种种现象的感知体验过程中才逐步形成范畴、概念和思维，抽象出认知模型，建立认知结构，获得意义。L & J（1999）在Philosophy in the Flesh 中将体验哲学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三条基本原则（参见第二章），其中第一条就是：心智的体验性。他们（2002：249，245）后来又反复强调了这一原则：

Mind is embodied，meaning is embodied，and thought is embodied in this most profound sense．This is the substance of an embodied realism．（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思维也是基于身体经验的。这是体验实在论的实质。）

Meaning is grounded in our sensorimotor experience and this embodied meaning was extended，via imaginative mechanisms such as conceptual metaphor，metonymy，radial categories，and various forms of conceptual blending，to shape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and reasoning．Wha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o us is that an embodied account of syntax，semantics，pragmatics，and value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n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cognition and language．（意义是基于我们感觉运动经验的，这种体验性意义可通过诸如概念隐喻、转喻、辐射性范畴和各种形式的概念整合等想象力机制得到延伸，这就形成了抽象的概念化和推理。经验性证据向我们表明：对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和价值作出体验性的解释，这对于确切理解人类的认知和语言是绝对必要的。）

（二）身体—空间基础论

说到“体验”，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用什么体验，首先体验什么？主要如何体验？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也就可以基本理解认知和语言的体验性问题。

我们用什么体验，当然用我们的身体（包括各种感觉器官）。我们首先体验什么？是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我们如何体验，主要通过互动的方式。这三者便是人类概念和语言之始源，也是对上述论述的一个总结。人类的认识是基于对自身和空间的理解之上，沿着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由身体和空间到其他语义域的道路通过互动等方式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人类的感知和体验过程中，身体和空间首当其冲，在互动的基础上还可产生其他一些基本认知方式，这就是我们形成若干基本概念的基础（在此之上还可形成其他许多概念），也是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来源，在形成认知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1．身体经验

关于身体经验，本文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论述：

（1）人类的主体性。人类作为认知和语言形成的主体，在其形成的整个过程中自然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认知主体的问题：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30）

人类的主体性与心理学家所说的“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 / Anthropocentricism，又叫自我中心论［Egocentricity］）”也有共通之处。人类在对时空的感知和语言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参见H．Clark，1973），人们将自我（Ego）置于宇宙的中心，然后以此为参照，形成视角（Perspective），确定“上下、前后、左右、高低、近远、中心与边缘”等概念（Miller & Johnson-Laird，1976：395）。皮亚杰的研究表明儿童也是将他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

（2）身体的特殊性。我们人类有特殊的身体构造，最为发达的大脑，以独特的方式感知着客观世界，从而形成了人类独特的思维和语言能力。很多学者都认为，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依据之一就是人类具有理性，思维高度发达，能掌握和使用语言。

（3）体认的基础性。我们祖先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把基于其上获得的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因此，表示人体部位的词语极易通过隐喻映射到其他语义域中，如“头”、“腰”、“脚”可用来对应地表示山和树的部位：山头 、山腰 、山脚 ，树头 、树腰（树干） 、树脚（树根） ，倘若我们不用这些词语，又该用什么词语呢？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85—约前410）的著名格言云：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个命题不仅包含：人们常用身体部位来理解和表示其他事物，而且还包含：意义与人的主观认识存在密切关系，意义不可能独立于身体之外 。

2．空间体验

关于体验的首先是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这一观点，亦有不少学者早就论述到了，这里作如下简要疏理：

（1）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的第一性，认为意识来源于客观外界，这是从总体角度而言的，实际上也包含了来源于空间的思想，只是对其强调不够。

（2）早有学者论述了空间对于人类概念形成的重要性，并非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首创。就笔者所知，指出地点位置对于人类概念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可能是Bühler，他于1934年就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见Pütz & Dirven，1996：330）。Lyons（1977：282，719）也持相同看法：

… it may well be that our understanding，not only of directional opposition，but of opposition in general，is based upon some kind of analogical extension of distinctions which we first learn to apply with respect to our own orientation and the location or locomotion of other objects in the external world．（完全可以说，我们不仅对于方向对立的理解，而且对于一般对立的理解，都是在我们相对于自身的方向、位置或外界其他物体运动的基础上，首先学得其间的许多区别而作出的某种类推延伸。）

（3）认知语言学家对这一观点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基于其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解释，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心。如Gruber于1965年曾指出空间位置和运动概念可用来解释许多其他语义域，Jackendoff（1985：188，209）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主题关系假设（TRH，即Thematic Relations Hypothesis）”理论，认为在事件和状态的语义域中，事件、状态、路径、地点—功能是用来分析空间和运动的子集。因此，概念结构中的所有事件和状态主要是根据空间概念化组织起来的，并且所有的语义场几乎都有类似于空间的组织结构。他以此理论为基础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所有”、“特征”、“事件”、“状态”、“存在”等语义域是对空间进行概念化的结果。他还认为：人类通过视觉、触觉、动觉等感知能力学会了空间定位，进行空间概念化，这几乎适用于任何语义域。人类早在语言出现之前就掌握了空间概念化能力，儿童可能先学会几个表示空间的词义，然后通过它们来学会其他语义域。

Lakoff（1987：283）提出的形式空间化假设（SFH）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并以其为基础论述了语言中基本句型的形成过程（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Langacker（2000：203）也认为：

In attempting to formulate a cognitive linguistics，one is soon led to ponder the role of spatial and visual experience in shaping other aspects of cognition．Undoubtedly its role is both pervasive and highly important — we are first and foremost spatial and visual creatures．（在尝试建立认知语言学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会被引导来思考空间和视觉经验在形成其他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它的作用既具有说服力，又具有高度重要性——我们最初就是空间和视觉动物。）

他（1982）早期将其语法理论定名为“Space Grammar（空间语法）”，尝试用一套表示空间关系的图表来对语法作出系统描写，到1987年才将其改为“Cognitive Grammar（认知语法）”。他还基于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解释了英语基本句型的建构过程。

Johnson（1987：126）基于人类对空间和运动的经验概括出27个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图式，并认为人类运用它们就能以类推的方式建构出无限的感知、意象、事件等，从而就构成了人类的经验结构和概念系统，成为理解意义、形成推理的基础（参见第五章第一节）。Talmy于1988年重点论述人们在对空间运动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力量—动态意象图式（the Image Schema of Force Dynamics）”，认为这一意象图式在我们的认知和语言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的、普遍的作用。后来很多认知语言学家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还有很多认知语言学家运用空间概念来解释词法形成过程，以及作语篇分析。他们认为词汇的形成，词法的建构与空间密切相关，很多词缀也是来自空间概念；语篇可被视为一个概念化了的空间，Mondada（1996）就曾以“How Space Structures Discourse”为题发表论文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见第十章第三节）。

3．互动方式（参见下文第299—303页第三点）

4．综述

对身体（包括身体部位、感觉器官等）和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的认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在我们的概念系统形成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这是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认知语言学家的共识，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如Johnson（1987）所指出的（摘自Aitchison，1996：123）：

Human probably named themselves，their body parts and their immediate environment ear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As today，the human body，and the space surrounding it，presumably formed the basis of further meaning extensions．（人类可能在语言发展的早期就命名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部位和直接生存的环境。人类的身体和周围的空间，像今天一样，早已成了意义进一步拓展的基础。）

紧接着Aitchison又说：

Metaphor，“calling one thing by the name of another”，is not a strange poetic event．It is at the heart of language，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metaphors is important．The body's influence spreads outwards，to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and inwards to the mind．（隐喻，即“用另一个名称来称呼这一事体”。不是什么稀奇的诗歌中的事情。它正位于语言的中心。而且隐喻的方向十分重要，身体的影响一方面向外延伸到环境特征，另一方面向内延伸到心智之中。）

他们的论述进一步证明了：我们通过身体的感知逐步理解了现实空间。在此基础上，人类逐步形成了一个空间意象图式结构，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内在的空间逻辑，再通过人类的理性思维和想象力，便能发展出若干新的概念意义和语言表达。

这一观点可从英语和汉语中找到很多例证，许多原来表示空间的词语（包括介词、副词、动词、名词等）可延伸来表达若干其他语义域。如早就有学者（Anderson，1971；Clark，1973；Givòn，1973；Traugott，1982等）论述过时间表达是空间的延伸，即时间是空间的隐喻。Lyons（1977：718）和Jackendoff（1985：189）也都认为：

英语中几乎所有表示空间的介词也可表示时间。

总的来说，时间介词与表达空间的介词是相同的。

不仅表示空间的介词可用作表示时间的介词，而且许多表示空间的动词也可用来表示时间概念，例如：

同时，我们也发现：时间介词短语与地点介词短语一样，以相同的方式附着在句子上，例略。

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汉语中原来表示空间关系的“上/下、前/后”，不仅可用来表示“时间域”的概念，还可用来表达许多其他概念：

［13］时间：上午/下午，上半年/下半年，上月/下月，上旬/下旬……
顺序：上次/下次，上卷/下卷，上半时/下半时，上一代/下一代……
抽象：上班/下班，上岗/下岗，上级/下级，上策/下策……

［14］时间：前天/后天，几天前/几天后，以前/以后……
顺序：前汉/后汉，前生/后生，前边/后边……
抽象：前思/后想，前仆/后继，前程/后路……

如此等等。

又例：汉语的“间”，本来写作“閒”，会意字，表示门有“缝隙”，从门内可以看到月光。后由“缝隙”引申为“隔开”，“离间”；又因缝隙在两侧之间，引申出“中间”之义。后把读jiān（一声）和jiàn（四声）的“閒”写为“間”，现简化为“间”。该字又从空间域引申到时间域，如“晚间”、“夜间”、“间日”，等。

《认知语言学研究丛书》第8卷是由Pütz和Dirven于1996年合编的论文集，书名就是“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语言和思维中的空间识解》）”，书中共收集了30篇来自不同国家的认知语言学家的论文，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就不同语言重点论述了空间是人类形成其他认知域的基础。

正是由于人类有相同的身体构造，所生活的环境空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感知体验虽有差异，但仍有很多共通之处，这就成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语义结构的基础。互动方式可能会有同有异，这就出现了相对性中具有普遍性、普遍性中也有相对性的现象，两者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如语言中的情感词也是以身体经历、身体构造为基础形成的，Lakoff（1987）曾论述了英语中几十种关于“生气”的表达方法，它们都与身体经验和生理构造有关。笔者（2001：375）也尝试探讨过人在生气、发怒时的种种生理表现与汉语中关于“生气”的表达形式的关系，认为它们也完全是基于人类对客观现象的感知体验，与人的生理构造密切相关。因此，在语言形式与这些现象、经验结构、认知方式等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象似性关系，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体验和认知在语言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我国古人认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就反映了我们的祖先认识和描写事体的一个基本原则，与西方的体认观有异曲同工之处。荀子（前298—前238）在《正名》中论述了词的产生经历了“天官意物”和“心有征知”两个阶段。“天官”指的是人的感觉器官，通过“心”这个思维器官对事物进行认识，就可形成概念，“然后随而命之”，给这个概念起一个名字。

刘勰（约466？—539？）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也指出：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其大意为：人向上看到了天体的光耀，向下看到了地上隐含的图案，上面的和下面的位置概念确定了，天和地（两仪）的概念也就产生了，在天地这个大空间中又出现了人，因此“天、地、人”就是世界上的三种创造性因素——是谓三才。只有人的参与，才是人类形成概念的最重要因素（参见许国璋，1988）。紧接着他论述了三才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天地以及天地之间的现实世界先作用于人的心智，再由心智产生言语，又由言语产生文字。刘勰在全书的一开始就开宗明义，阐述了他的语言世界观：现实是基础的，人（认知）是主导的，语言则是从属的。这也正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主张的基本观点，但却早了1400多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了上述观点，“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为天地之始，宇宙之初，有了天地有了人，才有人文！他还说：“人心有感于物，发为诗文”，“体物写志，感物共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触景生情，因情作赋，为情造文”，“形立则文生”，“睹物生情，情以物兴，感物叹志”，“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等，都与上述基本观点完全一致。而且他还要求文字句章要“远法宇宙，近效人身”，这又与《易经》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点相吻合。

他反复强调人在认识客观现实世界和形成文字句章中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他一方面说：“心以制之，言以结之”，意思是说内心的思想是主宰，文辞只是表达思想的，“志以定言”，“因情立体（情志决定作品的风格）”，突出了人和“心智”的主宰作用；他另一方面又说“物以情睹”，充分体现出了人文精神，强调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可受到不同心情的影响，或者说不同的人看同一个世界可有不同的结论。

他还特别阐述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观点，只有认识透彻了，思想丰满了，内容充实了，情怀达畅了，文字句章就自然美了，这便是言语之玉律，行文之金科。可见，刘勰的理论突出了当今认知语言学所遵循的“现实—认知—语言”程序中“人的认知”这一中心环节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

荀子和刘勰分别在2300多年前和1400多年前就道出了“感官”、“征知”、“空间”、“人”是人们形成概念的基础这一道理，这可谓是当今认知语言学的先声。

近来戴浩一先生（1989）还根据体验观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可用人类的基本感知能力，尤其是对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感知能力来解释汉语的语法结构，这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意义基于感知，而感知又是基于人的身体构造，人类用互动的方法来感知客体、他人、空间、时间和其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人们通过隐喻建构了系统概念，形成了语言，因此概念不是自治的，也不可能是独立于身体的心智能力，这就批判了二元论。

二、概念化（The Conceptualization View）

Herder早在1772年《论语言的起源》中就从人类的体验和认知角度阐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他（1999：64）说：

有100000条根据，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所有的民族、国度和环境里，语言都萌芽于理性之中并随着理性的成长而成熟起来！谁能对世界各民族的这一普遍的心声充耳不闻？！

他（1999：iv，vi，65）还说：

语言并非先验之物，而是感性活动的产物，所以，语言起源问题只能用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解答。

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感觉形成，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独立并先存于感觉的观念。语言是理性的映像。

Herder在1772年名著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Besonnenheit，姚小平（1999：v）将其译为“悟性”，也可称为“理性”、“知性”、“智能”、“意识”，这是一种先定的认知倾向，是发明语言的先决条件。

当今的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现实—认知—语言”与这位大学者200多年前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认知语义学中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类只有通过头脑中的概念范畴才能接触现实，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运作的产物，因此语言研究重点就应围绕人类的心智、认知和概念来进行。Johnson（1987）、Lakoff（1987）、L & J（1980，1999）等学者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We have no access to a reality independent of human conceptual structure．（我们如果离开了人类的概念结构，就无法接近现实。）

Taylor（1996：21，37）也指出：

A feature of current linguistic scene is a general commitment to cognitive realism，i．e．to the thesis that language is a mental，or cognitive phenomenon．（当前语言学界的特点就是笃信认知实在论，也就是接受这样的观点：语言是心智或认知现象。）

Indeed，given the assumption that language is a mental phenomenon，all aspects of language knowledge and language use will be reducible，ultimately，to matters of mental processing．… In particular，meaning will be seen in terms of mental processing．Indeed Langacker equates the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with a conceptualization，or “mental experience”．（确切地说，假定语言是一个心智现象，语言知识和语言应用的所有方面最终可归结为心智加工，特别是意义可被视为心智加工。Langacker甚至将语言表达的意义与概念化或“心智经历”等同了起来。）

Langacker将意义等同于基于身体经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它就大致等于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心智加工（Mental Processing）或心智经历（Mental Experience），并与心智空间密切相关，因此语义就等于能在心智中被激活的相关概念内容，以及加于其上的识解（Linguistic meanings are a function of both the conceptual content evoked in the mind and the construal imposed on that content.）。据笔者理解，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化，比起将语义视为“Concept（概念）”来说，意在强调概念化主体的主观识解因素和意义的动态化特征，抛弃了客观主义理论的镜像观、静态观，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突出了意义的动态观。正如Langacker（1987：194）所作的解释：

Meaning is not objectively given，but constructed，even for expressions pertaining to objective reality．We therefore cannot account for meaning by describing objective reality，but only by describing the cognitive routines that constitute a person's understanding of it．The subject matter of semantic analysis is human conceptualization，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cern are those that a person imposes on his mental experience through ac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意义不是客观地给定的，而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即便是那些描写客观现实的语言表达，其意义也是这样。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纯粹描写客观现实来解释意义，而是要通过描写认知例行常规，正是这些常规构成了人们对现实和意义的理解。语义分析的主观方面就是人们的概念化，我们所关心的结构，就是一个人通过主动的认知加工强加在他的心智经验之上的结构。）

因此，概念化强调了人的因素，它既包括了概念形成的“体验和认知的方法和过程”，也包括了“这一过程的结果”，意义就是概念化的过程和结果，与我们的体验感知、认知途径、识解方式、心智框架等密切相关。

从第三章可知，概念的形成主要与人类对客观世界类属划分密切相关，类属划分又是以范畴化为基础的，因此概念就不可能是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它必定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各民族在对客观世界的事体进行类属划分和范畴确定的心智活动中，既要考虑事体本身的特性，也要兼顾到人的主观因素。不同的民族对同样的客观世界有不同的认知途径和划分范畴的方法，例如颜色场、亲属场等，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同（参见第三点），因此应将“概念”置于非客观主义的体验观、识解观、动态观下研究，这才有了“Conceptualization”一词。

Langacker（2000）十分强调概念化过程的动态性质，专门用一章的篇幅（第12章）来论述动态性概念化（Dynamic Conceptualization），认为概念化的动态观对于语法基本原则的理解以及语篇分析是至关紧要的，甚至对语言结构的所有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他（2000：361，370）指出：

A dynamic view of conceptualization is essential to a principled understanding of grammar and how it serves its discourse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s．（概念化的动态观对于语法的原则性理解，以及语法如何适用于语篇和互动性功能，是绝对必要的。）

Dynamic conceptualization is important in all area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This is especially evident in the case of clause structure，where it helps resolve numerous classic problems．（动态性的概念化在语言结构的所有方面都是重要的，这在分句结构中特别明显，有助于解决许多传统问题。）

其实，关于“现实”、“认知”、“语言”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代哲人早有论述。公孙龙（前325—前250）在《名实论》中指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要求人们明察名实关系，慎重对待称谓问题。他认为名实关系的实质在于如何“称谓”（“夫名实，谓也。”），其认识论基础是“知”，须对名实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只有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据此考察其名与实是否相符，才能实现用正确的名来呼应或对应于各自不同的事物的实，客观事物的区分状，复见于命名本身的相互区分，即：“唯乎其彼此”（王宏印，1997：94）。这里强调了须将物纳入到人的认知框架即认知结构加以理解，在事物与名称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

荀况（约前298—238）在《正名》中指出：事体的名称是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但这种“约定俗成”必须经过人们的“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天官：感官；簿：接触。该句意为：心灵的验证能力一定要等到感觉器官接触所感觉的对象以后才能发挥作用），以及“心”的“征知”（心：思维器官，征：验证、考察，即：心有验证的作用，即有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的作用），然后才能给事体确定一个正确的名称，这就叫做“稽实定数”（稽：考察，数：制定名称并使它与实相符合的法度），也就是说根据对客观事体的实际认识而确定事体的名称。

刘歆和扬雄在《论〈方言〉书》中，认为一切命名应当皆有验证，“非徒无主而生是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心生而言立”的观点，现实先作用于心智，由心智再产生语言。他实际上认为：现实是基础性的，人（认知）是主导性的，语言是从属性的，这正是今天认知语言学所主张的基本观点，但却早了1400多年。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1619—1692）将符号视为“对象的表征，人心的产物”（《遗书》二十五），这“人心的产物”就是从程颐的“义理”继承下来的，与“心生而言立”的观点相仿。

三、互动观（The Interactionism View）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主要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互动观也是认知语义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有了“互动”的概念，就强调了人在认知自然世界过程中可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也就可解释不同人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认知上的差异、思维上的分歧，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达为什么会不同。这是由于人类的认知方式不同，概念结构也有差异，所形成的原型、范畴、意象、图式、认知模型等也就存在差异，语言表达也就有了差异。因此，我们的心理绝不可能像镜子一样来反映客观外界，其间必有人的参与，含有一定的主观加工成分。马克思（1844/1979：126）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强调了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他说的“人化的自然界”就是这个意思（参见第二节）。

胡塞尔（Husserl）和弗雷格（Frege）等学者认为应将意义与所指向的对象加以区别，并指出：相对于一个对象存在着无限的意义，每一种意义只说明对象的某一方面，没有任何一种意义能够穷尽对象的全部特征或属性。

现以汉语“地瓜”为例，说明同一事体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名称，这实际上反映着不同的认知意义：

从出处和产地来命名：地瓜（长在地下），山芋（来自山地），番薯（出自外地）；

从外表的颜色来命名：红薯，白薯，红苕；

从味觉和触觉来命名：甘薯（味觉甘甜），凉薯（取其触觉）；

从外在的形状来命名：豆薯；

现将这一现象以图表示如下：

图 8.3

汉语中的“眼镜”这一词语，说明了中国人对该事物的认识时主要抓住了“使用场所”这一特征，指架在眼睛前的一种镜子。而英语是用其构成材料表达的—glasses，用以指用两块玻璃做成的物体；另一个英语单词spectacles则是从其功能来命名的，词根spect意为“看”，该单词侧重功能“看”来给眼镜取名。同一个物体，由于思维方法不同，因而在英汉两语言中就有了不同的命名思路和结果。又例如“大钢琴”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强调了“体积”（grand piano），而在法语和德语中则运用了动物的部位来隐喻性地表达，法语：piano à queue（tail piano），德语：Flügel（wing piano）。这也就是说不同人们（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民族认知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识解（Construe）世界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给事体命名也能说明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个“中介”因素。客观世界中的同一个物体或现象，先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人们就开始认知它，然后从多种多样离散的感觉材料中择取出某些固定的知觉中心，在选择语言单位表达时，即在词汇化处理过程中，往往只是限于强调事体的某一特殊方面，如：性质、形状、材料或功能等。正如陆宗达、王宁（1994：71）所说：

名物是有来源的，在给一个专名定名时，完全没有根据、没有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为一物定名时，一定与对这一事物的观察、认识有联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寻。

如果在现实和语言之间没有“认知”这个中介，就不能解释同一物体为什么在同一语言社团和不同语言社团中会有不同的名称。英汉两语言在很多词语表达和句法表达上存在不同，这都是由英汉两民族在认知上的差异所致。

皮亚杰在阐述“建构论”时提出了“互动论”观点，认为人类的认知来源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并提出了两种互动形式：适应（Adaptation）和组织（Organization）。（参见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点） L & J（1980：119）也认为：

The kind of conceptual system we have is a product of the kind of beings we are and the way we interact with our phys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我们所具有的这种概念系统是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产物，也是我们与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互动方式的结果。）

认知语言学家既反对客观主义，也反对主观主义，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没有看到我们是通过与世界的互动作用来理解世界的。因此L & J（1980：230）强调了“理解来自互动”的观点，认为：意义不仅取决于理性知识，而且还取决于自己的过往经验、价值、感情和直觉，意义带有想象力、建构性、互动性。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或者说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与各种环境和他人打交道，就存在一个互相适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交道与适应中人们逐步形成了范畴和概念，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人自身，形成了概念结构，从而获得了理解能力。他们（1999：90；2002：248）在20年之后依旧坚持并强调这一观点：

At the heart of embodied realism is our physical engagement with an environment in an ongoing series of interactions．There is a level of physical 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at which we have evolved to function very successfully，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nceptual system is attuned to such functioning．（体验实在论的核心就是我们在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互动中与环境作物理性接触，在世界中存在一个物理性互动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进化为能十分成功地发挥各种功能，我们概念系统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与这种功能性相协调。）

The idea of embodied organism-environment interaction is a theme that we have repeated so many times in our writings … Meaning comes，not just from “internal”structures of the organism（the “subject”），nor solely from “external”inputs（the “objects”），but rather from recurring patterns of engagement between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我们在许多述著中反复强调了体验性的机体与环境互动的观点。意义不仅是来自机体［主体］的“内部”结构，也不仅是来自“外部”输入［客体］，而是来自机体与环境接触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样式。）

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学科，这一领域内部理论众多，论说纷纭，但下两个基本原则还是能为广大认知语言学家所接受：体验观和互动观，其中包含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由于在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有人的作用，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不存在客观的、直接的对应关系。正如Sinha（2002：274）指出：

Cognitive linguistics，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which it has inspired and of which it is a part，is not，then，a completely homogeneous enterprise．It is，however，an enterprise that shares certain core theoretical commitments．One of these is that the human mind is structured by the evolutionary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which underlie，and have been selected by，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rganism（brain-in-body）and its（developing）environment．Another is that theories of human natural language based upon a postulated “objective”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s and external reality are deeply inadequate．（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前者激励了后者，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它们是一个有某些共同的核心理论承诺的研究领域，其中之一就是人类的心智是通过进化和成长过程而建构的，这些过程构成了人类机体［心智在身体之中］与其［生长］环境互动的基础，而且这些过程也是由这种互动选择出来的。另外一种承诺就是，那些基于假定在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客观的和直接的关系的种种人类自然语言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此，互动观也是认知语义学关键观点之一。

四、百科观（The Encyclopaedia View）

坚持百科式的语义分析方法。既然语义是基于人的感知体验，是概念化的结果，与心智结构密切相关，它就不完全取决于客观世界，其中就要涉及人的主观因素，用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语义是先于真值的，因此认知语义学家既否定用真值条件来解释语义，也反对用成分分析法来认识语义，而主张语义是与人类的知识密切相关，应该运用百科式语义分析方法。Langacker（1987）认为：“语义不等于真值条件，但等于认知的操作。”因此，语义根植于语言使用者和接受者的百科知识体系之中，也就不可能仅在语言系统内部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中求得解释，而只有在其他认知结构中才能被完全理解，所以语义应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结构、背景知识等方面多角度加以描写。Wierzbicka（1988：2）指出：“在自然语言中，意义存在于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之中。”“对世界的解释”就得依赖人类的知识系统。因此语义就与人们的主观认识、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等百科性知识密切相关。

Sperber & Wilson所倡导的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的言语交际是一种有意图的认知活动，是一个理解认知环境（具体客观因素和主观心理因素）、遵循关联原则，对明示性行为（语言或非语言）进行推理的过程。在推理过程中，人们必然要涉及百科知识，通过演绎推导出最为关联的话语交际意义，因此关联理论中的百科观与认知语义学中的百科观是相吻合的。

美国社会学家Garfinkel（加芬克尔）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民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理论，将其用来分析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他认为在分析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自然语言和实践活动具有无穷的“索引性（Indexity）”，一项表达或行为的意义必须诉诸其他表达或行为的意义才可被理解。日常谈话须依赖无穷尽的未经言明的共享背景知识（参见Garfinkel，1967）。任何一个表面上孤立的“表达”或“行动”归根到底都是一条“无穷无尽”的“索引链”上的一环，是“a boat without bottom（一艘无底的船）”，这些未被提及的知识往往是难以补全的，是一项“难以完成的”或者说“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工作，因此索引性是“永无尽头的”（杨善华，1999：60）。

Garfinkel还曾让学生尽可能记录下日常谈话中那些使谈话得以进行的未经言明的共享背景知识，发现日常对话中需要大量的未经言明的背景知识才能相互理解对方所讲内容（参见Ex．6），认知语义学的百科观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

五、原型观（The Prototype View）

一个范畴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的“完形”概念，范畴划分就本质而言也是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范畴是通过其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Rosch、Labov、Lakoff等人对一些最基本概念（如：cup、bird、fruit、furniture、vegetable等）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在范畴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即“原型（Prototype）”，从而建立了现代范畴理论。Lakoff（1987）和Taylor（1989/1995）对这一理论作了详细论述。这种基于原型的现代范畴理论认为：范畴不能用一组充分必要条件特征来下定义。实体的范畴化是建立在原型样本基础之上的，它是对其他实例进行范畴化的参照点，此时就将其与原型样本进行对比，若它们在某些属性上具有相似性，就可归入同一范畴。这种根据与典型样本类比而得出的范畴就是原型范畴（Prototype-based Category）。原型范畴理论与经典范畴理论存在一系列根本分歧（参见第三章）。

传统上我们将范畴视为一个“意义包（Packets of Meaning）”，并给其一个符号，这样范畴的意义就确定下来了，意义就具有确定性、稳定性、静态性、绝对性、单一性、定位性（reside in one place）。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认为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可变性、动态性、相对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Marker Turner（1996：57）指出：

意义来自跨越一个以上心智空间的联结（connections across more than one mental space）。语义并不是概念容器中的存放物，而是有生命的、活跃的，具有动态性和分布性，意义不是限定在概念容器中的心理物品，而是投射、联结、将多个空间进行融合的复杂运算。

Miller、Johnson-Laird（1976）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强调上下文对单个字词的作用，字词的意义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受其上下文的制约。语义不是由固定的一组特征构成的，也不是由语义网络的某个静态的部位来表征的，字词是从受到上下文影响的语义空间获得意义的。Eco也认为词语的义素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某种语义确定性是由语义环境暂时促成的。

六、意象图式观（The Image Schema View）

认知语义学认为认知模型主要是意象图式，而不是命题，最重要的语义结构是意象图式结构。（参见第五章）

七、隐喻观（The Metaphor View）

当代隐喻认知理论认为：Metaphors are conceptual，not linguistic．隐喻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果，抽象性的语义主要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跨域隐喻而成。隐喻不仅仅是个语言现象，人类的思维就是建构在隐喻之上的。L & J（1980）指出：

我们的许多经验和活动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我们的概念系统大多是由隐喻建构的。（147）

隐喻可为我们创造现实，可成为我们未来行动的指南。（156）

他们（1999：497）又再次强调隐喻对于概念，特别是抽象概念的形成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概念必将运用丰富的心智想象力：框架、隐喻、转喻、原型、辐射范畴、心智空间和概念整合。抽象的概念来自较为直接的基于身体概念（感知概念和肌肉运动概念）的隐喻性映射。隐喻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基于经验的。

他们还认为：原型范畴理论、隐喻、转喻与意象图式结合起来可较好地解释多义词形成的原因，以及多个义项间的关系。人们用一个词语来表达多种事体和意义，是因为这些事体和意义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是来自同一意象图式或图式变体。因此，一词多义的基础是ICM，主要以意象图式为出发点，通过隐喻和转喻的映射而形成的。

他们把隐喻上升到人类的认知高度来认识，建立了隐喻认知理论，以此来解释人类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这是语言研究和认知理论上一大突破，难怪有人将之称为一场“隐喻革命”。近年来隐喻已成为众多学者的中心研究课题。

八、寓比观（The Parable View）与概念融合观（The Conceptual Blending View）

Mark Turner（1996）在“The Literary Mind”一书中提出了寓比观，认为寓比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可用来解释人类的各种经验，它是概念融合的过程和结果，这对于理解隐喻的运作过程是很有意义的。他指出：语言不是寓比的来源，而寓比是语言的起源，语言是寓比所制造出的复杂产品。意义不是限定在概念容器中的心理物品，而是通过投射、混合、联结、将多个空间进行融合的复杂的认知过程。他认为寓比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996：108）：

（1）输入空间，可为始源空间和目的空间；

（2）输入空间中存在着共有的抽象结构；

（3）含有这种共有结构的类属空间；

（4）通过输入空间中的共有结构形成对应连接；

（5）从输入空间向融合空间的映射；

（6）在融合空间中可产生新创结构，并得到发展；

（7）结构映射

（8）推理；

（9）融合空间对输入空间的影响；

（10）其他空间可向输入空间充实，充实是可变化的。

例如：house从传统的概念论来看，它是静止的、永恒的、稳定的、单一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我们虽然有“house”这个词，但没有所谓的“房子”这个静止的概念，我们使用这个词时，需要建构、激活、连通、映射合适的空间、框架、认知模型的结构。其中有一个结构成为我们关于“house”的基本概念，但事实上，很多空间被激活了：遮挡风雨、房间、安全、理财投资、人工制品、装潢设计、居住场所、社交地点、分隔成不同空间、出租，等等。为某一特殊目的而使用house这个词时，需要从这些意义分布中进行恰当的选择。一个词在不同的使用情景中将会激活不同的心智空间。

Fauconnier & Turner（2002）在心智空间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概念融合（Conceptual Blending）理论，认为概念融合是人类最常见一种心智运作，是人类一种了不起的想象力，造就了人类的语言，也造就了人类本身。概念融合对于我们如何学习、如何思维、如何生活发挥着中心作用。我们正是依靠概念融合来理解意义，不断创新发明，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概念世界，因此概念融合观也是认知语义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参见第六章第二节）

九、象似观（The Iconicity View）

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语言符号在语音、词形、结构等方面与世界特征、经验方式、认知规律、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象似性辩证关系，反对任意性支配说（详见第十四、十五章）。

十、认知模型观（The Cognitive Model View）

参见第六章。

十一、联想观、激活观（The Association View，the Activation View）

Deese于1965年提出联想意义的理论：从互相联系的字词网络来考察语词的意义。认为一个字词的意义是由它所能引起的其他反应词（联想词）来决定的。例如：“蝴蝶”可引出“昆虫”、“翅膀”、“飞”、“蛾”等反应词，这些反应词表明它们与“蝴蝶”的联系，从而确定其意义。若两个字词有相同的反应词分布，它们就有相同的意义，如“蝴蝶”与“蛾”两个词的意义所涉及的认知域是基本相同的，因此这两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的。

联想理论还没有真正从神经和认知角度来深入阐述问题，Collins & Loftus于1975年提出的“扩散式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理论则是对联想理论的深化。他们认为：人类的心智是一个巨大而又强大的神经网络，当听到某词与神经网络中的词相似时，网络中的词就自动被激活，同时与其相关的认知域也就被激活。此时，激活过程就像池塘中的涟漪一样，逐步向外扩展。适合的词语得到了较多的激活，而不相关的词语慢慢衰退，得到较多激活的词语就被选中（Jean Aitchison，1999：131）。激活也是对某概念所受注意程度的度量。概念在认知过程中有些是高度激活的，是“显著的”，有些激活水平甚低，是不活跃的，居中是活跃的。激活是通过概念的局部联系播散开来的，认知操作只能在较活跃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语言接受者对语义的理解，是激活相关认知域中有关知识结构的结果。

语言与心智、认知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心智的窗口（Language is a window into the mind.），可通过语言了解和研究心智；另一方面，语言仅是巨大认知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端（Language is only the tip of a spectacular cognitive iceberg.），语言可激活相关认知域。因此，每当我们进行语言活动时，我们会无意识地产生大量的认知活动，激活起无数的模型和框架，建立起许多关联，协调大量的信息，可见，语言形式往往传递了比其本身要多得多的信息，这就是Fauconnier（1999：98）所说的语言经济性：

By economy，I mean the following：any language form in context has the potential to trigger massive cognitive constructions，including analogical mappings，mental space connections，reference point organization，blends，and simulation of complex scenes．When we try to spell out backstage cognition in detail，we are struck by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extreme brevity of the linguistic form and the spectacular wealth of the corresponding meaning construction．（说到“经济”，我认为有以下含义：语境中的任何语言形式具有激活大量认知构造的潜在力，包括类推映射、心智空间连接、参照点组织、融合和复杂场景模拟。当我们尝试详细阐明后台认知时，极度简洁的语言形式与非常丰富的对应意义构造之间的鲜明悬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Deane于1991年提出了认知句法理论（张敏，1998：132），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个基本主张，即句法构造是扩散式激活的对象，激活的分布可由意象图式结构预测出来。

十二、整合观（The Integration View）

传统语义学的“组合观（the Combination View；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Frege's Principle）”，即“一个合成表达式的意义是其组成部分的意义的函数”的观点，也是形式主义语言理论的核心 。认知语义学家严厉批判了这一观点，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整合观”，认为词语的意义不完全是通过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和组合方式而获得的，而常是通过互相作用，激活相关认知域，进行整合而获得的。Taylor（2002：98）还区分了严式组合（Strict Compositionality）和部分组合（Partial Compositionality），认为后者是可以接受的，而前者仅是一种少见的例外现象。

以下例子都可说明语义解释离不开整合原则：语言中有大量的惯用语（kick the bucket，spill the beans），自相矛盾的表达（Your dead uncle is still alive.），隐喻说法（You are a pig.），多义结构（the ball under the table可有多种情况），很多语言表达要靠语用因素（It is hot in here！）来理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分析必须运用部分组合加整合处理的原则（概念融合理论就可用来解释整合现象）。

因此，语言表达形式仅具有产生某种意义的潜势，只有当其与人们的百科知识、认知结构、情景和语境相互作用并进行整合处理后才能产生完整的意义，受话者才能理解话语的真正意义。

整合论与本节第三条所说的百科观，第八条中所说的一个词语可激活不同的心智空间，第十一条的联想论、激活论，以及第一章第二节第二条所述的连通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