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已经叙述过，小时候我是如何受到顽强的个人主义的训诫的。焦虑、抑郁和无助是不应该表达出来的情绪，“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这样的教育下，我自然而然地认为，男人是不应该流泪的。

在我大约六岁时的一个晚上，父母在镇上过夜。他们漫步在剧院区百老汇大街附近，当时那里沿街都是搞笑礼品的店铺，例如几分钟内就可以伪造一份报纸，带着诸如“哈里和菲利斯莅临本市”之类的恶作剧标题。第二天早上，我就收到了一份这样的“礼物”报纸。标题上写着：“斯科特·派克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哭鬼正式被马戏团聘用。”

不论正确与否，这种训练是有效的。我不能说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哭过，但我却一直努力控制自己，不当着别人的面哭泣。虽然我总是被电影里老套的伤感结局所打动，但是，我会在剧院灯光亮起之前赶紧偷偷地将眼泪擦去。最糟糕的一次发生在 19 岁时，由于我的原因与恋爱三年的女朋友分手，她不仅深深地关心我，而且给了我一个崭新的世界。分手后我万分痛苦，却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在别人面前流泪，我一个人跑到漆黑的街道，泪水亦悄无声息。从 6 岁那年直到 36 岁，即使我经历了埃克塞特、友谊学校、米德尔伯里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在夏威夷实习、在旧金山定点培训、冲绳岛，最终抵达了华盛顿，我再也没有当着别人的面真正地哭过。

34 岁时，作为越南战争的反对者，我被选为前往华盛顿“从内部抗争的”部队的一员。起初这场抗争令人兴奋，然而紧接着却越来越沉重。我们从未在大规模的争论中赢得胜利，在小规模的争论中也节节败退。在为数不多的胜利中，有一半的成果，也很快因为变幻莫测的决策层这样或那样的召回行动，或那些无关紧要的历史问题而付之东流。我深感厌倦。两年后，为探索国家培训实验室与军队合作的潜在可能，我被派往缅因州贝瑟尔市的国家培训实验室（NTL）总部，体验他们为期 12 天的“敏感小组”。

我们实验室里大约有 60 名培训生。男女人数基本相当，我们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用于各种心理练习，有时作为一个整体，相应的，也会划分为小组。这些练习很有趣，通常也很实用且具有教育意义。但真正的回报来自所谓的“T 小组”，我们在其中花费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实验室被分成四个 T 小组，每组除了专门的培训师之外，共有约 15 名培训生。我们的培训师是林迪，一个专业的、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

我们这一组的 16 个人性格迥异。最开始的三天是在激烈的争执中度过的。并不枯燥乏味，但至少是焦虑甚至是不愉快的，很多愤怒被表达出来，偶尔甚至恶语相向。然而第四天发生的一件事很快扭转了这一局面。突然间，我们都开始相互体谅。接着一些人哭了，一对夫妇掩面而泣。我的眼中也噙着泪水，当然，并没有让它们滑落。对于我来说，这是欢乐的泪水，我明显感到正被渐渐地治愈。我们仍然有继续争执的时候，但再也没有恶语相向过。我在 T 小组里感到十分安全。在这里，我可以毫不避讳地做回我自己。我再一次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有过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我知道，在这段有限的时光里，我们每位组员都彼此相爱，喜悦是我所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情绪。

第十天下午，我变得很抑郁。起初，我认为是工作的紧张和疲惫造成的，试图用午睡来摆脱它。但是很快，我再也不能否认，真正困扰我的是活动即将结束。在缅因州，沐浴在爱的氛围里，这种感觉太美好了，但仅仅两天之后，我就不得不重返华盛顿，开始令我厌倦的工作。我不想离开。

就在同一时段，当天晚些时候，我的办公室接到了电话通知。只不过是件小事，但在与长官交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晋升到将军级别的人选已经敲定。我们医疗机构中的上校落选了，他是个十分有远见的人，在某些方面给予我很多指导，我曾强烈希望他被提拔为准将，现在可以说，他的职业生涯基本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机构中我最不信任的医生。我变得更加抑郁。

那天晚上，我是 T 小组里第一个发言的人。我告诉组员们，我感到十分抑郁，并解释了原因：我对晋升结果十分不满，同时为小组即将解散，而我将不得不返回华盛顿感到难过。当我说完的时候，其中一位成员指出：“斯科蒂，你的手在发抖。”

“我的手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我回答，“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你的手臂看起来很紧张，像是准备要干一架似的。”另一个人说，“你在生气吗？”

“不，我没有生气。”我回答。

我们的培训师林迪从他坐的地方站了起来，拿着他的枕头走了过来，坐在我面前，他的枕头刚好位于我俩之间。“你是精神科医生，斯科蒂，”他说，“你完全清楚抑郁通常伴随着愤怒。我怀疑你确实在生气。”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愤怒。”我麻木地回应道。

“我希望你能为我做点什么，”林迪温柔地说，“你可能不想这么做，但我希望你能尝试一下，我们有时会做这种叫作‘击打枕头’的练习，我想让你用力击打这个枕头，我要你把这个枕头看作军队，我希望你竭尽全力用拳头猛击它，你会为我这样做吗？”

“这看起来很蠢，林迪，”我答道，“但我敬爱你，所以我愿意试试。”

我握起拳头在枕头上软弱无力地捶打了几下：“这样做真的很尴尬。”

“使点劲儿。”林迪说。

我稍微加大了点力气，但它似乎耗尽了我的全部能量。

“用力，”林迪命令道，“这个枕头就是军队。你在生军队的气。击打它。”

“我不生气。”我的辩解和对枕头的击打一样乏力。

“不，你在生气，”林迪说，“现在，击打它，用力打，你在生军队的气。”

我乖乖地用力打了一下枕头，同时又说：“我并不是为军队而生气，可能是因为体制，但不是军队，它只是整个体制的一小部分。”

“你在生军队的气，”林迪怒吼道，“现在，击打它。你在生气”。

我在抗议中提高了音调：“我没有生气，我感到厌倦，不是生气。”

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伴随着虚弱，机械地击打着枕头，我恍恍惚惚地不断重复：“我累了，我没有生气，我告诉你，我很疲惫，我深感厌倦。”

“继续打。”林迪说。

“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累了。你不敢相信我有多疲惫。我对这一切都厌倦无比。”泪珠开始从我的脸颊滚落。

“继续。”林迪鼓励道。

“是这个体制，”我沉吟道，“我不痛恨军队。但我不能再和这个体制对抗下去了。我太累了。我已经疲惫了太久，正因为这么久才让我如此厌倦。”

疲惫感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我。我开始啜泣。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我想停下来，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似的流泪，不想成为马戏团的爱哭鬼。但这疲惫感来得太猛烈。我倾尽全力也无法克制住自己。啜泣声从我的喉咙里窜了出来，起初顿挫沉闷，断断续续。随着疲惫感的加剧，所有失败的争论，所有白白耗费的精力，所有无谓的挣扎历历在目。我任由内心的情绪奔涌，呜咽着，抽泣着。“但我不能放弃，”我脱口而出，“必须得有人待在华盛顿，我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个离开的人？必须有人愿意在这个体制内工作，我很累，但是我不能逃避。”

我的脸被泪水浸湿了，鼻涕也肆无忌惮地流了出来，可我全然不顾。此刻我倒在枕头上，林迪抱着我。其他人也走过来抱住我。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但他们是谁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被爱着，那些唠叨的话，不争气的泪水和鼻涕，所有这一切，都被无声地接纳了。我任由回忆的浪潮将我裹挟。第一波是华盛顿：这个近一米高的，只允许“融入”者进入的大箱子、深夜写下的谈话文件、我所目睹的罪恶的谎言，和我所抗争的冷漠、自私以及被纵容的麻木不仁的混合物。当我敞开回忆的大门，更久远的疲惫的浪潮向我涌来：为了维系婚姻所做的努力、在急诊室里彻夜不眠的晚上、在医学院和实习期间 32 个小时的值班、抱着疝气痛的孩子在房间里焦虑地踱步……一浪接着一浪。

我哭了半个小时，把小组中的一位女士吓坏了。“我从没见人哭成这样过，”她说，“我们的社会对男人太残酷了。”

我微笑着望向她，眼眶依然湿润，但已不再哭泣。此刻，我感到身体如羽毛般轻盈，长期压抑在内心的重荷荡然无存。“您要知道，”我说，“我已经忍了 30 年。”

林迪已经穿过房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说：“我现在要做一件我通常在这类小组中不会做的事。我想告诉你几件事情，斯科蒂。首先，我们非常相似，你和我，我不想告诉你应该怎样做，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我曾在一个市区内的贫民窟里工作三年后不得不离开，因此对你的感受深有体会，我曾认为留在那个贫民窟里是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必须有人留在那里，担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退出了，那就是逃避，就是不负责任。但是我想你能理解，我必须走出去，它正在慢慢地扼杀我。我想让你知道，斯科蒂，我不够坚强，无法再坚持下去。”

我再一次默默地流泪了，并深深地感激林迪给予我的默许。尽管我并不知道在这个默许下我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时间很快给了我答案。

一个月之内，为了建立我的私人诊所，我的妻子莉莉开始和我一起找房子。劳动节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合适的房子，我也递交了辞职报告。我们于 11 月 4 日离开了华盛顿，距离我第一次哭泣的那个晚上仅仅过去了四个多月。

我又一次体会到了真诚关系的力量，以及它所具有的治愈的魔力，除了我所感受到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做自己的自由，这些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很多人认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心理小组中建立起来的真诚关系毕竟是短暂的，因此，他们质疑这种所谓的治愈效果是否能持久。的确，这种效果往往是短暂的。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自从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后，我再也不认为流泪是可耻的。而且，我现在可以真的哭出来，甚至在适当的时候痛哭流涕。在一定程度上，我的父母是正确的。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哭鬼”。

绝大多数群体并不具备治愈的能力，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真诚关系。我在 T 小组的经历只是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风靡这个国家的“敏感小组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基本上已经夭折了。其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人发现他们在敏感小组中的经历非常不愉快。在“敏感”的名义下，更多地鼓励对抗而不是爱，这种对抗甚至往往是凶狠的。在我看来，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在努力建立真诚关系的大方向这一点上毋庸置疑，但这个概念尚未明确，规则也不明晰。因此真诚关系的产生只是偶然现象，即使在很多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无法保证可以实现。正如麦克·贝吉里的第二个小组的失败一样，我了解到其他三个 T 小组也远没有我们成功。我不知道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林迪优秀的、有教育意义的领导才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就只能说纯粹是因为好运了。

从友谊学校，麦克·贝吉里小组，冲绳岛的技术员小组和林迪的 T 小组这些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出，真诚关系是由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每个人在其中都能被接纳和理解，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持久而无私的爱。尤其令人喜悦的是，这种关系可以复制和建立。自从确信一群截然不同的人亦能彼此建立起真诚关系，相互接纳，相互尊重之后，我从未对人类的处境彻底感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