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由于一个群体不仅仅是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它本身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领导者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维持群体的完整性上。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必关注个别成员的问题或个性。事实上过分关注可能会干扰真诚关系的发展。因此常规的原则是，领导者应该把干预限制在对群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的解释上。而所有这些干预的目的并不是告诉群体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是唤醒它对自身行为的认识。

群体干预行为的典型案例是这样的，领导者通常会说：“这个群体的表现就好像所有人都有同一种信仰似的。”或者“所有这些混沌似乎都围绕着试图改变彼此而展开。”或者“在我看来，年轻人和年长者正在分化为不同的派系。”或者“每当有人说起痛苦的事情，群体就会改变话题，好像我们并不想听到别人的倾诉似的。”又或者“我想知道，在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诚共同体之前，大家是否真的不需要摆脱自己对我不够强势的领导力的怨恨？”

这种领导方式的一个显著作用就是引导其他成员也学会从整体上考虑群体事务。一开始，成员们几乎没有任何群体意识，但是当他们成为真诚共同体的时候，大部分的参与者已经学会了将整个群体看作一个整体。事实上，他们也将开始自发地进行有效的群体干预行为。

建立真诚关系应该遵循的另一个规则是，指定的领导者只有在其他成员还不具备足够能力的时候做出一些适当的干预。否则，这个群体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诚共同体——所有人都是领导者的群体。一个完全发达的真诚共同体，即使没有某一个指定的领导者，也能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然而，这就要求指定的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看看其他成员是否能够识别出本身已经清晰可见的问题。这种必要的等待通常会被看作是领导不力，只有在指定的领导者愿意摆脱自己的控制欲时才能实现。对于建立真诚关系的领导者来说，一个令人痛苦的任务是，在得出团队还没有能力自己处理问题的结论之前，必须一刻不停地判断还需要等待多久。

一般规则也会有例外。某些情况下，指定的领导者有必要专注于某个成员的行为。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是为了整个群体，也就是说，当个人的行为明显干扰了团队的发展，而整个群体似乎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时。在此我将以两个案例来说明有必要对个体行为进行强制干预的情况。

由于我的失误，某个讲习班的宣传册没有明确说明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真诚的关系。不过在讲习班刚开始我就向所有成员解释这是我的愿望，成员们对这一愿景似乎也很热心。但其中有一位聪明的中年人，名叫马歇尔，却一直试图让小组讨论抽象的神学。当小组拒绝了他的时候，他抱怨说宣传册并没有说小组的目的是要建立真诚关系，而他来此的目的是想更多地了解我独特的神学理论。马歇尔坚持要进行理论研讨，我说：“马歇尔，你说得很对，我在宣传手册里没有说清楚，这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表述得更明确一些。我明白你的感受，请接受我的道歉，我对误导了你深感歉意。”

在紧接着的休息时间，马歇尔来向我打招呼：“这个周末令我很难过，我感到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如果我知道这将是个建立真诚关系的活动，我就不会来了。”

“马歇尔，我不知道除了再次向你道歉还能做些什么，”我说，“我不打算把它变成一场神学讨论，因为这不是整个群体的愿望。我希望你能够做出调整，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确实犯了错误，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让你失望了。”

当小组再次召集时，马歇尔闷闷不乐地沉默了一个小时。群体忽略了他。他正在成为这个群体的弃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对事情发展的态势有些担忧，可我依然在等待。就在午餐之前，马歇尔又重新开始进行了几次深奥的神学方面的陈述。小组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但午饭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午餐后，我们将继续进行后面的内容。我觉得马歇尔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如果我在全体成员面前指责他，对他来说将会是极大的羞辱。然而，如果不这么做，马歇尔和小组成员的愤恨似乎也会严重破坏真诚关系的建立。解散之后，我问马歇尔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

我没有浪费任何时间说客套话。“我们遇到了真正的麻烦，马歇尔，”一落座我便对他说，“我今天早上因为宣传册的事已经当着小组成员的面向你道歉，但早上休息期间，你再次因为这件事指责了我，显然你没有接受我的道歉，所以我第二次向你道歉，但是你仍然在试图把这个小组向神学讨论的方向上引导，很明显你还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原谅我，我还需要道多少次歉，马歇尔？虽然这本小册子完全没有提到这是一次建立真诚关系的体验，但是它明确表示了你将从中体验到爱、纪律和牺牲。我相信你也同意，宽恕在神学中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周末有一次宽恕我的经历，或者是一次拒绝宽恕的经历，选择哪一个完全取决于你。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空灵的话题，这与牺牲有着密切的关系。你能够原谅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摆脱你的预期，牺牲掉你的先入之见和欲望。我需要再次重申，神学与牺牲精神紧密相连，同时，是否做出牺牲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体验式的学习是艰难的。事实上对于你来说，这个讲习班中的经历将取决于你对神学的真实信仰。”

这次交谈奏效了。马歇尔开始转变，他没有再试图进行更多的理论探讨。下午休息期间，其中一位对马歇尔的书呆子气颇有怨言的男性成员正在与其他几个男人相互拥抱。马歇尔问他：“你不打算拥抱一下我吗？”那个人果然拥抱了他，不少人因此热泪盈眶。在接下来的最后一个阶段，马歇尔坦诚这是他第一次与另一个男人拥抱，大家再一次被感动了。那一天，马歇尔在神学方面受益匪浅。

另一次，在一个治疗小组正处于常规的混沌阶段的时候，我意识到其中的一位成员是个潜在的问题，这个人叫阿尔奇，他以充沛的激情和雄辩的口才进行了三次演讲。问题是，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知道其他小组成员也无法理解他，但是出于好意没有告诉他这一真相。在下午结束的时候，我要求仍然在混沌的泥淖中挣扎的成员们晚上回去反思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整晚都在想着阿尔奇的问题，他的表意不清太容易误导大家了。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建立真诚关系，阿尔奇很可能会摧毁它，除非我进行某种干预。我希望这不会发生，尽管我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我也不确定应该怎么做，以及干预之后会发生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们重聚之后，阿尔奇又开始了他颇有诗意并且慷慨激昂的演讲。一位女士说：“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阿尔奇。我丈夫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愤怒。”

“但这不是阿尔奇想表达的意思，”另一位成员抗议，“他是在说他有多悲伤。”

接着，阿尔奇又发表了一篇诗意的演讲。有人评论说：“也许阿尔奇既悲伤又愤怒。”

“我听到的是愤怒。”另一个说。

“不，分明是悲伤。”第五个人大声说道。

“我感觉都不是。”第六个人斥责道。

小组再一次陷入了混沌。

我觉得必须进行干预了，尽管不知道干预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但我还是说出了下面这些话：“大家陷入了困惑之中，这是有原因的，阿尔奇，我对你的看法十分复杂，一方面，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具有一个诗人的灵魂，我对你的激情有共鸣，我认为你是一个善良而有深度的人，但是你缺乏语言组织能力。因为某些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学过把你的激情，你来自灵魂的诗歌翻译成别人能够理解的词汇。因此，当人们敞开自我尝试着去理解你说的话时，他们会感到困惑，就像现在整个小组都陷入了困惑一样。我认为你可以学会在交谈上更加自律，更好地组织语言，我真心希望你能做到，因为我相信你有非常卓越的见解可以表达。但是习得这种能力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我认为在这一天仅剩的时间内，你很难掌握它。”

接下来，是一段令人恐惧的沉寂。我，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阿尔奇的回应。

“谢谢你，”他回答，“很少有人了解我身上存在的问题，斯科蒂，你是其中之一。”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阿尔奇什么也没说。但是在他沉默的过程中，整个团体都能感受到他的爱，我也能感受到他正沐浴在其他成员对他的爱中。

我不知道阿尔奇最终是否成功地将他的灵魂之诗转化为别人可以理解的文字，但这个故事有个后续。一年半后，我在同一个赞助商的支持下，在同一个城市举办了一个类似的活动，阿尔奇打电话给赞助商。“我想再次参加，”他告诉她，“但我没有钱。你能不能告诉斯科蒂，如果他需要一名保镖，我随叫随到。”

这些干预是成功的，无论是对团体，还是对个人来说。而其主要原因是马歇尔和阿尔奇自身所具备的，放弃固有行为模式的变革能力。但如果他们拒绝做出这些牺牲将会发生什么？根据我的经验，群体几乎可以处理各种类型的个人精神疾病，有时候“病情最严重的”成员反倒是对建立真诚关系贡献最大的人。然而，有一种人，不仅不愿意服从于群体的需要，而且似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试图摧毁这种真诚的关系。这就是我曾斗胆将其称为“邪恶”的那一类人。

这样的人通常不愿意参加建立真诚关系的活动，所以，在我举办的一百多场活动中，共计有五千多人参与，我只遇到过两个这样的人。其中一个人成功地摧毁了团体，另一个人则被团体驱逐了出去，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因为根据定义，真诚关系是极具包容性的。然而，如果团体本身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就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

处理破坏分子的任务不应该仅仅由指定的领导者来执行。邪恶的人具有超强的破坏力，即使个人能力很强的人都很难与之抗衡。早期我曾见过一个恶人成功地破坏了团体。作为指定的领导者，我曾认为我有责任为了拯救这个团体而单独与她作战，问题在于她很聪明地联合了足够多的盟友一齐反对我，成功地分化了群体，并保持了这种状态。

因此，破坏分子的问题应由整个群体共同解决。这也是发生在另一个讲习班中的情况，恶人最终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被迫离开。这一次我坚持他的问题是整个群体的问题，必须由大家共同解决，尽管成员们都对将他驱逐而深感内疚，但这一决定最终促成了这个群体建立起真诚的关系。

在对破坏分子进行驱逐的时候应该考虑给予对方改过自新的机会。上文提到的小组要求该名男子离开半天，但之后可以选择回来再试试，尽管他最终并没有回来。我曾经担任一个实验性团体的顾问，因为有个邪恶的女人加入其中，造成了许多问题。成员们在忍无可忍之下向她下达了最后通牒，由于她破坏性太强，将不能继续住在那栋房子里。不过，他们也告诉她，社交活动仍然欢迎她参与，并且如果她能真正改变自己，他们仍欢迎她重新回来住。她同样没有选择回归群体。虽然两个成员都没有选择回到群体之中，但至少没有被完全放逐。无论如何，这种半放逐的性质适当地减轻了团体内其他成员的负罪感。

尽管驱逐恶人是必须的，不必有负罪感，但任何真诚共同体仍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内疚，哪怕并不是彻底驱逐。毕竟驱逐违背了真诚共同体的首要原则：包容性。更糟糕的是，当被驱逐之后，这个恶人很可能会去破坏另一个团体，从而使其同样陷入困境。

驱逐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无论维系自身存在有多么重要，真正的真诚共同体总是会意识到，一旦将任何人排除在外，它从某个很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就已经失败了。如果没有这种失败感和与之相伴的愧疚感，团体也就不能建立起真诚的关系，它将会退化为以一种排他性的形式存在。如果它不再因为将某个成员排除在外而感到痛苦，它将会越来越容易往寻找替罪羊的方向发展。它本身也将无法免于邪恶。

真诚的关系，意味着在恶人的问题上不断地感受到痛苦和压力。

另一方面，尽管恶人的问题十分令人烦恼，但从统计学上看是十分罕见的。根据我的经验，大约 5000 人中只有两人不能成功地融入真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