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网络基本上是属于美国的，但要完全了解这件事，我必须先脱离美国本土。全球信息网（World Wide Web）是一九八九年在瑞士日内瓦CERN实验室发明出来的，但网络取用方式却由美国主导，正如棒球是美国国球一样，我们拥有极大主场优势。大多数的网络基础建设都由美国掌控，包括电缆、卫星、服务器与基地台等。全球逾九成网络流量依赖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研发、拥有或操作的技术，而这些企业多数码于美国境内。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向来担忧美国在此领域拥有过大优势，因此想方设法打造替代机制，像是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国家支持的审查版搜索发动机、提供选择性GPS的国家发射卫星等。但美国仍然独霸全球，掌握所有人能否网络连线的总开关。

除了网络基建之外，美国主宰的领域还包括电脑软件（微软、谷歌与甲骨文）与硬件（惠普、苹果与戴尔）。事实上，从晶片（英特尔与高通）、路由器、调制解调器（思科与瞻博网络），一直到提供电邮、社群功能与云端储存的平台与服务（如谷歌、脸书与亚马逊，其中亚马逊在网络架构占有最重要地位，提供云端服务给美国政府与近半网络使用者，但一般人都忽略这个事实），美国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虽然其中有些公司可能在中国生产自家产品，但他们本身属于美国企业，因此得遵守美国法律。问题在于，这些企业同样受制于漤权的机密政策规定，换句话说，不分男女老幼，他们的客户接电话或打电脑时都会遭到美国政府监视。

有鉴于美国掌握全球多数通讯基础建设，因此美国政府参与这类大规模监控的概率应该不低。照理来说，我应该猜得出来，但我却没有，主因在于政府不断坚称绝没干过这类事情，而官员在法庭上与媒体前坚决否认的态度，让少数指控政府说谎的人被视为疯狂的阴谋论者。在众人眼中，这些怀疑国安局从事秘密计划的想法，如同外星人在人类牙齿植入信号接收器一样荒谬。我们所有人都太容易被骗了。但最让我个人觉得受伤的是，上次被骗时，我竟然支持入侵伊拉克并加入军队。当我进入美国情报体系工作时，我自觉不会再被骗了，因为我能接触到不少机密信息。毕竟政府怎可能对于帮他们保密的人隐瞒真相呢？但一直到了二○○九年我搬到日本为国安局工作时，我才发现我先前的想法过于天真。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除了国安局是全球最先进的情报机构外，更因为工作地点在日本。我和琳赛都非常喜欢日本，它像是来自于未来的国家。虽然我的工作是约聘承包商性质，但这份工作的责任与地点非常吸引我。讽刺的是，我进到民营企业才了解到政府背地里干了什么事。

一开始，我是IT服务商佩罗系统公司（Perot Systems）的员工。这间公司的创办人是德州商人佩罗（Henry Ross Perot），矮小、活跃的他曾创立美国改革党（Reform Party），并两度参选总统。但就在我抵达日本后不久，裴洛便遭到戴尔收购，因此我就变成戴尔员工。和中情局相同的是，所谓的承包商只是表面形式，我只有在国安局机构工作过。

基本上，我都在国安局的太平洋技术中心（PTC）工作，此中心位于诺大的横田空军基地里头、占据约半栋建筑。横田基地是驻日美军总部，四周围绕着高墙、铁门与岗哨，戒备相当森严。此地距离我与女友在福生市（Fussa）租的公寓并不远，脚踏车骑一小段路便能抵达，福生市就位于东京都的西边。

PTC负责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安局基建，并提供必要支持给该单位在邻近国家的分支据点。PTC主要任务是与各国维持好情报关系，让国安局能监控环太平洋地区，交换条件是分享情资给这些区域国家，反正只要民众没发现就没差。整个任务的核心在于拦截通讯。PTC会从拦截讯号收集片段，之后传到夏威夷，然后再传到美国本地。

我的工作官方职称是系统分析师，负责维持当地国安局系统正常运作。但我初期工作性质比较像是系统管理员，协助链接国安局与中情局两者系统架构。因为我是局里唯一了解中情局系统架构的人，我偶尔也会被派去美国大使馆（如同我先前去过的日内瓦大使馆）支持，我的工作是设法让这些局处共享情报信息，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身为整个房间内唯一懂得这套系统的人，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不仅知道系统内部如何运作的原理，更了解多套系统间该如何配合才能一起运作（或无法运作）。后来，PTC主管发现我拥有破解系统的技能足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给予我更多自由空间提出自己的计划。

进入国安局后，有两件事令我惊讶。第一是他们的技术远比中情局高明，其次是他们资安做得不够、警觉心不足，包括信息技术分隔、资料加密等都有待改进。在日内瓦为中情局工作时，我们必须每晚从电脑取出硬盘并锁在保险箱内，且硬盘资料都经过加密处理。但国安局没有这些规定，他们不来加密这一套。

仔细想想，这确实挺可怕的。国安局在收集网络情资方面遥遥领先其他机构，但在资安防护领域却远远落后，连最基础的灾难复原或资料备份都做不好。国安局分支据点各自收集情资并储存于自己的服务器上头，而带宽限制（资料传输量受限）经常导致资料副本无法回传至总部服务器。这代表的是，若任何资料在特定分支据点遭到毁损，那国安局辛苦收集的情资就会消失不见。

我在PTC的主管深知档案未备份的风险，因此希望我提出解决方案并向总部高层推销这套计划。我后来设计出一套备份与储存系统，功能就像是地下版的国安局。这套系统能全面、自动且持续地更新该局重要档案，即使米德堡总部遇袭全毁，这套系统也能重新打开、运转，里头档案完好如初。

想要创造一套全球灾难恢复系统，或是任何种类的复原系统（涉及到无数电脑），最困难的是如何解决资料重复的难题。简单来说，一千万台电脑里全存着同一份档案的副本，你必须确认这份档案不会被备份一千次，因为这会动用到一千倍的带宽与储存空间。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安局分支据点难以将档案备份每日传回总部，因为带宽都被这一千个档案占用掉，其中九百九十九个是多余的。

想避免此问题发生，最好方法是删除重复数据，也就是创造一套系统去评估档案的独特性。这套系统能持续扫描国安局分支据点储存的档案，查验资料里的每一个区块（block），以确认此档案是否独一无二。只有国安局总部缺少这个档案副本时，档案才会被自动排程传输，如此便能大大减低传输总量。

删除重复数据加上储存技术优化，使得国安局能储存情资的时间不断增加。在我任职期间，国安局设定储存时间的目标，从收集情资后的数天、数周、数月，一直拉长至五年甚至更久。在这本书出版时，该局能储存情资的时间或许已达数十年。国安局的逻辑是，收集来的情资一定得储存起来，日后才能方便运用。但没人能预测这些情资何时能派上用场。这样的观念助长国安局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将收集、制造的情资永远储存下来，创造出一个完美的记忆库、一份永久的纪录档案。

当你想为一个专案计划设定代号时，国安局有一套完整准则供你遵循。它有点像《易经》随机的概念，电脑替你从表格两个字段随机选取两个字组合起来，这便成了你的专案代号，它没有什么含义，像是狐狸酸（FOXACID）与自大长颈鹿（EGOTISTICALGIRAFFE）等。代号的作用在于隐藏计划目的。比方说，狐狸酸是国安局服务器储存类似网站恶意软件版本的计划，而自大的长颈鹿则负责找出支持匿名通讯软件Tor的浏览器漏洞（因为Tor本身毫无破绽）。但国安局探员自视甚高、深信该局防备无懈可击，他们通常都不按规矩行事。简言之，他们会作弊，直到电脑选出他们要的代号组合，像是交通贼（TRAFFICTHIEF）这类很酷的名称。

我向你发誓，当我为备份计划设定代号时，我没有作弊。我发誓，真的是电脑帮我选出大避难所（EPICSHELTER）的。

之后，当国安局开始采用这套系统时，我就把代号改为储存现代化计划或储存现代化专案这类名称。在大避难所推出后两年，国安局推出另一个类似版本，代号也不一样。

二○一三年，我向媒体披露的文件里便纪录国安局犯下的种种漤权行为，这些行为透过各种技术来达成。即便是每日从事实务工作的员工，也无法得知漤权全貌，包括系统管理员在内。想发现国安局渎职行径，你必须主动寻找。而主动寻找的前提是：你知道这些行为存在。

因为一场平凡的研讨会，让我开始察觉事情不太对劲。我开始怀疑国安局到底做了多少违法乱纪的事。

在我从事大避难所计划期间，PTC主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的研讨会。这场会议由国防情报局（DIA）联合反情报训练学院（JCITA）所资助，DIA是国防部辖下负责收集外国军事情报的单位。所有情报机构（国安局、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与军方）都会派人参加，这些专家报告重点是中国情报组织如何锁定美国情报体系，而美国又是如何做出反制。虽然我对于中国这个主题有些兴趣，但这不是我平常会接触到的工作，所以我也没特别在意这场研讨会。直到有一天，唯一的科技专家在最后一刻无法出席（不确定原因，可能是得到流感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课程负责人询问PTC是否有人可以帮忙，毕竟当时已无法改期。PTC其中一位主管提到我的名字，并询问我是否愿意试试看。我立刻答应，除了我喜欢我的主管、想帮他的忙外，我也想趁机转换心情，不要老做重复的工作。

我的主管非常开心。但他后来告知我一个坏消息：会议就在明天。

于是我打电话给女友，告知她今天无法回家。我必须熬夜准备演讲，明天的主题是如何结合反情报（老生常谈）与网络情资（新兴领域）以阻扰、打击对手利用网络收集情资的企图。我开始疯狂从国安局资料库收集信息（也没漏掉中情局，我仍有密码），试着找出一切关于中国网络作为的机密报告并详细阅读，特别针对入侵集（Intrusion Set）的部分。入侵集指的是一组数据，可从中看出特定攻击类别、使用工具与锁定目标。情报分析师利用这些入侵集提供的线索，能判断发动攻击的是哪个中国军事情报单位或骇客组织。这就好比是，侦探总能从作案手法与特征找出真凶。

不过，我研究如此大量、分散的资料，不只是为了做出中国如何骇入美国情报系统的报告。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提供一份简要大纲，内容是美国情报体系如何评估中国以电子方式追踪我国官员与资产流向的能力。

所有人都知道（或自以为知道），中国政府管制网络无所不用其极。而有些人知道（或自以为知道），美国监控能力无比巨大，这是我二○一三年交给记者的文件披露的内容。但请注意，我们可以用科幻小说反乌托邦的口吻说，政府理论上是可以监听、监看全民的。但政府想实施这样的制度却是另一回事。科幻作家笔下的监控世界，在现实中需要动用数千名技术人员与数百万美元设备才能办到。当我读到中国实施监控的技术细节时，文件钜细靡遗地描述到：政府动用无数设备与机制监控超过十亿人民，每日收集、储存与分析他们数十亿通电话与网络通讯，这实在令我大开眼界。我对于这个监控系统的能力与企图印象深刻，差点忘记这代表的是极权控制的可怕。

毕竟，中国是个反对民主、一党独大的国家。比起美国多数民众，国安局探员更相信中国是独裁政体。中国人民的自由并非我的职责，我也无能为力。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为好人工作，而这代表我也是好人。

但我读到的部分资料令我感到不安。我想起科技进展的基本道理：若可以做到某事，那代表未来可以做到，而之前也可能早就做了。美国能够掌握如此多中国乱搞的证据，代表美国可能也在做同样的事。我有种奇怪的直觉，当我读着关于中国的机密资料时，我看到的是美国的倒影。换句话说，中国光明正大对人民做的监控行径，美国可能背地里也对其他国家这么做。

虽然说出这件事你可能会恨我，但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压抑内心不安，甚至卖力忽视此事。我告诉自己，中国与美国的差别是很大的，中国防火长城针对国民进行审查与压制，隔绝人民接触到海外信息，而美国监控系统完全是防御取向，一般民众根本察觉不到。就我当时对于美国监控状况的了解，全世界的人都能透过美国网络基础建设上网，随意取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中间未经过滤、没有限制（就算有的话，也是被他们自己国家与美国企业所隔绝，但这并非美国政府管辖范围）。只有那些有意参与圣战士攻击与购买恶意软件的人，才会遭到追踪与监控。

用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便能欣然接受美国实施监控。事实上，美国本来就该如此做。我完全支持防御性、针对特定目标的监控行为，这就像是设立一道有条件的隔绝防火墙。这样的想法让我的罪恶感一扫而空。

但我后来辗转失眠，纠缠在心中的问题萦绕不去。在上台简报过了好一阵子后，我忍不住开始追查更多资料。

二○○九年刚加入国安局时，我对于该局实务情况的认识，可能只比一般人多一些。我从报章杂志得知，小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故后授权国安局展开无数监控，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总统监控计划（President’s Surveillance Program，PSP）。据《纽约时报》二○○五年报导指出，国安局在未获得搜查令情况下执行监听，爆料的是少数具备道德勇气的国安局与司法部职员。

精确来说，PSP的法源依据是行政命令，也就是美国总统下达的指示，要求政府必须顾及法律的公平性，即使这些命令是秘密地被写在餐巾纸上也一样。PSP让国安局得以收集美国与境外的电话、网络通讯情资。最引人注意的是，PSP允许国安局不必取得外国情报监控法院（FISC）搜查令便能实施监控。FISC是成立于一九七八年的秘密联邦法院，负责审查情报单位提出的监控要求，借此防范反越南战争与民权运动期间非法监听情事再度上演。

《纽约时报》披露此消息后引起广大回响，加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公开法庭质疑PSP违反宪法，小布什政府于是宣称该计划将于二○○七年终止。但后来证明这只是一场闹剧。在小布什任期结束前两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PSP合法化，同时规定不得回溯起诉参与此案的电信公司与网络服务商。这些法案（包括二○○七年保护美国法案与二○○八年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故意使用误导性字眼，让人民相信他们的通讯记录未受监控，但实情却是政府扩大PSP权限。国安局如今不仅能收集来自海外的通讯内容，也能在未取得搜查令情况下，监控美国境内任何对外的电话与网络通讯。

至少，这是我阅读政府对于此事的简报后拼凑的全貌，这份报告于二○○九年七月解密并对外公布，而这也是我研究中国网络能力的主要依据。这份报告有个普通的标题，名为总统监控计划解密报告，由五大机构（国防部、司法部、中情局、国安局与国家情报总监）的总监察长办公室（OIG）汇编并提供给福斯，以取代对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国安局漤权的全面调查。当欧巴马上任时，他拒绝要求国会针对此事展开调查，对我而言，这是新总统（琳赛非常支持他）不愿追究到底的前兆。我与琳赛对于欧巴马寄予厚望，但随着他主导的政府重新更名并授权PSP相关计划，令我们对他的期待落空。

虽然这份解密报告没有提供太多新信息，但我从中发现几个有趣的地方。首先，整份报告呈现出大家有什么好抗议的论调，其中有几处逻辑、语言不合理之处。报告列出支持各式监听计划（未列出名称、也欠缺细节）的法律论点，但授权这些计划的单位主管都不同意接受OIG调查。从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到司法部律师阿丁顿（David Addington）与柳约翰（John Yoo）等，几乎所有关键人士都不愿配合，而OIG也无法强迫他们，毕竟这不是正式听证调查。这群官员无故回避调查，令我不得不怀疑他们默认疏失。

另一个奇怪之处在于，报告不断提及其他情资活动但描述含煳不清。此活动引用小布什总统战时行政权力做为法源依据（战争不见落幕迹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合理法律理由或法律基础。报告对于活动实质内容未多加描述，最终却导向国内实施无证监控的结论，因为这是唯一不受PSP相关法律框架规范的情报行动。

当我继续读下去，我发现报告披露内容不足以合理化这些行为，更别提当时司法副部长科米（James Comey）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Robert Mueller）因PSP部分计划可能获得重新授权而扬言辞职。我从报告中也无法发现任何事物，足以解释为何许多资深国安局探员与司法部职员甘冒极大风险向媒体爆料的原因，这些人显然认为PSP计划违法漤权。如果这些先进愿意赌上自己的工作、家庭与生命，那这背后必定存在比非法监听更严重的状况。

我的疑心病大起，开始寻找这份报告的加密版本，但怎样都找不到，这令我十分疑惑，因为加密版本绝对是存在的。若加密版本仅是记录过去罪行，那应该很容易取得。但事实却相反，我怀疑自己找错地方，在扩大搜索范围仍徒劳无功后，我决定将这个议题抛诸脑后，毕竟我的生活忙碌、工作缠身。若你的工作职责是提供救命建议，确保第一线情报人员与设备不被中国军方发现或杀害，那你不太可能在意上周在网络搜寻过什么内容。

过了一阵子，就在我完全遗忘这件事后，这份加密报告自动跑来我的电脑里。这证明一句古老格言：寻找遗失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找它。当这份机密报告出现时，我终于了解为何之前遍寻不着，因为它的加密等级极高，一般人员看不到，部分主管也无权阅览。这份报告被归在极为少见的严格控管信息（ECI）类别，目的在于确保机密权限较高的人也无法找到。因为职位的缘故，我对于国安局多数ECI相当熟悉，但没听过这一个。这份报告的完整分类名称是：最高机密//STLW//HCS/COMINT//ORCON/NOFORN，这些名称我也不清楚含义，但大意是：全球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阅览。

而我绝对不是这群少数人之一。报告出现在我电脑里完全是意外：国安局总监察长办公室的某人在系统里留下一份原稿副本，而拥有系统管理员身分的我有权读取。我并不认得报告上头的STLW警示，后来才知道这在系统里代表脏话，用以标示此档案不准储存于保密等级低的硬盘之意。系统会不断检查这些不合格硬盘是否出现脏话，一旦发现时便发出警示，而我必须尽快移除档案。但在移除前，我必须确认这些档案未遭到错误标记。我通常大略看一下就放行，但这次我打开档案、阅读标题后就欲罢不能，无法停下来。

这份报告里交代了解密版遗漏的一切。新闻报导未涵盖的部分、政府法庭审理时否认的内容，在这里通通读得到。报告完整地记载国安局最机密的监控计划，证实该单位下达指示与司法部制定政策已违反美国宪法与法律。在读完报告后，我便能理解为何有人会将此事爆料给媒体，且没有任何法官能强迫政府在公开法庭提供此报告。此报告机密等级极高，除了系统管理员外，任何试图取得此文件的人立刻会被抓到。此报告纪录的监控活动属于严重犯罪，没有任何政府能容许报告未经删减而公开。

我立刻想到一件事：我先前读过的解密版，明显不是加密报告的删减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份报告，这违反了一般作业准则。两相对照之下，解密版根本是精心编造的谎言。即使我过去几个月来都在从事删除重复数据的工作，但这两份报告差距之大仍让我啧啧称奇。一般来说，当你看到同份报告不同版本时，两版本差异非常细微，顶多就是修改标点符号或字词用法。但这两份报告唯一共同处就只有标题而已。

其中，解密版本仅提到，政府下令国安局在九一一后加强情资收集，加密版则完整揭露该计划的内容、规模与强化程度。国安局过去报告指称仅针对特定目标进行监控，如今却修改为大量收集通讯情资，这是该单位用来形容大规模监控的美化说法。解密版对于这种转变含煳处理，同时以反恐为名扩大监控，而加密版清楚揭露其中差异，同时认定这是科技进步后的必然结果。

在加密版提及总监察长办公室的片段时，出现一种收集落差的说法。意思是：现存的监控法条（尤其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制订于一九七八年，早已跟不上时代，当时通讯大多透过电波或电话线，而非现在盛行的光纤电缆与卫星。换句话说，国安局的意思是，现代通讯的信息数量与速度突飞勐进，远非美国法律所能企及（没有任何法庭发出搜查令的速度比得上科技，即使是秘密法庭也一样），而现实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情报机构。依照这个逻辑推演，国安局大规模监控网络通讯有其必要。这个大规模监控计划的代号是STLW这个脏话，它是恒星风（STELLARWIND）的缩写。此情报计划是PSP底下最核心的部分，在其他项目曝光后仍继续秘密进行，后来甚至茁壮成长。

恒星风是这份机密报告最黑暗的秘密。事实上，它也是国安局最大秘密，而这正是报告被赋予极高机密等级的原因。此计划的存在，显示国安局任务已经改变，从过去运用科技保护美国变成运用科技控制美国，方法是将民众私人网络通讯重新定义为讯号情报。

事实上，偏差定义在整份报告随处可见，但最离谱的地方莫过于政府更改词汇意涵。自从PSP于二○○一年推动后，恒星风便开始收集通讯记录，但司法部二○○四年抗拒配合，当时小布什政府便更改取得（acquire）与获得（obtain）的词汇定义，试图让此计划过去行径就地合法。据报告显示，政府立场是国安局能够收集他们想要的任何通讯纪录而不必事先取得搜查令，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只有在国安局从资料库搜寻并取得记录时，才算是真正的取得或获得。

政府大玩文字游戏，令我十分火大。因为我非常清楚，国安局希望尽可能收集更多资料并将资料留存时间拉长，最好是保存永久。若这些通讯纪录仅有使用时才算是取得，而永久留存在资料库算是未取得，那这些记录未来便有被操控的空间。美国政府重新诠释取得与获得的定义，从原本描述情资进入资料库的过程，扭曲成某人（或某个演算法）未来某时刻查询并取得资料的行为，如此一来大幅扩充执法机关的权力。政府可以随时查询某人过去通讯记录，寻找构陷他入罪的理由（所有人的通讯必定含有某些事的证据）。而任何新政府（未来国安局的混帐老板）永远可以轻松按几下键盘，就能立刻追踪所有人的电话或电脑，知道他们的身分、位置、现在在做什么、旁边有谁，以及他们过去的一切记录。

对我而言，比起政府偏爱使用的词汇大量收集，大规模监控的意义更精确，也让一般福斯比较不容易误解国安局实际任务。大量收集听起来像是忙碌邮局或卫生部门从事的工作，无法凸显政府长期试图取用并暗中拥有所有数码通讯记录的努力。

但即使大家对于术语的认知一致，仍可能发生许多误解状况。今日多数人倾向认为全民监控针对的是内容，也就是他们打电话、发电邮使用的实际词汇。当民众发现政府锁定的不是内容时，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遭到监控。从某个程度来说，民众放下心头大石有几分道理，毕竟所有人都认定内容才是通讯重点、足以显露个人特色，比方说，与指纹同样独特的声音，或是自拍时摆出的专属表情等。但实情是，通讯内容透露的信息不如其他元素，像是未清楚写明或说出的内容，因为有心人士可据此推断事件脉络与行为模式。

国安局将这类信息称为后设资料（metadata）。这个词汇的字首meta通常指的是以上或超越，在此则是有关之意。而meta-data就是关于数据（data）的资料。更精确来说，它其实是数据制造出的数据（透过标签、标记让数据变得有用）。但最直觉理解的方式，是将它想成活动数据：你在装置上从事活动与手机自行运作的记录。举例来说，手机后设数据可能包括：来电日期与时间、通话长短、来电与本机号码以及通话位置。而电邮后设数据可能包括：发信者使用的电脑类型、位置与时间，电脑拥有者、寄件人与收信人是谁，何时何地收发信，以及其他能读取此信的人时地等。透过后设数据的帮助，监视者能得知你昨晚入睡与今早起床的时间、每天逛了哪些地方、在哪里待了多久，以及你接触过的对象有谁、谁又与你联系过。

政府声称后设数据并未直接触及通讯实质内涵，但上一段事实驳斥了这种说法。全球数码通讯数量庞大，想监听所有电话、监看所有电邮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办到，这些信息也没太大用处，而后设数据有办法避开这样的麻烦。我们最好不要认为后设数据只有好的用途，而该认定它是内容的精华部分，毕竟政府监控你的首要目标便是取得后设数据。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你通常清楚知道自己制造出什么样的内容，像是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或是在电邮里写了什么。但你对于自己制造出的后设数据几乎没有任何掌控权，因为它是自动产生的。后设数据是由机器收集、储存、分析与制造出来的，不需经过你的参与以及核准。你的装置无时无刻都在为你沟通，不论你喜欢与否。人类依照自我意志进行沟通，但你的装置不一样，它们不会隐藏私人信息，也不会为了保密使用密码。它们只知道将手机讯号连上最近的基地台。

我们的法律通常落后科技至少一个世代，但如今对于通讯内容的保障却高于后设数据，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事实上，情报单位对于取得后设数据有着更高兴趣，因为这些活动记录能让他们见树又见林，一方面赋予他们分析大量数据的能力、得以拼凑出事物全貌，另一方面又给予他们窥探个人私生活的机会、得以推断这些人的行为模式。简言之，监视者透过后设数据能得知你的所有一切，除了你的大脑在想什么之外。

在读完这份机密报告后，我陷入恍惚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我非常伤心、意志消沉，试图否认内心浮现的念头与感受，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工作结束。

我突然觉得离家好远，但一举一动却都遭到监控。我觉得自己更像大人了，但同时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曾被视为小孩感到愤怒，因为小孩总是被迫在父母无时无刻监督下度过余生。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编造心情低沉的理由欺骗琳赛。我也像个白痴，自以为拥有高超技术协助打造这个监控系统，却完全不知道它的真正用途。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身为情报单位一员却直到现在才发现，我自始自终保护的都不是国家而是政府。我觉得自己彻底被利用了。置身日本更加深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

容我解释一下。

我在社区大学学到的日文，以及我个人对于日本漫画与动画的兴趣，让我能用简单日文进行日常会话，但阅读就比较棘手了。日文的词语可以用一个或数个汉字来表示，而汉字有成千上万个，根本无法一一记得。唯有当汉字附上注音假名时，我才有办法念得出来，而这是针对外国人与孩童的设计，因此街道信号灯通常不会特别标出。这却让我在日本街头变成文盲、时常搞错左右方向，也可能走错路、点错菜。我是异乡客，从我说的语言、经常迷路便看得出来。当我陪着琳赛外出乡间拍照时，我常会突然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身处于村庄或森林之中，但对于周遭环境却完全不熟悉。

但一切事物却对我暸若指掌。我现在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国政府眼里完全是透明的。我用来指引方向的手机，除了在我走错路时更正路线、协助翻译交通信号灯、查询巴士与火车时刻外，它也尽责地向我的老板报告我的一切活动。即使我没用到手机、将它放在口袋里，它仍会告诉我的老板我何时身处何地。

我强迫自己把这一切当成笑话看待。记得有次，我和琳赛健行时迷路，不知事情原委的琳赛突发奇想说道，你何不发简讯给国安局，叫他们来救我们？她模仿我的口气说道，哈啰，你能帮忙找路吗？我努力地挤出笑容，但怎样都笑不出来。

我后来曾住过夏威夷，就在珍珠港附近，那是美国遭到日军偷袭而卷入可能是最后一场正义之战的地点。而我现在身处日本，居住的地点较接近广岛与长崎，美军在此投下原子弹结束战争。我与琳赛非常想去参观广岛与长崎，但每次行程都因故取消。在我第一次放假时，我们计划到本州与广岛一游，但我突然接到公司电话，要我前往不同方向、位于北部、而且寒冷的三泽基地（Misawa Air Base）工作。第二次出游计划则因琳赛与我双双感冒而取消。最后一次则是在计划前往长崎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被人生第一场地震惊醒，记得当时我们从床埝跳起来，连忙冲下七阶楼梯，整晚与邻居在街头过夜，身上穿着睡衣不停发抖。

很遗憾的是，我们从没去过广岛与长崎。它们是神圣的地方，两地纪念馆缅怀二十万原爆丧生者与无数遭到辐射毒害的人，同时提醒了我们科技有多残酷。

我经常想起原子电距（atomic moment）这个词，它在物理学指的是：原子核与围绕在周围的质子、中子紧密结合形成原子的时刻。但一般人的理解是，这个词代表核子时代的来临，其中同位素促进各领域的进步，包括能源生产、农业、饮用水、致命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当然也包括原子弹的发明。

科技全然不受限制，不像医生必须遵守希波克拉布底誓词。自工业革命以来，学术界、业界、军方与政府的科技人才做出许多决定，这些决定立基于我们能够做什么，而非我们应该做什么。推动科技进步的人，不太会限制它的应用与使用。

我并不是故意比较，核子武器与网络监控对于人类带来的伤害。而是这两者在扩散与裁减方面确有相同之处。

就我所知，过去曾实施大规模监控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敌人苏联，另一个则是美国盟友德国，这两国在二战期间是死对头。据资料显示，纳粹德国与苏联皆采取表面看似无害的人口普查形式实施监控。苏联人口普查局一九二六年执行首次普查，除了简单统计人口外，该局别有企图地调查国人对于自己国籍的认定。结果发现，普罗福斯多数声称拥有中亚血统，像是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斯坦族、土库曼族、佐治亚与亚美尼亚族等，而权贵阶级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后者俨然变成少数族群。这个发现让苏联领袖斯大林决定根除这些文化，对这群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教育。

纳粹德国于一九三三年推动类似普查计划，只不过这次多了电脑科技的帮助。当时政府试图统计德意志国人口，目的在于方便统治与肃清异己，迫害对象以犹太人与罗姆人为主，之后甚至将屠杀范围扩大至国外。德意志国当时与IBM德国子公司迪霍玛（Dehomag）合作普查，该公司拥有打孔机专利，此机器能计算卡片孔洞数量，就像是模拟计算机。每张卡片代表一位国民，卡片上的孔洞就是身分标记。第二十二栏是宗教分类，第一个洞是新教、第二个是天主教、第三个是犹太教。一九三三年时，纳粹官方仍认定犹太并非种族而是宗教信仰。这样的观点几年后遭到屏弃，但当时他们确实使用这样的普查信息进行分类，并将欧洲犹太人送去集中营处死。

现在随便一台智慧型手机的运算能力，比起德意志国与苏联所有战时机器加起来还强大。回顾这段历史，不仅令我们更加确信美国情报体系在科技上头的主导优势，更让我们担忧这些技术对于民主统治带来的巨大威胁。距离那时普查已经过一世纪的时间，科技出现惊人进展，但人类的警觉或法律规范却仍远远落后。

美国当然也有自己的普查计划。宪法规定，美国必须进行人口普查，借此统计各州人口以决定众议院席次分配。独裁政府（包括统治殖民地的英国君主政体在内）通常使用普查方式评估税收金额与确认征兵数量。美国宪法却聪明地将过去压迫手段转换成民主机制。人口普查由参议院负责管辖，自一七九○年以来每十年进行一次，这约略是官方处理数据所需时间。美国一八九○年首开先例引进电脑（IBM之后将这些电脑原型机卖给纳粹德国）辅助普查，使得十年处理时间大大缩短。有了电脑科技的协助，人口普查局处理数据的时间得以砍半。

数码科技并不只是简化普查流程，更让此制度显得过时。全民监控如今就像是永无止尽的调查，比起透过电邮传送的问卷更加危险。我们拥有的手机、电脑等一切装置，就像是放在背包、口袋里的迷你追踪器，记录关于你的所有信息，一丝一毫都不遗漏。

待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令我恍然大悟。在那时，我真正了解到这些新科技可能造成的危害。若我们这个世代不介入的话，那未来的情况只会更严重。我并不希望看到，当我们终于决定挺身而出时，一切抵抗却是徒劳无功，若真是如此的话，那将是一大悲剧。未来的一代可能得面对充满监控的环境，政府违法监控行为并非偶一为之、针对特定危险目标，而是持续性、无差别地扩及全国民众。这就像是：你说的话逃不过政府耳朵，你做的事逃不过政府法眼，而你的纪录档案永远留存在政府手里。

一旦政府拥有四处收集情报的能力，加上情资得以永久储存的系统，那他们便能随便找个人或团体陷害，反正资料库一定搜寻得到证据（如同我寻找机密档案一样），绝对能替他们安上合适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