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学术的讨论通常会将契约与人情二元对立起来，试图非黑即白地讨论这二者。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论者必须表明他对两个观点的态度，并且义正辞严地批判另一种。出于学术的讨论与真相的挖掘，这样极端的思维——在一时之间——是必要的。因为若不如此，我们便难于看到一面或另一面的真相。有了这种学术讨论的氛围，若有人说“契约社会不错，人情社会也很好”，那么就会被斥为和稀泥，变成两种观点同时讨伐的对象。大家争来讨去，把第三者打倒了，又开始双方的互殴，这是市井间打架的惯常路数。

改革家也会跳出来。他们往往关注旧事物的败亡，以及新事物全面占领阵地的那一刻。这种情况下的局面通常是：旧的东西被没有了，即使有一点点可能存在的痕迹也要用黑布挡了起来；新的东西看来已经存在了，至少每个人的口号中都这样地呼喊着。然而这时，这些“改革家”（例如那些来向你宣传的布道者们）立即就消失了踪迹，因为他们也在瞬间失去了主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了。——他们的义务与职责，原本只是改革，无对象可革了，这样的角色也就不复存了。

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改革是革新，而不是革命。革新是容旧渐新的，革命是推翻了事的。然而既然如此，我们便会推知一个重要的事实：旧的，必须与新的共存着非常长的时间。这意味着，这一过程中旧的必须渐渐 “懂得”新的，而新的也必须渐渐 “容得”旧的。于是旧的不再旧，而新的也必然不再是最初设定的那个“新”。因为，“新”的自身也必然是在发展着的，如我一再说的，即使那些“（看起来更正确的）新东西”是真理，也只是一时暂存的“真理的某个表象”，我们必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揭示它的各个方面，而最终——以人类的终极来说，得到一个所谓的真理的。

看起来我是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哲学的讨论。但问题在于，对于“承认还是漠视”这个设问来说，观点无非是“承认”、“漠视”以及“一边承认着，又一边漠视”。这样的观点在二元论的、一元论的思维体系中，总是要去打倒一个两个的。于是我们大家就变成了一群聒噪的村妇，为着地头上的几株桑树占了谁家的地盘而厮打不休。

然而又过了些年，无论吴、楚都归作了秦，这些厮打也就全然失去了价值。

学术与践行的区别就在于此。能用就用是践行的第一原则，小平同志的话更简单直接：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而在我们的工程实践中，我们的背景是人情关系，是阶层管理，是不完善的规章流程……我们若是无视这些而去实施某种“标准化的”工程，那是有革命的胆量却没有改革的眼光，勇而无能；反过来讲，若是受了这些的牵绊，便又陷入了人事的、章程的困局，因循守旧故而难有破局。

然而我的问题一直不在于这样的一个“看似合理而又毫无意义”的结论。亦即是说，偏左亦死偏右亦亡，是通常学术所谓“骑墙派”的观点。——这些骑墙看戏的，通常置身事外，将看戏视作一种乐趣亦或是一种必须。尽管这样的“结论”无助于任何的实践，然而这一“过程”——

“停下来，看看你们在干什么，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干”。

却是实践所必需的。

所以我认为，工程的问题，尤其是一个具体工程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工程的本体——这个组织与系统的背景上，重新地审视才对。无论那些争吵不休的学术家，或是那些埋头苦干的践行者，都应该仔细看看我们的工程环境，看看那些“正在做”的做法，看看那些在组织中被记着“人头数”的工程师，以及被记着“大头数”的管理者们 1 。

我想若是停了下来，哪怕一刻，也是有益于我们前行的。

1. 在大多数的公司中，一个部门或团队只是“你有多少人”，以及有多少个“高管”或“大 V、大 P”这样的概念。组织管理者对“人/角色的性质”的、不正常的忽视，确是由来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