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隐喻一般是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这就是“知比未知，方传心意。”即：用已知物来喻说未知物，从而使得未知变为已知。“具体的”常常是“已知的”，如中国古人对“愁”的描写就常常用具体的东西作喻，以便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

唐代常飞月的《咏谈容娘》：

［1］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愁。（使愁有了体积）宋代李清照的《武陵春》：

［2］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使愁有了重量）

宋代秦观的《江城子》：

［3］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使愁有数量，像春江水一样多。）

宋代辛弃疾的《菩萨蛮》：

［4］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使愁有了颜色）

宋代辛弃疾的《丑奴儿》：

［5］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使愁有了味道）

宋、元间刘辰翁的《柳梢青》：

［6］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使愁有了具体的“城”形象）

宋代刘永的《八声甘州》：

［7］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使愁像具体事物一样聚集在一起，难以解开。）

他在《蝶恋花》中还说道：

［8］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愁可像事物一样被看到）

宋代李煜的《虞美人》：

［9］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使愁可以计量）

唐代李商隐的《风雨》：

［10］消愁又几千。（也是对愁的计量）

另外，使抽象的愁能具体计量表达在唐宋诗句中还有很多，又例：

宋代贺铸的《青玉案》：

［11］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宋、元间蒋捷的《一剪梅》：

［12］一片春愁待酒浇。

南宋陆游的《钗头凤》：

［13］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宋代叶清臣的《留别》：

［14］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正是对“愁”作了如此丰富、生动的隐喻性描写，将抽象概念的“愁”用种种具体概念来论述，才可使人们能通过具体事物来认识和理解抽象概念，才使得人们对“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将其量化，一方面将“愁”视为具体的事物来计量，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愁”的分量。可见，隐喻作用重大，使用广泛，特征显著，耐人寻味。

隐喻主要具有下列一些特征：跨学科性与普遍性、体验性与无意识性、矛盾性与统一性、系统性与限制性、新奇性与生成性、创造性与开放性、程度性与模糊性、单向性与互动性、共时性与历时性、转换性与辩证性。

一、跨学科性与普遍性

当代隐喻已成为众多学科所密切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如哲学界、语言学界、认知科学界、人工智能、心理学界、社会学界、教育学界，等等。

柏拉图曾将隐喻视为哲学的大敌。传统的分析哲学家（特别是形式主义哲学家）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因为它不能被现实所验证，他们都认为概念只能通过Frege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

但是，也有很多哲学家对隐喻予以高度重视，康德于1790年就从认知角度对概念隐喻作出了论述，并指出：我们的语言中充满了这种运用类推（相当于隐喻）间接获得的概念化表达方法。毕达哥拉斯、笛卡儿、黑格尔等对隐喻都有论述，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二条第2点。德国哲学家Blumenberg于1960年也指出：隐喻也是哲学语言的基本成分（Metaphors can also be basic components of philosophical language.），并将“基本成分”斜写以示强调（参见Jäkel，1999：15）。Derrida（1982）认为：哪里有文字，哪里就有隐喻。L & J接受了这些观点，强调指出人类大部分推理是隐喻性的，隐喻性的推理使得抽象的科学论述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哲学运用相对少量的隐喻形成了统一的核心理论。

自然科学中也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如：物理学中抽象的“电”常通过日常生活中有形的“水”来加以理解，这就有了“电流、电压、电阻”等术语。爱因斯坦在论述时间相对论时，常引用下一隐喻：“坐在火炉上两分钟就像是两小时，坐在漂亮姑娘旁边两小时就像是两分钟。”在Lakoff于2000年出版的Where Mathematics Comes From 一书中还尝试用隐喻来解释数学系统的形成过程。

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思维、行为之中，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隐喻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它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最伟大的一种智力，我们一定要利用隐喻进行思维。如在

［15］Love is a journey．

这一隐喻些中，爱情本身不是旅行，不需要什么诸如火车、飞机的交通工具，它通过隐喻被概念化成像旅行一样，有始点和终点、顺利和不顺利、成功和失败之说，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还需要花钱，甚至还要周密计划，考虑用什么方式（交通工具）最好，等等。“旅行”中的许多特征被系统映合到“爱情”上，使得人们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

Richards（1936：92）指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隐喻，我们的口头交际中平均每三句话就会出现一个隐喻。而L & J（1980）所作的调查得出的比例更高：语言中大约70％的表达方式是源于隐喻概念。奥特尼（Ortony，1979）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隐喻性质。《小雅·鹤鸣》中全用“比”体，而不道破一句。

二、体验性与无意识性

我们可以假设，人类初民在用词语指称事体时，往往是用一个名称来指明一个事体或一类事体，在认识个别与类属的顺序上，一般是从个别到类属，这样祖先就逐步认识到了事体的类别，同时也就培养出了范畴化的能力。范畴、概念、范畴化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明了人类语言具有体验性这一根本特征，词语与客观世界中事体、概念之间必定存在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L & J（1980）基于这一假设提出了“新经验主义”理论，于1999年正式提出“体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参见第二章）。他们同样也认为隐喻具有体验性和无意识性。L & J（1980：19）指出：

In actuality we feel that no metaphor can ever be comprehended or even adequately represented independently of its experiential basis．（事实上我们认为：独立于经验基础，隐喻就不能被理解，甚至也无法被恰当阐述。）

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如Sweetser、Turner、Gibbs、Grady、Brugman、Taylor等都持这一观点，这就是人们把隐喻视为理据性表达的原因之一。

由于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喻体始源域将某一或部分特征映合到本体目的域中，这种从喻体向本体的映合也常是以身体经验为动因的。隐喻基于体验，一般是指根隐喻，日常经验中的相关性不可避免地会引导我们获得基本隐喻，它是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也只能通过体验获得意义，这样就把基本认知能力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了起来。例如自从我们出生后开始会爬，慢慢就形成“始源—路径—目的地”这一基本图式，我们做事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有INTENTION（始源），经过努力（路径），最终达到目的。这两者是同构的，自然就会形成一种隐喻关系。可见，我们的行动常常就是基于这种基本图式之上的。隐喻的体验性就说明了它不可能是任意的，能通过身体体验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

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人类的祖先起初主要是通过身体在空间中的体验来逐步认识世界的。L & J（1980）已举了很多例子对此进行了证明。Lakoff（1987：313）还提到了墨西哥西部的印第安部落Mixtec（米斯泰克人）隐喻性地用身体部位来表示空间概念的许多例子。尽管我们在概念系统中没有这类结构，但我们还是能凭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些表达，例如：

［16］The stone is in the table's belly．under the table

［17］He is on the head of the hill．on top of the hill

［18］He is on the back of the house．on the roof of the house

［19］I am sitting on the arm of branch．on the branch of the tree

［20］My son is lying on the face of the mat．lying on the mat

在很多情况下，很多隐喻的产生过程是一种无意识的思维，因此它们也具有无意识性，所以我们经常能自动地或无意识地获得这些思维隐喻模式。当然能创造相似性的隐喻则是具有一定有意识性的。

茅盾对隐喻的体验性也早有论述，他在《鼓吹集·谈描写的技巧》中指出：最初，从自然中找比拟，诗人们创造了描写的技巧。实物的比拟，这是描写技巧的第一阶段。他还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希腊古诗人琉善在《苍蝇赞》中指出，荷马屡次用“苍蝇的勇敢”来形容最杰出的英雄。荷马把挥去后又旋而复来、盯住了它的目标绝不断念的苍蝇的行为，借以形容英雄们的无畏和坚定的精神，他不用狮子、虎豹等来比拟，而用苍蝇，初看之下，似乎不伦不类，但当你明白了这种比拟的意义以后，你的印象就特别深刻，因为狮子虎豹的勇猛不是我们所能目击的，而在夏天则可天天体验到“苍蝇的勇敢”，且还身受其“教训”。茅盾解放初时曾用这个例子，结果收到许多来信，斥责他用苍蝇污蔑人民战士。这也说明了不同民族对隐喻可有不同的见解。

张明冈（1985：29）也认为：“比喻从生活中产生，又在生活中发展。比如用‘蛾眉’这个词来比喻女人的眉毛很好看，最早见于《诗经》。古代诗人通过观察生活，想到用‘蛾’来比喻女人的眉毛。”

三、矛盾性与统一性

隐喻意义的产生主要始源于本体与喻体之间在概念上的不相容性，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认知主体将两者并置后，出现了矛盾意义的碰撞，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寻求统一，认识到本体与喻体之间在某一点上的相似关系（喻底），再结合其他因素就可获得语句的隐喻义，因此一条隐喻往往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结合体（参见第七节）。所以这里的矛盾性就是指本体与喻体在本质上常常是不同的，但亦有所相似，将其加以夸张，而在其他方面则可能是不同的，如将金花茶称为

［21］植物大熊猫

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知道，“大熊猫”是动物，与“植物”如此并置，显然是矛盾的，这时认知主体就要根据语境，调用背景知识进行恰当推理，找出其间的相似关联，才能获得这一隐喻性表达的含义。人们都知道，“大熊猫”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动物，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对象，因此，例［21］就表达了这样的隐喻意义：金花茶就相当于动物界的大熊猫，是植物界的一种十分珍稀的保护对象。

认知主体通过推理所建立的仅是一种“相似关联”的关系，不是全等关系，所以，“喻”毕竟是“喻”，本体和喻体之间毕竟不能全等。正如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政论家的短评”）所说：“打比方不是证明，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并提醒人们注意“任何比方的有效界限”。

由于人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体验也是千变万化的，因此隐喻也就会种类繁多，可谓无奇不有，对同一本体的理解和描述，由于视角的不同、体验的差异，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也属正常现象，如可以说：

［22］Love is happiness．

［23］Love is war．

［24］Love is sadness．

也可以说：

［25］Love is sad happiness．

［26］Love is happy sadness．

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我们见到了隐喻的新奇之处，对隐喻的体验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隐喻句子多为肯定句，正是用了肯定性的“be”或“是”，将既矛盾又统一的本体与喻体并置，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其改成否定句，其隐喻意义依旧存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隐喻具有不可撤消性（参见束定芳，2000：72）。Searle（1979：91）曾举了这样两个例句：

［27］Sally is a block of ice．

［28］Sally is not a block of ice．

否定句像肯定句一样具有隐喻性（the negative sentence is just as metaphorical as the affirmative）。又例：

［29］传统道德并非万金油（《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万金油原来是一种药名，为清凉油的旧称，其实这种旧称也是个隐喻用法，清凉油绝不可能治百病。标题中的传统道德是指“和为贵”，指人们不要动不动就上法庭，这与当今的法制社会不相称。故有此标题。又例汉语中说：

［30］你真不是个东西。

和

［31］你这个东西。

同样都具有隐喻义，而且意义接近。所以，这里的本体和喻体即使用在否定句中，其隐喻意义犹存，人们依旧在进行跨域思维。

四、系统性与限制性

正如上文所述，喻体在向本体映射的过程中，可将其中的一个或数个特征转移到本体之上，在很多情况下是数个特征成系统地向本体映射，参见第十二章例［2］、［3］。又例将Argument隐喻为War（Argument is war.）之后，就将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概念都映射到了“争辩”这一“舌战”之中：

［32］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 ．

［33］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34］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 ．

［35］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

［36］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37］If you use that strategy ，he'll wipe you out．

Black（1979：29）认为，在从喻体向本体系统映合后，两者间的对应关系大致可分5种情况：（1）等同（Identity）；（2）引申（Extension）；（3）相似（Similarity）；（4）类推（Analogy）；（5）偶联（Metaphorical Coupling，始源隐喻可隐含次要隐喻）。

当然还有很多特征可能未映射过去，受本体特征的影响，映射有一定的限制性。

五、新奇性与生成性

上文曾将隐喻分为死隐喻和新奇隐喻，一个好的隐喻往往多具有新奇感，从而可使语句表达生动。隐喻还可分成根隐喻和派生隐喻，前者具有很高的派生性（参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

六、创造性与开放性

人类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因此就可能永远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隐喻。各异的想象力和不同的创造方法必然要产生出丰富多彩的隐喻。Davidson（1978）指出：

隐喻是语言之梦的产物，就像人们所做的一切梦那样，对隐喻的解释既是对梦者一方的反映，又在同样程度上是对解释者一方的反映。对梦的解释需要梦者和醒者之间合作（即使这两者是同一个人）；并且，作出解释这一行为本身便是想象的产物。理解一个隐喻也如此，它既是在做出一个隐喻，又在同样程度上是一项努力作出的有创造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很少为规则所左右。

人们可有千奇百怪的梦，语言可有各种各样的隐喻。梦既与生活有关（如汉语中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说法），同时又会脱离现实，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隐喻也是这样。

在人们的认知中，同一本体可用若干喻体来加以说明和认识，一个喻体也可用来说明很多不同的本体，由于本体的差异而有了不同的涵义。一方面，事体之间各种联系不断被人们发现，另一方面，人们也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不断建立各种事体之间的联系。人们用隐喻来表达这两种情况，认识不断得到拓宽，语言也就不断得到发展。例如Lakoff收集到英语中love可有100多种隐喻性的表达形式。又如在汉语中描写医术高明的说法也很多：

［38］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起”与“死”，“回”与“生”的搭配都具有隐喻性，同时其不切实际的夸张性说法也已为人们所接受。高明的医术还可被喻说成“妙手回春”。《扬子晚报》2001年11月18日有两条报道，题为：

［39］孩子生来三条腿，医生妙术再回春

［40］男子负气吞铁条，医生妙手免开膛

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报道一位治癌专家文章的标题：

［41］让病魔“改邪归正”

也是别有一番新意。

根据隐喻的创造性或开放性特征可知，隐喻表达具有多样性、动态性，而且同一本体在被喻体说明时，可能会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这都是正常的，如例［19］—［23］就属于这种情况。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归妹》中将比喻的不同用法称为“比喻之二柄”。他说：

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词之学，亟宜拈示。斯多葛派哲人尝曰：“万物各有二柄”（Everything has two handles.），人手当择所执，刺取其义，合采慎到、韩非“二柄”之称，聊明吾旨，命之“喻之二柄”可也。

孔子曾以“玉”的各种不同特征来比喻各种不同的品质，还通过描绘“水”的各种不同形态来作各种不同的比喻。西汉董仲舒曾用“山”、“水”的各种形状来作为各种不同的比喻。刘勰说：“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他早已认识到用作比喻的事物是纷繁多样的，或用声音作喻，或用形貌作喻，或用心思作喻，或用事物作喻。我国古人有以山喻愁，有以水喻愁，也有以“烟草”、“风絮”、“梅子雨”等多种喻体来喻愁。（唐代罗大经《鹤林玉露》）。

毛泽东同志在其诗词中对“鲲鹏”也有截然不同的隐喻性用法：

［42］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指：国民党反动派

［43］鲲鹏展翅，九万里。《念奴娇·鸟儿问答》指：马克思主义者

又如下两例同是在说竹子：

［44］嘴尖皮厚腹中空。

［45］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心。

因此隐喻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会有若干变化。

与此同时，隐喻还能启发我们发现不同事体之间前所未有的相似性，可不断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其变得越来越丰富，大大提高认识事体间各种联系的能力。可以假设，人类的认识就是遵循着这样一条道路走过来的，通过不断发现不同类别事体之间的各种联系来拓宽自己的认识范围，使得我们的知识不断丰富起来，推理系统也不断得以完善。

隐喻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结果，而创造力和想象力又是无限的，千变万化的，因此隐喻必然就是开放性的。隐喻的这一特点又是与第一点相通的，语言、思维中的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创造隐喻的过程中，认知主体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特别是隐喻在创造相似性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起着关键作用。正是人类有了创造性，语言中才会产生出如此多的隐喻表达，也正是这些具有创造性的隐喻，帮助我们从不同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世界，人类才能不断认识新事体，拓宽知识面，理解抽象概念，发展推理能力，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七、程度性与模糊性

说到隐喻意义，它是相对于字面意义而言的，两者可被视为一个连续体，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从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可找到很多例证。Halliday（1985：342）曾指出：

The only examples of discourse without metaphor that we normally meet with are in young children's speech．（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没有隐喻的语篇，唯一的例子就是年幼儿童的言语。）

Gardener & Winner（1978：128—140）的研究表明：儿童的隐喻能力是随着年龄而增加的，六七岁的儿童往往还不能理解隐喻义，相反，他们还经常从字面上去想象话语所描述的事态。例如Black（1979：21）曾举了一个例子：当科学家的父亲说到a field of force时，孩子眨着眼睛可能会问：

［46］Who ploughs it?

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儿童在习得语言时也常会不知字面意义就会使用隐喻意义，例如：

［47］你是个大坏蛋。

儿童很少会将其与实际的“蛋”联系起来。

一方面，“隐喻意义”与“字面意义”两者之间具有程度性和模糊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标准的隐喻句型中（参见第十二章例［1］），本体A多用作字面意义，喻体B多用作隐喻意义，两者之间既具有矛盾性，又具有相似性，而矛盾性和相似性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就必然使得隐喻说法具有程度之别，所产生的隐喻义也就有了模糊性。同时还使得本体与喻体对原本分属两个不同类别的事体进行重新范畴化，其间的范畴界限，也因隐喻的使用变得模糊起来。

隐喻的模糊性与语言具有模糊性特征是一致的。语言中的字词大多数都是多义的，我们可从这些多义词中十分容易地发现词语变化的线索，Taylor将其称为语义链（Meaning Chain），一个多义词从中心意义出发，不断通过隐喻扩展词义，从而也就使得一个词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隐喻意义的模糊性与程度性总是紧密相关的，例如：《现代快报》2001年11月10日上有一条报道的标题为：

［48］“第三只眼”看“毒蟹”风波

该句可谓处处有隐喻，共四个，但它们的隐含性程度是不同的。首先要弄清楚“第三只眼”指什么？文章是指“另外一个角度”，“毒蟹”是指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螃蟹，但不一定是有毒的。“看”如果与“眼”是正常搭配，而与“另一个角度”搭配就不很正常，而“风波”原意为“风浪”，现喻指“动荡不定”，已成为一个死隐喻，因此该句中四个隐喻的隐含性程度从高向低的排列顺序可为：“第三只眼”、“毒蟹”、“看”、“风波”。

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多将明喻也视为一种隐喻，这就使得隐喻之间的隐含性程度差异更大了。

八、单向性与互动性

L & J的隐喻认知理论更强调喻体的部分特征向本体转移映射，而喻体是人们较为熟悉的概念域，以此来认识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但有时喻体也不一定是熟悉的事体或概念，还可能是抽象性的，即用抽象性的喻体来说明具体性事物，如用get back to civilization 来喻说“回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舒适环境中来”；用“走向辉煌”来喻说“走向辉煌的新世界”等，当然，隐喻主要是用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来说明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不常见的，也是隐喻性思维之初衷 。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之间具有互动性 。一般说来，隐喻意义的产生主要是喻体向本体的映射，但在很多场合中，本体的特征也会决定着喻体的哪些特征会被映射而来，其对映射结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

［49］John's car is a beetle．

［50］John's music is a beetle．

［51］John is a beetle．

这三句话的喻体部分相同，但因本体不同，因而对喻体的理解也就不同。例［49］较为直观，比较好理解，主要是一种形状上的比较。例［50］需要文化背景知识，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过一个十分流行的Beetles乐队，将摇滚乐推向了一个新形式，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若是有了这一知识，对这个隐喻也就好理解了。而例［51］更为深奥，所涉及的关于beetle的百科性知识更多，beetle会有很多特征，诸如昆虫类、节肢动物、动作怪异、爬行、有硬壳、有多只脚、有翅、有触角、胸肢、部分为害虫类、寄生、有些是雌雄同体等特征，这就需要依靠语境来帮助理解这一隐喻的意义。约翰或许是：不属人类，动作不正常；或者说他皮肤出现了硬皮现象，长出了“硬壳”；或是说他顽固；或者是说他只会慢慢爬行，是改革的绊脚石；也可能说他是甲壳虫乐队的成员，或他的音乐作品具有这类风格。该乐队成员还留着长发，穿着奇趣，偶尔吸毒。这些特征在某特定的情景中都可能会映射到John身上，这就使得例［51］成了一种更为隐含的说法（参见第八节）。

九、共时性与历时性

从共时角度讲，分属两个不同概念域中的意义通过映射，发生冲突，在一系列去异求同的认知加工过程中，结合当时的语境因素、背景知识等就可获得隐喻义。

从历时角度讲，隐喻使得一个词语不断获得新义，是语言变化的一种主要方式，从中也可见语言发展的痕迹。在词汇学论著中常将词义变化的历时过程分为两种：放射型（Radiation）和连锁型（Concatenation），但更多的情况是两者的结合（王寅，2001：229），这也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复杂性、灵活性、多样性，可向各个方向不断延伸，以满足交际的需要。下面仅就power的部分词义例示如下：

图 13.1

从上述对power的语义结构分析可见，我们能够较为清楚地发现词义间的隐喻性理据关系，而且这些关系还具有以下特点：

（1）从物质性的、可见的意义逐步延伸至抽象的意义，如：从“力、体力”到“能力”到“精力”，再到“智力、才能”，意义越来越抽象。在向其他方向上的语义延伸也能见到类似的规律。

（2）还可能从抽象意义再延伸至具体意义，如：从“力”到“能力、才能”到“权力”，到“政权”，再到“掌权人”。

（3）词义的变化中既有放射型，也有连锁型。

（4）内部语义成分可再次结合起来，不断形成新义，如：政权＋力量→强国、大国。

（5）还可能与外部语义进行结合，此时大多是复合词和派生词，如：powerboat（动力艇）、power gas（动力气体）、power loom（动力织机）、power politics（强权政治），等。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进步、思维的发展，power还会通过隐喻方式不断获得更多的新义。

又例汉语中的“偶”，原意为：仿人形制作的木偶，木偶有三个特点，它们通过隐喻引申出许多意义（参见陆宗达、王宁，1994：112），从中也可见词义引申的理据性和多样性：

（1）木偶与真人双双相似，所以“偶”有“双”义，如“配偶”、“奇偶”等。从“双”义又引申出“相交、相合”之义。另外与其同源的字也有“双”、“交”之义，如：耦（两人合力耕田），隅（两墙相交之处），遇（双方相知相逢）。

（2）木偶是寄真人之相于假人的，所以又有“寄托”之义，其同源字“寓”即是“寄”；由“寄托”又引申出“偶然”之义。

（3）木偶是无知的，由此又引申出“痴笨”之义，“愚”是其同源字。

十、转换性与辩证性

（一）转换性

尽管我们可以将隐喻从新奇角度分为死隐喻和新奇隐喻，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个程度问题，而且还可以不断转换运用，详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

诗人的语言是以隐喻为典型特征的，但一旦诗人的语言成为普通语言的用法，其隐含性用法也就逐渐丧失，成为死喻，思与诗是邻居，语言是用旧了的诗（Heidegger，1975）。Moore（1982：31）认为：今日的隐喻就是明天的字面意义。

但有时隐喻意义可能转回到字面用法上来，或隐含性的程度减少，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十分有趣的新奇隐喻用法，这实际上就又产生了一个隐喻性地跨概念域的映射过程，对隐喻作了一次隐喻性“还原”或“回归”用法，即一个词语经历了“本义——喻义——本义”的两次映射过程，如当下很多广告用语就常用这种现象，颇具新意，例如：

［52］从“头”做起（理发店广告）

还有很多广告改动了成语中的某一个字，就可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新意：

［53］请勿“痘”留（化妆品广告）

详见第十二章例［127］。

汉语中“直肠子”现多喻指“直性子或性情直爽的人”，但一次某人见到一个人拉肚子，刚吃了东西马上就上厕所，就顺口说了一声：

［54］他真是个直肠子。

这就从原来的隐喻性说法回到了字面意义上来，人们在听到这类说法后一般就能产生幽默感，其幽默正是来自这种故意的“回归”。

又例“绊脚石”原指绊倒人的石头，后来多用来喻指“阻碍前进的人或事物”，但当它再用作“原义”时，也可成为一种隐喻性用法。《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6日一则报道的标题为：

［55］“绊脚石”撂倒五条大汉

文中说：在南京有五个倒霉蛋走在马路上先后被“绊脚石”搞得人仰马翻，皮开肉绽，用其中一个人的说法就是“一不小心让凉水碜了牙”。

在电视剧《战国英雄吕不韦传奇》中，吕不韦向秦王建议要部队：

［56］丢盔弃甲

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谴责，说他意在毁灭秦国，因为他们对此成语作了隐喻性的理解：指吃败仗后的狼狈样子。吕不韦解释道：将士们上战场穿着70多斤重的盔甲，在战场上如何能有效杀敌；再说了，在战场上主要是进攻，而不是防卫，大臣们听后一致称好。这里吕不韦将这一成语从隐喻意义作了一次还原性用法，颇具新意。

（二）辩证性

隐喻的辩证性有两层含义：

（1）本体与喻体之间存在一种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参见第457—458页第三条）。

（2）隐喻与相似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参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在一次乘车途中，一个热心旅客向我介绍说：当地人把摩托罗拉式样的手机叫做“猪腰子”，把最早的那种大而笨的大哥大手机叫做“一块砖”。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叫时，他说外形上相似，也确有道理，这正是生活中最好的具有浓烈时代气息的“时髦隐喻”。后来我们又无意聊到四川的都江堰，江中间的那个小岛又被戏说成一个大“猪腰子”，众人大笑不已。将老式“大哥大”叫做“一块砖”，新式摩托罗拉手机叫做“猪腰子”，民间百姓在这两条新奇隐喻中，在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物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在其间创造出了一种相似性，也使得我们发展了可认识两事物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能力。

当然，不同的人对“相似性”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与认知方式、社会文化、传统习惯、语言运用、背景知识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这些因素的差异，对本体和喻体之间就会产生各种各样想象性的联系，也就出现了千变万化的隐喻表示方式。在同一语言社团中或跨语言社团之间所使用的隐喻既有相同之处，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的、矛盾的隐喻（参见第三条）。又例：

［57］His talk was a bomb．

同是指“像炸弹一样令人吃惊”，但既可指令人吃惊的成功，也可指令人吃惊的失败。在英国英语中用作前者，而在美国英语中却指后者，这也是我们在语言交际时要特别小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