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在第七章中，我检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传播领域，并且将计算机视作一位全新的抄写员，它能够以二进制数字的形式将语言、声音和图像转变成新的习语；我还试图将计算机与文字书写的发明进行类比和相似性分析，以呈现数字化与计算机网络的影响。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我分别讨论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并且仔细思考了新技术、新的行事方式是如何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时间——空间语境的。

在这最后一章中，我想把这些思想放在一起，并审视比特共同体与生物共同体之间的接触面，也就是今日世界所处的领域。在这里，生物共同体的概念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它不仅包括各种各样的生物及其生物性支持系统，还包括证明这些生物存在于地球上的实体造物和精神造物（你可以将之看成一个共同体网络，各生物彼此嵌入）。而比特共同体则是一个以二进制数字形式存储、运行和传输信息或数据的共同体。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我们都同时居住在比特共同体与生物共同体之中，只是有时受到其中某一个共同体的影响多过另一个。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没人能把某个共同体给赶走。一个人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尝试去理解这些相互影响的共同体现有的和潜在的活力，尝试去调整和减缓它们带来的影响。请记住康德的洞见：时间与空间是人类思维的指挥设备。

我将着重用我们生活中相互联系的三个面向——教育、工作和行政管理——来描绘共同体带来的影响，其他一些方面的例子也会被用到。我希望，最后的结论能够适用于任何面向，因为比特共同体和生物共同体之间的推拉运动是普遍存在的。

我把比特共同体和生物共同体的一些特征汇编起来，用以比较和对照它们的属性；但我这样做并不是在创造一种两难的景象，而是描绘出相互矛盾而且常常不相容的力量同时在场时所积聚的不断变化的环境。在生物共同体中，人类试图将自身的经历编排到一般性的组合与结构中，由此编纂与传送他们对周边世界的理解。 ⁽¹⁾ 神话、宗教和科学就努力把知识和经历以相应的秩序传送，由此形成作为指挥原则的顺序与结果。在已知社会中，学习、认知这些指挥原则是个体成长的一个传统部分。这些指挥的组合帮助我们评估和解释新知识与新经验，新的发现又会反过来转变或质疑这些指挥组合。指挥、序列、关联这些概念正是从对自然的观察中得到的。

记住自然界无法避免的“序列”是有用的，比如我们不会忘记种子必须播撒到土壤里才能生长，树木是不会长到跟天空一样高的，一天不会长于 24 个小时，而无论世界政局如何太阳都照常升落。这些序列都同技术进步关系密切；技术会找到新的、更具包容性的行事方式，并常常由此轻视自然置于人类社会中的那些无商量余地的事物。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没有谁能决然与生物共同体分离——你就是无法从自然中全身而退。

除了根植于自然，人类及其社会和政治群体还被嵌入他们特定的文化中，这种文化由世世代代人的行动、思想和价值观相互作用而形成。尽管社会和政治体制在历史中不断变化，但社会结构本身持续下来，并为文化与实践的定义提供指挥原则。 ⁽²⁾ 由此，人类个体打上自然的印记，也打上了社会结构的印记。

另外，比特共同体最惊人的特质之一是结构的缺席。就我的理解，比特共同体被设计成没有可以与过去的信息导管的连贯顺序/结果模式相匹配之结构。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援引更高层级的复杂性 ⁽³⁾ 或者利用混沌理论的观点 ⁽⁴⁾ ，来应付比特共同体的预测型结构的缺失。然而，就我认知这一新技术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目的来看，强调比特共同体“反结构”（anti-structuring）的一面或许更有帮助，比如其异步性的与固有的碎片化实践活动。生物共同体存在于真实时间（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而比特共同体——它本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则不存在时态或暂存性，也与物理空间无关。作为提供交易的环境，比特共同体单纯使用存储的或输入的数据来按要求进行传输，而且执行得极有效率。

当我们在比特共同体和生物共同体的接触面上来考虑教育、工作和行政管理时，以上的论述能带给我们什么？我在前面曾将基于自然发展语境的教育的生长模式与基于机制考量的教育的生产模式进行比较。在后者中，教学被视为一种生产过程，能够用投入、产出、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等概念来分析与评估。在过去 10 年中，这种模式主宰了关于教育的政治，随之而来的是教育技术的发展与引进。人们寄希望于新的传播技术，特别是电影、无线电、电视、计算机能够将教育的范围加深、拓宽，就好像历史上文字书写和印刷技术曾做到的，这一希望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实现了。

不幸的是，人们在教育领域引入这些新技术，很大程度上是把它们视为提高生产的工具，这些技术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好的教育产品，以及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流水线生产，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为教育提供更肥沃的土壤。由此，电子化教室在新技术的真实世界中遇到在工作与行政管理领域同样会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同的社会和政治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依我所见，这些普遍的问题与困境主要分成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的问题的发生是由于机器设备对人的驱逐 ⁽⁵⁾ ，这是工业革命曾怀抱的旧梦想——工厂无工人，学校无教师，政府无公务员——之延伸。

第二个系列的问题是第一种问题导致的结果，它包括：大规模低估共同工作或学习对完成工作之贡献所产生的问题 ⁽⁶⁾ ，以及对“知识在于积累”之事实缺乏尊重所带来的问题。

第三个系列的问题包括：由异步性的行事模式的增长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时间——空间混乱。 ⁽⁷⁾

当然，日常现实囊括了这三个系列的问题，而且每一种问题都受到另外两种问题的影响。

让我在教育领域再多待一会儿，考察一下教授行为与学习行为的相互作用。每当一群人聚在一起学习某样东西时，这一过程中的两个分离的方面应该被区分出来：显性学习（explicit learning），比如学习如何增加、分隔或者结合法语中的动词；另外是聚合的学习行为提供给整个机制的隐性学习（implicit learning）和社会性教学。正是通过这样两个不同方面的学习，学生获得了从聆听、忍受与合作到耐心、信任或愤怒管理的社会常识和应对技能。在一个传统的机制中，大多数隐性学习行为“碰巧”是群体性的。一旦完成了显性工作，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隐性学习也完成了。这个假设不再有效。当我们使用外部设备来减少对显性学习训练的需求时，隐性学习的机会同样会减少。

尽管显性技能可以通过恰当的设备比如拼写检查、计算器或计算机来获取，但通过隐性方式习得社会技能与思想仍是必需的。没了对教学的社会过程之充分理解，以及对其良性发展的审慎关心，整个教育事业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⁸⁾

我的时间只够举一个例子了，用来说明用机器设备替换人类活动到底会带来什么。当我作为博士后第一次来到加拿大时，我对同事在高山滑雪时受伤的严重程度感到惊讶，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在来加拿大之前滑过雪，但我并不了解运送滑雪者的缆车。我的经验是一旦我们能够爬上一座山，同样也能安全地下山，而滑雪缆车剥夺了这个学习如何攀爬、下落和重新攀爬的“顺便的”机会，也剥夺了人们检查自身健康状况与当地资源情况的持续权利。如果在使用索道之前人们无法了解这些知识，生命确实会受到威胁；一旦明白了这些知识，人们就会相对轻松地获得安全合理使用索道的经验。

把这个类比切换到教室里，我们就没那么容易找出社会学习的“顺便的”机会之缺失，并创造出它们的替代物。教育的生产模式让我们甚至很难察觉到隐性学习的存在，更别说抵消它的损失了。毕竟，新技术是把教育当作一个生产活动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所以，许多能够帮助改造新教育机制以保存和鼓励隐性学习的老师不再被需要了。

考虑到效率与成本削减变换了同步性教室活动与异步性教室活动之间的平衡，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之间的平衡也发生了变化。开放给学生的知识源或许增加了，但可用的理解源也许不增反减。这给社会的凝聚与平和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后果，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相比于发生在工作场所的展现生物共同体与比特共同体接触面的情形，发生在教室里的只是相同情形的一个侧面。事实上，选定工作场所本身都已经不合时宜了。新技术、新的行事方式不仅消除了特定的工作与工作场所——比如电话接线员及其接线板、统计学家及其文件——而且余下的工作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也经常是以异步性的方式完成的。

但我们再一次发问，当人们不再共同工作、建造、创造和学习，当完成一般性工作的过程中人们不再分享工作顺序与结论，那些洞察、信任与合作，那些经验与警告将在哪里？将如何被学习与传承？

工作的时间——空间转位对个体及其环境转变带来的影响最近引起了严肃的讨论。 ⁽⁹⁾ 但是工作的主旨本身呢？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环境、意义、身份认同与目的，而我们生活在生物共同体与比特共同体的接触面，所以这些东西都深受新技术的影响。

我认为弗里茨·舒马赫优美而又清晰地描述了我们生活中的工作场所，他写道：

……我们可以为人类的工作总结出三个目的：

第一，提供必需和有用的货物与服务。

第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使用并完善我们的天赋，比如做一个好管家。

第三，在服务中与他人合作，由此将我们自己从天生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 ⁽¹⁰⁾

“这三重功能，”舒马赫继续说道，“让工作对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人类整体层面上构想生活而不涉及工作。‘失去了工作，生活将会变得腐朽，’阿尔贝·加缪这样说过，‘工作失去了灵魂，生活将会坠入深渊。’”

在舒马赫的观点中，工作是处于且属于生物共同体的。他所谓的工作之概念与全球化经济所青睐的机敏、灵活和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大不一样。 ⁽¹¹⁾ 当然，你会说工作不只是有酬雇用，我们还会在家里“工作”，在花园里“工作”，我们会一起创作音乐，或者为社群服务。那些与收入不相关的工作职位同样可能使人类得到满足。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身体和精神上的滋养，但比特共同体与生物共同体的接触面对人类的身体和精神来说是个危险的地方。

在一个由技术建构起来的世界中，个体很难单纯依靠自身的才智来保障身体和心灵的生存。他们要提升自己生活得完整而健康的机会，就得依靠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这些结构的可行性，在前面一章中已经通过蛋糕模型的垂直切片加以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之可行性及其对变革的响应能力。那么，国家在混乱的生物共同体与比特共同体接触面的广阔疆域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第九章中，我用蛋糕模型描绘了不断推进的水平性力量施予行政管理的压力。国家在限制新技术在社会与人性上对其公民产生影响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甚至不情愿，被彻底地记录了下来。这场 H. T. 威尔森（H. T. Wilson）称之为“从管理中撤退” ⁽¹²⁾ 的行动，相较而言是新近出现的。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就是要属于某个国家或社群，就是被授予一定程度的实践上和精神上的安全感。但是在生物共同体与比特共同体的接触面上，聚集与归属的现实被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异步性活动所侵蚀。随着民族国家对地方的和全球性的商业力量低头，至关重要的社会与人类结构就已经被深深地侵蚀了。

在今天的加拿大，民主管理的实践存在严重的问题，而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在随机性事务的迷宫中失去了发展的方向。 ⁽¹³⁾ 事情不一定非得如此。生物共同体与比特共同体的接触面不只会带来问题、积累危机，也为公共利益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必须凝聚集体的智慧、清晰的道德和强有力的政治意志，朝着这个目标走下去，而不是往相反的方向前行。

---

(1) Kenneth E. Boulding, The Image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1956). 至于科学，另见 David Knight, Ordering the World: A History of Classifying Man (London: Burnett Books, 1981)。

(2) Bruce G. Trigger, Sociocultural Evolu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3)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Complexity (Tokyo, Japan: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5).

(4) 关于混沌理论的入门介绍，可参见 Ian Stewart, Does God Play Dice? (London: Penguin, 1990)。

(5) David F. Noble, Progress without People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5). Jeremy Rifkin, The 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 G. P. Putnam, 1995).

(6) 关于工人对工作场所相关技术之贡献的赞赏，可参见 Debresson, Understand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87)；Karen Messing, One-eyed Scienc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Women Worker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P, 1998) 以及大卫·N. 诺布尔的著作。

(7) Heather Menzies, Whose Brave New World?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6). 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8).

(8) Ursula M. Franklin, “Personally happy and publicly useful” in Our Schools/Our Selves 9.4 (October 1998).

(9) 可参见 Armine Yalnizyan, T. Ran Ide, and Arthur Cordell, Shifting Time: Social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4)。

(10) 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 Good Work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11) Heather Menzies, Whose Brave New World?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6). Jamie Swift, Wheel of Fortune: Work and Life in the Age of Falling Expectations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5).

(12) Linda McQuaig, The Cult of Impotence: Selling the Myth of Powerlessness in the Global Economy (Toronto: Viking, 1998); Stewart, Dismantling the State；以及 H. T. Wilson, Retreat from Governance (Hull, QC: Voyageur Publishing, 1989) 针对加拿大的预先和重要的警告。

(13) 详见注释 12（即上一条注释），也可参见 Tony Clarke, Silent Coup (Ottawa: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and Lorimer, 1998)。更多全球性的以及哲学性的观点，请见 Maria Miles, and Vandana Shiva, Ecofeminism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n Book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