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无论是来自于向然界，还是来自于社会，一次大的危机或灾难必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这不仅包括国家和企业的崛起和消亡， 也涉及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

变迁一， 传统价值的回归。

曾几何时，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都遵守着一些平凡而朴素的做人做事的准则，比如勤奋和勤俭。勤俭，量入而出并非上一代以前中国人的专利，它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社会中也是核心的价值观之一。美国早期的移民很多是清教徒，他们节俭、自律同时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只要读一读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 · 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自传就能体会这种价值观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影响。在 50 年前，富有的犹太商人们的生活和普通平民并没有多少差异。

二战以后 60 年的和平环境，保证了科技突飞猛进和工业化过程席卷全球。

人类在这 60 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总和。现代工业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使得在全球范罔内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创造极丰富的、全世界都使用不完的物质财富。广东的 DVD 机的生产能力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浙江温州生产的小商品，诸如袜子、扑克牌等，占全球的几分之一。和平的环境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两个全球性的巨变。首先，从事制造性生产（包括农业在内）的劳动力比例越来越少， 多余的劳动力必须转移到非制造性的产业中，包括广义上的服务业、医疗保健、教育科研和政府机构， 当然这些产业的生产总值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它为各同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失业压力。为此，全世界不得不创造出一些”虚拟“的经济行业，消化多余的劳动力。第二，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原来的生产量不足变成了消费量不足。经历过中国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读者可能有过商品”供应不足“的体会，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只有商品卖不掉的情况，没有买不着的时候。在全世界，日前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消费带动。

第一个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这种趋势首先始于银行业。在 1929 年经济大萧条后，美同政府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炒作和操纵证券市场，这才有商业银行 J .P.摩根和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分家。但是，当商业银行发现它们将钱投入实体经济， 多年后才能收回贷款，回报远比到金融市场上去发售和操作金融衍生物来得少、来得慢时，便渐渐兼营起投资银行的业务，而投资银行（公司）由于不受联储局（FED）的约束，就开始采用杠杆，肆意放大投资额，有些投资公司采用了高达 30 倍的杠杆。最后，很多账面上有现金的实体工业公司，也开始进入金融和证券市场。在中国股市疯涨的时候，即使是从事制造业的公司，他们发现如果将资金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回报比投入再生产要高，周期要短。

但是， 一旦进入股市低潮，这些投资就蒸发了，不仅投资公司和银行会因为资不抵债而倒闭，整个社会都会突然变得资金周转不灵（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流动性不足） 。全球经济便极速衰退。

第二个变化带来的结果是超前消费。美国从克林顿时代起，私人储蓄率净值就已经是负的了，也就是说，全杜会债务比储蓄高。美同的银行为了剌激借贷，将原来严格而合理的借贷条件放宽，向很多元偿还能力的家庭和个人大址借款。在美同房贷最松的 2006 年，居然有银行为一位 85 岁的老人提供了 30 年期的房贷。虽然我们不能因为年龄而歧视贷款者，但是银行应该想一想人的寿命超过 115 岁的可能性。很多家庭借了几辈子也还不完的债，而且非常悠然自得。这次要了美国金融业老命的次贷，其实就是给还不起债的人“发钱”过好日子的一种“金融创新”。在英同，金融危机开始的几年前出现了 50 年期的债券，这实际上是向今后两代人借款（爷爷借孙子的钱花） 。这种超前消费的现象最终改变了日本和中国等亚洲罔家的消费观。在日本，为了剌激房市，一些银行推出了父债子还的两代还清的房贷计划。在中国，年轻的一代在借钱上胆子大到了他们的父辈瞠目结舌的地步。

上述两种风气使得整个社会变得非常浮躁和短视，很多良好的价值观被破坏了。在 2000 年互联网泡沫时代，虽然不乏像杨致远、佩奇和布林这样认真的创业者，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是抱着凭发明技术挖掘新的商机和开创新产业的目的，而是抱着如何捞一笔快钱甚至骗一笔快钱的目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做的事永远不可能盈利，甚至不会有营业额，但是它们先从风险投资公司骗得一笔投资，等到风险投资公司发现自己上当后，不得不和这些创业者一起将这些网络垃圾公司（当时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网络概念公司）包装上市， 再从下一级投资者中捞回成本。这些公司因为没有利润，甚至没有营业额，根本无法按照传统的市盈率（ P／E ） 比来估价，于是他们伙同华尔街发明了用股价／ 流量比来对这些网络垃圾估价。互联网泡沫破碎以后，这种风气并没有扭转。全世界大量新的互联网公司，打着互联网 2.0 的旗号像雨后的野草一样冒了出来， 它们中绝大多数不仅不能挣钱，甚至不能为用户提供什么价值。至今， 除了 Facebook。 没有一家独立的互联网 2.0 的公司盈利，就说明这个领域从投资到创业整体失败了。

我们不难预见，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和人们越来越绝望，人们将开始捡起我 们的祖先保持了几千年，但近年来被遗忘甚至被嘲笑的美德。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曾经讲过， 一个产品如果不能盈利就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浪费了原本可以用于其他产品的有限的资源和资金。这种经营的理念在前几年盛行烧钱的年代，被嘲笑成短视和唯利是图。很多做产品、办公司的人荒唐地认为一个产品或公司盈利与否不重要，只要有用户就行。他们美其名日为客户着想，实际上是为了骗取投资或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升迁。其结果是浪费了大量的投资和时间。

投资者也变得非常谨慎，不再向无偿还能力的个人和公司贷款，也停止了对那些赔本赚吆喝的公司投资。今后那种仅仅靠一纸商业计划书，或者一个没有可行的商业模式的网站（样品）就能融资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并且会渐渐消失。当然， 风险投资的资金总要有去处，风险投资家们对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将格外亲睐。

令人遗憾的是，和全球谨慎的投资相反，中国各种概念的泡沫反而在金融危机后急剧扩大，投资变得更加随意而无章法。可以肯定地讲，几年后将有人最终为此买单。

在金融危机中，不少高科技公司，例如苹果和 Google 公司，只有很少甚至是零债务、并且一直拥有强劲的现金流，不仅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存活下来，并且能在经济复苏时抢到最佳的起跑点，同时会在经济复苏后长时间强劲地扩张。苹果公司的市值也在金融危机后超过了微软，成为全球最值钱的科技公司。“现金为王”这句话一度被泡沫的鼓吹者们嘲笑，但是过去的两年事实证明，哪家公司现金储备多，在金融危机中就能赚到大便宜。

J.P.摩根、伯克希尔－哈撒韦和甲骨文公司就是靠手中充足的现金收购了很多便宜的资产和公司。因此，这次危机后，所有的公司都在降低债务，关注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利润和现金储备。全球经济总体会因此而变得更健康。

变迁二，世界格局的变迁。

这次金融危机正好赶上美国大选，不仅总统要重新选，整个众议院和 1／3 的参议院也都要重新选。金融危机无疑帮了民主党的大忙。果然，民主党在 2010 年总统和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新的政府在政策和人选上，比已经向亚洲倾斜的布什政府更加向亚洲倾斜，包括 2010 年提出重返亚洲。在内阁和幕僚人选上，奥巴马选用了五名华裔精英，包括两个最关键的部长一一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以前不仅没有这么多华裔进入总统的决策圈子，就是把所有亚裔都算上，也没有一次五位亚裔担任要职的先例。在行动上，奥巴马总统也一反他的前任先欧洲后亚洲的次序。他会见的第一位国家政府首脑是日本首相，国务卿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Clinton）访问的第一个地区是东亚四国。不仅如此，以自由派著称的希拉里 · 克林顿这次不谈政治，只谈共同对付金融危机的合作问题。这一切说明世界格局在悄悄改变。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迅速向亚洲倾斜呢？经济的原因是主要的。2009 年美国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国务卿希拉里先到亚洲四国，除了礼节性的访问，主要是替奥巴马推销美国国债来了。增发同债是奥巴马拯救经济计划经费的唯一来源。

在 2008 年小布什担任总统时，美同的经济剌激计划已经花掉大约 8000 亿美元，包括之前拯救银行的 7000 亿和给银行不良资产的担保。奥巴马上台后，又提出了各种经济刺激方案，大约需要 15000 亿美元左右。这些钱加起来近乎天文数字。奥巴马不是魔术师，更不是神仙， 不会从空中抓钱，因此这笔钱一定要有来源。办法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极不负责任，第二个也不太负责任但是相对好很多。第一个办法是印钞票，这实际上是用前几代人和我们这代人前半辈子的积蓄来填补漏洞，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因此说它极不负页任。第二个办法是举债，这实际上用我们的后半辈子和让子孙来承担还债的义务。由于资金缺口太大，奥巴马政府不得不两种方法都采用。而其中印钞票只能偶尔为之，举债则是美国政府每天都在傲的事情。当然如果所有美国人都打算过几十年苦日子还清贷款，举债本身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但是，美国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打算还本金（原因说起来很长，有机会我再单独撰文来论述其中的原因），因此说也不太负责任，但是比前一种好。由于亏空太大，最终美国政府是两个办法都用了，但是长远来讲还是倚重第二种，即举债的方式。

既然举债就要有人出钱，而钱的来源、无非是两个，美国（和世界）私人的钱，以及外国政府的钱。图 2 1 －3 是美国政府赤字（虚线）对应私人债权债务（黑实线）和外国人债权（灰实线）的关系（以占 GDP 的百分比为指标） 。显然，美国政府的债务＝私人债权＋外国人债权。从阁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赤字，而且从 2006 年起赤字猛增。在克林顿时代以前，主要是内债，因为美国个人有储蓄，而 20 世纪 90 年代后，几乎全是外债。就连美国个人也从外国借钱花。只有最近的半年，美国人被房市和股市的崩盘吓坏了，把钱放到了国债上， 同时外国抛售了一些国债，使得内债的比例有所提高。现在为了拯救经济，美国的赤字可能要翻一俏，从 GDP 的 6％ 上升到 GDP 的 10％（ 美国私人从股市撤出了相当于 GDP 4％ 的投资，为了保持现有的经济规模，美国政府必须弥补这个不足）。美国必须从国外引进这些资金才能走出经济困境。

图 21－3 美国的赤字和债务（数据来源：高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和日本等贸易顺差国是否愿意继续买人美国的国债。答案是肯定的，肯定的。这里面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原因有四种。首先，在全球经济动荡时，美元是最稳定的储蓄方式，而美国国债是所有美元储蓄中最安全的。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后的一年里，美元对除人民币和日元以外的所有货币，已经升值了 10％～25％。 因为各国都在把钱换成美元。美国国债以美国的财产和国力担保，近百年来元论是在经济危机中还是在全球战争时期都是最安全的。第二，美国国债是不错的存钱方式，由于全球都在降息，任何储蓄型的投资回报都很低，导致美国国债的本金交易价猛涨（10 年期国债本金涨幅超过 20％），中国政府前几年购买的美国国债在本金上已经挣了很多钱（在这一点上不要责怪中国政府不会投资）。第三，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中国、日本和德国三大出口国已经和美国绑到了一条船上。我们前面提到，近几十年，全球的经济靠消费驱动，中日德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的复苏。因此，不得不继续买美国国债。第四，中国和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两国和美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经济上容易同舟共济。

当亚洲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债券时，它们将逐步取代两个世纪以来影响力最大的欧洲，在世界性事务上，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很多激进的读者，包括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和日本虽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在全球关系中的地位并没有很大的改进。这个现象其实是暂时的， 一个国家整体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慢慢提升，但是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善，这最终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欧洲 1500 年来的历史，便不难看出经济地位最终决定一切。欧洲在封建时代（罗马帝国灭亡到法国大革命之间），并没有一个强力的国王（ 即使是教皇的权威也经常受到挑战），这个欧洲实际是由一群封建领主控制，这些公爵、伯爵和骑士们在它们的领地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城堡，通过它控制着自己的领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颁布法律并收税。手工业者、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城堡附近居住，这样既可以应付领主的需要，也可以在危险的时刻有一个庇护所一一城堡。

城市在中世纪并不重要，虽然历史上，在古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它们是国家的中心。

十字军东征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欧洲。人们从欧洲西部、北部的农村迁移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发现世界并非仅限于他们狭小的城堡和修道院之内， 而是海阔天空。在地中海沿岸， 城市重新发展起来了，出现了制造商和商人，并且通过手工业和商业，手里便慢慢地积蓄起少量的钱财， 此举最终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社会的地位。

中世纪的领主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同时是作战的骑士。十字军东征把古老农业社会的陈规打了个天翻地覆。这些骑士们，在教皇的号召下，跋涉上几千公里的路程前往中东去作战。他们不得不支付自己的装备费用和路上的交通费、伙食费。这些城堡的主人，有财产但是没有现钱。因此伯爵们不得不从商人那里去借。像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夏洛克那样的放贷人，端坐在兑换柜台（banco，它就是银行 bank 一词的由来）后面，很乐意伯爵大人有求于他们，伯爵大人张口就要几百个金币。那可是放贷人一辈子的积蓄，因此后者为了保险起见，要求伯爵用庄园作抵押。

这样，万一公爵大人在征讨土耳其人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的钱才不至于打了水漂。借贷的双方最早都没有意识到这对借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很危险的交易。最终，总是夏洛克占有了庄园，而伯爵却破产了。

当然，伯爵大人的财产和权力并不是一次就失去的， 商人们开始只是要求获得一些对领主来讲无关痛痒的权利，比如在领主的土地上打猎。领主们急需现金，想到只要答应商人们打猎就能获得几百个金币，便答应了。

从伯爵大人接受这项交易的那天起，他们不知不觉签署了自己权力的死亡证书。他们的书记员拟好协议书，伯爵大人盖上自己的印章，因为中世纪的愚民政策已经让他们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一切万事大吉，领主兼骑士们怀着满腔的激情去东方对付穆斯林了。两年后，他们回到城堡，已是一贫如洗了。而城里人正在他的领地上打猎，搅得他不得安宁。大为光火的伯爵吩咐管家把众人赶走，商人们很听话地走掉了。可当天晚上，商人的代表， 一个面包商来到了城堡，他彬彬有礼，先是祝贺大人平安归来，然后提醒伯爵大人是他亲自恩允他们打猎的。接着，面包商出示了那份有伯爵徽章的契约。伯爵大人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的冲天怒火，从此默许了商人们在自己领地的持猎权。

半年后，伯爵大人想翻新他破旧的城堡了，于是他又想到了商人。这一次，商人们提出的条件是允许他们在伯爵领地的城镇成立自己的行会，管理商业而不受伯爵的干涉。这一回，伯爵大人很不情愿，可他确实需要那笔钱，又只好答应了。半年后，伯爵的城堡修缮完毕，可是他却不愿意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他有自己的士兵，商人们对他无可奈何。

市民们除了谴责一下伯爵的背信弃义，便无能为力了。可当下一次公爵急需用钱为女儿办嫁妆的时候，他连一个子儿也借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认为“信用不佳” 。伯爵大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低下高贵的头颅，答应做出某些补偿。在伯爵大人拿到借款之前，市民们获得了他们梦想的权利。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时间里，这种情形在欧洲各国经常发生，而且越来越普遍。最初只是小封建主开始借债，后来连国王也是债台高筑了。

为维持自己的排场，大小封建主，上至国王下至乡绅开销一直很大。法国到路易十五时期，国王的债务已经到了根本无法还清的地步。封建主们总是通过赋予公民特许权来交换他们急需的现金。城市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吸引着附近乡村地区的劳动力，在经济上已经取代了城堡的中心位置。

杜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当然，这种权力由封建城堡向城市的转移是缓慢的，不情愿的，并且不时发生一些流血冲突一一市民和手工业者被封建主逮捕和杀害，商人和银行家的钱永远追不回来了。但是，历史的趋势是城镇变得越来越富有和重要，封建领主却越来越穷并且要被历史抛弃。这种冲突的高潮就是 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国王的债主们，第三阶层，这次是向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要求国家的管理权了。同王当然不答应，结果是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温和一些的乡绅们也许可以避免路易十六的厄运，但是当年伯爵大人的后裔们，坐在自己年久失修的城堡里，看着外面城市一切欣欣向荣的最象，感叹着从他们祖先稀里糊涂地签署了第一张用自己封建特权交换财富的契约时，他们的厄运就已经注定了。城里人对乡绅们已是不屑一顾，他们在好好地享受得之不易的权利。这些是他们祖先经过十几代人的持续斗争才辛苦得来的呀。

上世纪 70 年代因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客观上促成了日本的崛起。而上世纪 90 年代源于信息产业的新经济，帮助美国重新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几百年过去了， 世界变了，但是经济和财富决定政治地位的规律依然没有改变，任何强权都拗不过它。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将是损失最惨重的， 并且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恢复，亚洲在帮助全球走出经济危机中将发挥史无前例的主要作用。以往的西 7 国集团（虽然在政治上俄罗斯也在其列一起称为 G8 ，但是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把俄罗斯放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主导全球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这 7 个国家经济问题一个比一个严重，虽然大家都觉得美国是这次风暴的中心，但实际上美罔的问题是最轻的。我们回顾一下图 21－2，G7 成员同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 其中只有加拿大，因为没有国防开支，债务比美国轻。剩下来的，都处在和美国同样的水平甚至更严重。欧盟剩下的一些国家，比如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问题要严重好几倍。

靠这些问题比美国更严重的国家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显然不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提出 G2 的观点，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和中国能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金融危机，并且率先走出低谷，全球经济的复苏就指日可待。这种说法当然过于夸大美国和中国的作用，但也说明全球必须依靠新兴的力量才能走出经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