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在前一章中，我试着将自己对“传播”的理解系统化，并指出新技术——从文字书写到印刷再到计算机——对发送信息和接收信息的实践的影响。我开始描绘不断变革的实践对这种传播的内容、范围和路径的影响。在这一章中，我会继续这一探索。

对我而言，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选择合适的词句来完成这一任务，是很难的。我们该怎么来谈论“新”？我们人类一般会基于共同经历来进行彼此之间的沟通，我们会相互比较、形成对照。故此，“新”只有在我们将之与“旧”进行比较，并用“多一点”“少一点”“好似”或“不像”等言辞来形容时，才能被表达出来。然而，“新”不只是“异于平常”，好让大家能进行类比或比喻。有些时候，不恰当的比喻被有意杜撰出来误导人们（见第四章）；但是不适合的比喻的出现也可能是由缺少对新事物相关属性的欣赏带来的。当一个人想到关于“新”的法规条例和基础设施时，很容易就联想到“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但我认为，我们早已顺序颠倒的传播活动的现实，能通过我最喜欢的一部动画片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在这部动画片中，一位接待员正坐在图书馆中间，在她身后是一排排的读者，每个人都坐在计算机屏幕前面。这位接待员正在为一位读者答疑，她说：“先生，这里是图书馆。如果你想要书的话，可以去书店。”创作这部动画的艺术家简洁地质疑了这样一种基于传统的假设：图书馆一定到处都是书。其实我们可以深入思考，新技术在诸多方面改变了现有的模式，而且其中的一些变革是很难光靠语言表达出来的。

许多技术创新是为了改变人类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而被引入的。从许多方面来看，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这枚硬币的两面。无论什么东西改变了其中一面，另一面都会受到影响，而光用“更快”或“更远”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技术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在谈论新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时，这样的描述尤其正确。在进一步检验赛博空间的网络议题前，我想先强调关于时间和暂存性（temporality）的一些显著特征。

我想着重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首先从学术方面仔细考究空间和时间中的人类存在，因为我想更好地理解技术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影响，亦即事情被完成的方式。关于时间、空间，关于意义的意义，这些更深的问题我必须留给哲学家和神学家来解答，在这些学科领域我并无建树。我只是担心在新实践方式的影响下，人及其社群、文化、土地和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还想尽可能地理解这个崭新的技术真实世界，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们可用的智慧中挑挑拣拣，试图找到能够阐明这一日渐凸显的、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的思想观点。

自然给予了人类社会最初的时间标志。这些标志从恒星的位置、太阳和月亮、四季更迭到世间万物的发迹、兴盛和衰亡。在这些经验中，诞生了我们对模式、循环以及人类社会在其中之地位的认知。但测量时间（measured time）和经验时间（experienced time）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

时间在人类个体和集体的身份感知方面起到中心作用，这种身份感知往往基于共同的历史，基于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的共同知识。许多文明的神圣经书在叙述这些事件时都使用时间序列，比如“……太初有……”。同样，个体生命及其故事也是有始有终的。时间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会说给些时间，制造时间，浪费、偷走乃至“杀死”（打发）时间。女人们还会说“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而生孩子也是有时间期限的。在这些事物中，时间是真实的，而且随着它的推移，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记忆被结构出来，它也令人类的生存形成模式。我们最好记住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他不把此二者视为人类运动于其中的外部媒介，而是视为人类思维的指挥设备。

纵观历史，人类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囚笼限制了他们的本质性存在。人类的发明使对消逝时间的计算臻于完美，比如通过控制水流计算时间，通过查看日晷指针阴影的位置（之后是通过机械设备）来计算时间，这些对时间的计算方式是社会与时间联结和相互束缚的证据。灯具推迟了夜晚的到来，对植物的驯化和杂交培育拉长了它们的生长期。为了规避大自然季节性模式所带来的本难以避免的后果，人类相互厮杀，夺取不冻港，建立“日不落帝国”。但即便新科技——从电报到火车——用很短的时间将相隔很远的地方连接起来，新创立的国际时区还是展现出了自然对时间的支配现实。唐纳德·斯旺(Donald Swann) 作于 1965 年的歌曲《时钟卡罗尔》（“The Clock Carol”）在开头几句中正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当伦敦正午的钟声敲响，纽约才开始新的一天。在多伦多道一声早安，在曼德勒说一句好梦。” ⁽¹⁾

我们还必须记住，技术的当务之急是摆脱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从其本身及内部来看，这一当务之急正是人们抓住社会的暂存性不放的证据。就新技术而言，正是时间作为序列和模式的那一面最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步性（synchronicity）及其对立面异步性（asynchronicity）的概念，是这一暂存性及其技术方面的核心。

在这里，我使用同步性这个概念是基于卡尔·G. 荣格 ⁽²⁾ 和刘易斯·芒福德 ⁽³⁾ 做出的定义。芒福德强调，把时钟当作工具将时间划分成我们熟悉的节段，改变了我们所处社群的结构，也改变了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结构。召唤人们上班或祈祷的铃声使整个社群“同步”了，这一过程往往利用越来越细节化的控制模式来控制个人或群体。

另一方面，荣格则将注意力放在普遍模式和非因果巧合的重要性上，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意义与联系。由此，当同步性带来了序列和模式、固定的间隔或周期、协调和同步时，异步性则会把人类活动从其功能性的时间或空间模式中去耦 ⁽⁴⁾ 。

我在前面已经通过描述工厂、学校或监狱中对时间的技术性操控，讨论过工作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化重新整合的历史（见第三章）。这些发展中的大多数都能被阐释为，强有力的新模式利用新的时间和空间配置建构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计算机网络及相关技术带来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同步性的流行，是由对之前规定性的时间和空间模式的放宽（如果不是完全放弃的话）带来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的状况，现在的变革似乎是从现有的模式转变为一种不可辨识的结构。我认为，同步性带来的逐步发展的拆解是新电子技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方面的话。

同步性试图拆解社会和政治模式，但无法提供明确的可替换模式，它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被高估的。我来举些同步性及其给社会和人类带来影响的例子吧。说起传播，我们可以聊聊语音信息，尽管那些“语音”是由设备发出来的，而且“信息”从来没有真正被送达过。口头传播的乒乓球模式 ⁽⁵⁾ 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你可以在吃午饭前给某人发一条信息，而她会在她觉得方便的某时某地接收这条信息，然后再发出回复的信息——由此我们享受到亲密的联系，而口头传播的最重要之处被认为是：同样处于进行时的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换。这一过程的关键之处不是机器设备对传播进程的干预，而是一个同步化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异步化的过程。

许多人都经历过工作的异步化形式，也感受过它带来的后果，通常包括与工作相关的群体团结和自我定位的缺乏，这些后果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影响。你可以 24 小时访问网络图书馆，而且那些电子文章和电子书你是不需要归还的。新的“富人”和“穷人”出现了，其评判标准是他们对允许进行同步性实践的规则掌控、接触和了解多少。

这一切对于我们——作为在自然和文化模式中不断演进的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生物——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是说所有异步性的事物都是“不好的”，而一切同步性的事物都是“好的”。根本不是这样。通常而言，女人就特别珍视异步性工作的机会——当孩子睡觉时写一点东西，在她们被牢固搭建起来的生活中找到空隙，偷偷取得一点点私人空间。但是我认为用异步性活动来补充一个严格模式化的结构，与用异步性规划来替换同步性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稍后我将详细阐述此二者的差异，因为令我担忧的并不是异步性过程的本质，而是它们的广泛流行，如果不是完全支配的话。

但是现在，请允许我转向一本出版于 1995 年的书《比特之城》（City of Bits） ⁽⁶⁾ ，这本书敏锐地描绘出异步性工作的支配地位。作者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将时间和空间的旧现实，与新的异步性的“比特”世界并置一处。米切尔对异步性的生活和工作做了建筑学意义上的考察：在“比特之城”中，电子邮箱地址成了一个人的居住地，互联网是一个永久开放的图书馆，群聊是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大家庭，而万维网正如米切尔称呼的，是“信息的跳蚤市场”。工作和娱乐彼此缠绕，甚至融合在了一起；而社会公正则由人们对商务、娱乐和政治的赛博空间的介入程度所决定。有一本基于麻省理工学院媒介实验室的研究和展望而写出来的书，这本书极具思想性，也令人震惊，它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令人惊恐的、不可避免的图景：一个全球性的“比特共同体”（bitsphere）的到来。对米切尔来说，问题不在于整个世界是否会变成一个比特共同体，而在于这个比特共同体的设计是如何进行的。

米切尔的眼界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他所描绘出的一切，还在于他未描述的东西。“比特之城”的居民们仍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但是自然——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似乎在这个比特共同体中没有自主的空间。在“比特之城”里，没有四季的韵律，没有土地的馈赠，也没有个体生活的衰退或流动，尽管这些同步性模式在历史上形塑了我们的文化和社群，而通过这些模式，一代代人类才得以寻到生活的意义。

通过替换而非补充，比特共同体中的这些带有异步性实践形式的同步性模式不容小觑。整个生物圈，我们生活的地球，处于各自社群、文化和历史之中的人，都还存在；过往的人造环境，城市和乡镇，大道和水路被建构出来，一个接着一个。在每一个现存的文明中，人们对历史和身份的认知，都根植于对过往事件及其时间序列的普遍常识。毕竟，历史正如某人所说，是“一件又一件该死的事儿”。人类从物理、社会和政治几个维度，分步骤、分阶段地感知生命，而不是依据某个特定的设计或蓝图来聚集、拼凑不同的碎片。在人类的思维中，顺序和结果是彼此联系的，一个人难道能在不考虑顺序的情况下维持结果的概念？更别提责任了。

在谈论比特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界限，以及同步性方式和异步性方式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之前，我得先提出两个概念，或者说两种不同的真实。我们需要记住机制（mechanism）与组织（organism）之间的区别。这不是什么新出现的差异，但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这一差异极为重要。布莱恩·古德温（Brain Goodwin）最近在其研究的进化生物学领域中提出了一个构想，这个构想对我帮助很大。古德温追溯到康德，他写道：

康德将机制视为一种功能性单位，该单位的各个部件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的功能而协同存在。在康德那个时代，钟表就是一个范例。早就存在的各个部件，被设计出来在钟表里扮演不同的角色，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功能性单位，其不间断的行动是为了记录时间的流逝。

组织则不同，它是一个功能性兼结构性单位，在自然面前，各个部件不仅相互作用，也彼此依靠。这意味着组织的各个部件——叶子，根，花朵，肢体，眼睛，心脏，大脑——不是像机器那样分开制作再组装起来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组织内部的各部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⁷⁾

根据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将米切尔所说的比特共同体视作一个在赛博空间中以异步性的方式，在接收者和发送者之间传送信息的巨大的终极机制。比特共同体在彼此迥异的组织——物理性的组织和社会性的组织都有——之间盘桓，而且似乎一个接一个地将它们摧毁。这是一幅引人注目的图景，但我认为，它并不必然是恰当的。比特共同体里的结构和功能聚合在一起仅是为了完成某一任务或交易，一旦超出交易的范围，它存不存在就很难说了，所以它并不是像广义的机制那样“就在那里”。如果想要给比特共同体的运作找一个相似的事物的话，不妨想想音乐，除非你开始弹奏，否则听不到声音。尽管我知道有些音乐家能在看到乐谱时就能“听到”音乐，但对一般人来讲，音乐还是需要通过演奏或歌唱来被人听到的。比特共同体，就好像一场音乐演奏，只有触及人类时才有生机。而且，正是接入比特共同体的不同路径及其可能性，强有力地牵引着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政治构造进程。

如我所见，比特共同体不是一个超级机制，而是一个被设计成通过异步性方式来接入和利用的无机环境。这意味着相互连接的计算机不仅能够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传送或接收信息，而且这一赛博空间作为一种“导管”，不会在异步性使用方式的可能性之外，对传输过程或内容本身植入某种模式或序列。

这一章我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渗透进新技术的世界的正在变化中的时间关系，接下来，我将观察人类存在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人与物理空间之间正在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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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nald Swann, Sing round the Year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1965), 68.

(2) Carl G. Jung,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221, 388. 另见 Jung, “Synchronicity, 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 in Carl Jung: Collected Works, Vol. 8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4)。还可参见 Victor Mansfield, Synchronicity, Science and Soul-Making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95)。

(3)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6), 286.

(4) 去耦（decoupling）是一个电学概念，指的是阻止从本电路回路交换或反馈能量到其他电路回路。这里指的是异步性会把人类从“同步”的时间和空间中解放出来。——译者注

(5) 口头传播的乒乓球模式，意为你一言我一语的来回沟通。——译者注

(6) William J. Mitchell, City of Bits: Space, Time and the Infobah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7) Brian Goodwin, How the Leopard Changed His Spots: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ity (New York,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4). 必须再次说明，我无法公平对待这一学科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许多思想家都曾指出，除开其实用性，机制模式和组织模式的概念遗漏了围绕在私人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基本的人类和社会维度。生活中的这些方面深受变化中的技术的影响，但我的这些演讲的范围，以及我自身的学术背景，都不允许我充分地论及这些议题。我只能希望后来者能对此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