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一、货币、凯恩斯和历史 ②

我们目前面临的货币困境的主要根源，当然在于凯恩斯爵士和他的门徒们对于下面古老的迷信赋予了科学的权威：通过增加货币的支出总量，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确保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们曾经在至少两个世纪中，相当成功地抵御了这种迷信③。而在那之前，这种迷信一直占据主宰地位。事实上，一部漫长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通货膨胀的历史；引人注目的是，唯有在繁荣的近代工业体系崛起和实行金本位制的时期——这个时期大约有200年时间（英国是从1714年到1914年，美国是从1749年到1939年）——这段历史时期结束时的价格，与开始时的价格大体相当。在这唯一的一段货币保持稳定的历史时期中，金本位制对货币当局施加了一种纪律约束，阻止了它们滥用权力，而在历史上几乎所有时期，它们都在滥用其权力。其他地方的历史经验似乎与此没有多大区别：有人曾说，中国的一部法律曾试图永远禁止纸币（当然没有取得成功），此时，欧洲人还根本没有发明出纸币来呢！

凯恩斯主义复兴了老观念

正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对经济学理论所知有限的人，最终却成功地复兴了一种观念，这样的观念只有一些经济学界的怪人才坚持，而他却对这些怪人公然表示同情。他竭力地以一种新理论来论证之前由很多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主张的直觉的信念，表面看起来，这种信念似乎颇有说服力，但却经不起价格机制的严格分析：仅仅由于所有的劳动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价格，因而，通过管理总需求，并不能确保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相等。就业数量取决于经济中每个部门的供给与需求的对应，因而也取决于工资结构和需求在各部门间的分布。其结果就是，在较长时间内，凯恩斯主义的药方不仅没有医治失业，反而使之更加恶化。

这位著名的公共人物、出色的辩论家提出的供应廉价货币和永久防范严重失业的轻松办法，征服了公众舆论，而在他去世后，也征服了专业圈内的意见。约翰•希克斯爵士甚至曾提出，我们应把这个世纪的第三个25年，即从1950年到1975年这段时期，称之为凯恩斯的时代，就像第二个25年是希特勒的时代一样④。我并不觉得凯恩斯所造成的损害真的有这种说法所形容的那样大。但只要他的那些药方仍能发挥影响，则它们确实就是一种正统教条，而任何反对它的努力都无功而返。

个人的退让

我经常责备自己在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凯恩斯的理论框架的最初版本提出批评之后，却放弃了那场斗争。就在我对他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后，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改变了他的主意，不再相信他在1930年的《货币论》（Treatiseon Money)中所说的东西了。（而照我看来，他这样说多少对自己有点不公平，因为我一直相信，《货币论》的第二卷包含着他写过的最好的一些东西。）不管怎样，我当时觉得，再去批评它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自己可能又改变想法了。而事实证明，那个新版本——1936年的《通论》——征服了经济学圈内大多数人的思想，最终，连我最尊重的一些同事也转而支持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我则基本上被排挤在这场争论之外。（不过我相信，英国许多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在很大程度是出于某种让他们误人歧途的爱国精神，他们希望，这种体系能够在英国战后的艰难时期有益于英国，他们并不相信，它能够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国际货币秩序。）

二、失业的祸首

36年前，我就最关键的分歧这样写道：

我们也许可以说，下面一点当然是无可否认的：通过货币扩张，可以迅速增加就业，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充分就业——更不要说那些观点受亲身经历的一次严重通货膨胀影响的经济学家了。我们所能争辩的是，任何借助这种方式获得的这种充分就业，都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用这种方式创造就业机会，必将使波动永久化。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局势，确实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就业，哪怕这种就业机会只维持很短时间——布吕宁博士（DrBrUning)发现自己在1932年的德国就身处此境，因而使用那种手段是正当的。但经济学家不应当掩饰下面的事实：企图依靠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的最大化，本质上是亡命之徒的政策，只能换取某种短暂的喘息之机，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⑤

对于这一点，我现在想加上一句，以回应政客们长期以来对于我的观点的刻意的曲解，他们似乎想把我描绘为某种让保守的党派感到害怕的妖怪，我要说的是我经常强调的一点，而9个月前我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又曾说过一遍：

事实的真相是，由于某种错误的理论观点，我们被诱惑走入某种危险的境地，我们无法阻止严重失业的再度出现：不是因为——而人们有时会这样曲解我的观点——政府刻意制造出这种失业以抑制通货膨胀，而是因为，一旦通货膨胀不再加速，则作为过去的错误政策的一个非常令人痛心、但又不可避免的结果，必然会出现这种失业。⑥

“充分就业政策”导致的失业

由所谓的“充分就业政策”导致这种失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这个过程是通过需求配置的临时变化而发挥作用，也即将未被雇佣和已被雇佣的工人吸引到某些岗位上，而在通货膨胀结束时，这些岗位将会不复存在。在1914年以前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危机中，繁荣期中信用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工业投资，过度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失业，主要发生在生产资本设备的那些行业。而过去几十年是人为操纵通货膨胀，事情则更为复杂了。

观察20年代初期的一个现象，可以很好地说明，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我在维也纳的很多同时代人都曾见证过这一点：在这座城市，很多设在最好地段的著名咖啡馆，被新的银行分支机构给挤跑了；但在“稳定化危机”之后,它们又搬了回来，这时候，银行已经收缩了或倒闭了，成千上万的银行职员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

留下来的一代人

今天，由于过去几年的经济状况，已经使支撑充分就业政策背后的整个理论彻底丧失了信誉。结果，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发现其中致命的知识上的缺陷，而他们本来早就应该看出来的。但我担心，这种理论仍将继续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它已经给我们留下整个一代经济学家，他们除了这种理论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的主要难题之一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货币不受这些经济学家的误导，他们还会继续开出他们的江湖郎中药方，而其短期的效力仍会继续使他们获得青睐。在一些盲目的教条主义者中间，这种药方仍然大受欢迎，这些教条主义者仍然相信，这些经济学家掌握着救命的钥匙。

1863年的便士

因此，尽管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知识声誉正在迅速跌落的事实已不容否认，但它仍然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实行一种明智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人们也始终没有充分认识到它已经导致了多么严重、且无法挽回的损失，尤其是在其发源地英国。一度指导英国货币政策的那种注重财政信誉的原则，迅速地被置诸脑后。短短几年时间，英国从被人模仿的楷模，堕落成了整个世界的反面教材。最近发生的一件有趣的小事让我对这种堕落有切身体会：我在我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一枚铸造于1863年的英国便士，大概12年前，也就是在这枚硬币出生正好100年后，伦敦的一位公共汽车司机把它找给我，我将其带回德国，用以向学生们说明，长期的币值稳定是什么意思。但如果我现在说英国是币值稳定的范例，他们都会当着我的面大笑起来。

三、政治控制货币的缺陷

一位明智的人也许应当能够预料到，在英格兰银行实行国有化之后不过30年的时间中，英国货币的购买力将会下降到不足国有化之初的四分之一。任何地方实行这样的政策，迟早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政府控制货币数量再次被证明是极其危险的。我并不怀疑，一个非常明智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或国际性货币当局，可以比国际性金本位制或其他形式的自动机制做得更好。但我看不出，政府或任何屈从于政治压力的机构有任何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行事。

集团利益是有害的

我在这方面从来都不抱幻想，但我必须得承认，在我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我对政府的看法是越来越坏了：政府越是根据某种理论行动（区别于仅仅遵守某种固有的规则），其所带来的危害越多——因为一旦人们知道政府可以实现特殊的目标（而不是仅仅维护一种自我矫正的自发秩序），政府就再也不能躲开党派利益的纠缠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一切要求，几乎无一例外是有害的——只有它们在抗议政府为了其他集团的利益而对它们施加限制的时候所发出的呼吁可以除外。至少在某些国家，管理政府事务的公务员大多数是聪颖之士，是善良而诚实正直的人物，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让我放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政府要想在目前实行的政治秩序中保住执政地位，就别无选择，只能利用它们的权力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而一种强大的利益总是想得到额外的金钱以满足其额外的开支。通货膨胀尽管从总体来看是有害的，但总是有一些集团，包括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政府主要想收买的一些集团，会在短期内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相当多的好处——即使是通过一定时期内的收人下降、忍饥受饿也在所不辞，因为人的本性使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能够度过这种紧急状态，这种收人的下降就是临时的。

重建抵制通货膨胀的防线

发行更多、更廉价货币的要求，是一股由来已久的政治压力，对此，货币当局是无法抵抗的，除非它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诉诸某种绝对的障碍，使得它们根本不可能满足那些要求。而当这些利益集团诉诸圣梅纳德⑦越来越辨认不清的画像的时候，那些要求就更无法抗拒了。因此，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建立一道新防线，以抵御种种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袭击；也就是说，要修复或者说恢复在他的理论影响下曾被系统地摧毁的那些约束机制。金本位制、平衡预算、赤字国家必须收缩其货币流通量、对“国际流动性”的供应施加限制等等措施，其功能就在于使得货币当局不可能屈从于发行更多货币的压力。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有这些防范通货膨胀的保障机制，使得代议制政府可以抵制强大的压力集团要求发行更多货币的呼吁的机制，在某些经济学家的唆使下被废除了，这些经济学家设想，只要把政府从这些僵硬规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政府就能够明智地为实现普遍利益而制订政策。

我不相信，我们现在能够通过创建某种新的国际货币秩序来矫正这种局面，不管是某种新的国际货币管理当局或机构，甚至是采取某种特定的机制或政策体系——比如古典的金本位制——的某种国际协定，都无法达到上述目标。我相当确信下面一点:现在任何试图通过国际协定重建金本位制的努力，都将在很短时间内失败，这种努力只能使某种国际性金本位制的理念在更长的时间内声名扫地3实行金本位制要求公众普遍地相信，为了保持合理的币值稳定，有时需要采取某些可能带来眼前痛苦的措施;如果公众没有这种信念，我们就不要指望有权决定货币数量的当局会始终一贯地抵制发行廉价货币的压力或诱惑。

保护货币不受政治侵扰

政客们信奉修正了的凯恩斯定理：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下台的⑧，因此，他们才不管治愈失业的短期成功，是否必将导致未来更多的失业。因为，因此而受到指责的，不会是那些制造了这些失业的政客，而是后来那些试图停止这种失业的政治家。民主制度设置的最坏的陷阱，莫过于此了，因为在民主制度中，政府被迫按照人民认为是正确的信念采取行动。我们获得一种稳定货币的唯一希望确实在于，现在就要找到保护货币免受政治侵扰的办法。

事实上，除了实行金本位制的200年之外，历史上，一切政府都利用它们发行货币的专有权力来欺诈和掠夺人民。有人相信，只要人民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他们的政府发行的货币，政府就会比较可信；然而，再也没有比这种期望更没有根据的了。目前通行的政府体制，号称是按照多数的看法行动的，实际上是根据某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利益集团的看法行事，这些集团可以威胁撤回选票——而只有依靠它的选票政府才能获得多数的支持——而创造出政府必须采取某些行动的某种“政治必要性”；在这样的政府体制下，我们不能将某些危险的工具委托给它。幸运的是，我们不必担心——我也希望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政府将会发动一场战争来讨好某些对于政府来说不可或缺的支持战争的利益集团，但把货币这样一种工具交给政客——其实似乎是经济学家——来撞大运，当然也太过危险了。

一种危险的签断权

真正危险、因而应当取消的，不是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利，而是政府发行货币的独家专有权利，政府强迫人民以某一固定价格使用它、接受它的权力。这种政府的垄断与邮政垄断一样，最初出现的时候绝不是为了给人民带来好处，而完全是为了增进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我怀疑，除了对统治者及其亲信之外，这种垄断权是否曾对人民带来过任何好处。有人相信，政府赐给我们的货币，比政府没有这种专有权时我们所能得到的货币要安全可靠得多，但全部的历史都与这种信念恰恰相反。

四、合同支付时的货币选择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愿意使用的货币？我所说的“人们”是指个人，他们应当有权决定自己是用法郎、英镑、美元还是用德国马克或金盎司账目进行买卖。我并不反对政府发行货币，但我相信，它们的垄断权，或它们限制在其疆域内以其他货币订立合同的权力，或决定各种货币兑换之比率的权力，都是完全有害的。

目下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各成员国或大西洋共同体的各国来说，我们所能期望于各国政府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它们互相约束自己，不对在其境内自由使用对方——或他国——之货币施加任何限制，包括不限制人们用当事各方同意之任何货币进行购、销，也不对以他国货币作为记账单位施加限制。在我看来，目前，欧洲所应追求的既为可行、也更为可欲的目标正是这种制度，而不是乌托邦的欧洲货币单位。为使这一方案有效运转，重要的一点是——出于我下面将要阐述的理由——应该规定，一国的银行可以自由在他国建立分支机构。

政府与法币

对于所有那些信奉“法币”概念的人来说，这种建议乍一看似乎很荒唐。法律规定一种货币为合法的货币，难道不是至关重要的吗？然而，这种信念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即只要政府发行了货币，它也就肯定会说，在清偿以这种货币发生的债务的时候，哪种货币必须被接受。它也必然要规定，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清偿某些非合同的法律义务，比如纳税或损害赔偿和侵权赔偿。但政府却没有解释清楚，人们为什么不能自由地以他们所选择的货币订立合同，包括进行日常的购销活动，或者为什么他们有义务只能以某一种货币销售货物。

对于政府滥用货币所能施加的最有效的制约，莫过于人们可以自由地拒绝接受他们所不信赖的货币，而随意使用他们所信赖的货币。而能够促使政府保证其所发行之货币保持币值稳定的最强有力的机制，莫过于使其认识到，只要政府将其货币的供应量控制在需求量之下，则对其需求就会趋于增长。因而，让我们剥夺政府（或它们的货币当局）保护其货币不受竞争冲击的一切权力：如果它们无法继续掩饰它们的货币正在贬值的真相，它们就将不得不限制其发行量。

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问，实行这样一种制度的结果是不是像那条古老的法则所说的，劣币将驱逐良币？然而，这是对所谓的“格雷欣法则”的错误理解。其实，关于货币机制的最古老的洞见之一，早在2400年前的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就曾在他的一出喜剧中说过，政客就跟铸币一样，因为劣者会驱逐良者。⑨然而，甚至到了今天显然未被人普遍理解的事实的真相是，只有当良币和劣币必须以强制规定的比率兑换的时候，格雷欣法则才会发挥作用。在人们可以自由地以双方同意的比率兑换不同货币的时候，情形恰好相反。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即使政府出台了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也无法阻止人们使用其他货币——人们宁可使用雪茄、白兰地这样的商品也不用政府的货币——在这里，显然是良币驱逐了劣币。⑩

自由的货币体系的优点

只要这种制度合法化，那么，一旦国家货币出现显著的贬值，人们就会很快拒绝使用这种货币，他们将会用他们信任的某种货币进行交易。尤其是雇员将会发现，在集体签定的协议中,要求雇主用他们信任、并能作为理性计算的基础的某种货币发放工资，而不是根据预期的价格上涨幅度来发放工资，更合乎他们的利益。这将剥夺政府让其发行的货币贬值来抵消工资提高及其所造成的失业的权力。这也会防止雇主在工资谈判中随意让步,因为他们心怀侥幸：即使他们承诺的工资上涨幅度超出他们的支付能力，国家货币当局也会拉他们一把。

我们没有理由担心这种制度安排对于那些既不知道如何应付、也不知道如何辨识稀奇古怪的货币的普通人的的影响。只要商家知道，他们可以按照实时兑换率迅速将某种货币兑换为他们所喜欢的任何一种货币，他们就会乐意以任何货币标价之恰当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而如果只有以政府所发行之货币标价的商品价格上涨，则政府的胡作非为就会在短得多的时间内暴露无遗,人们很快会要求政府对其所发行的货币——他们以这种货币向政府付款——的价值负起责任来。电子计算器将很快被到处使用，它可以很快以实时兑换率算出一种货币可以兑换成多少其他货币。而除非政府对其所发行的货币管理得确实极为糟糕，否则，它仍将有可能被用于日常的零售交易中。对各种货币影响最大的，与其说是日常支付中不同货币的使用量，不如说是人们持有不同货币的意愿。所有的生意和资本交易会迅速地转向使用更为可靠的本位（并以它作为核算和会计的标准），主要是这种趋势，将迫使政府将其货币政策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

五、长期的货币稳定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那些人们相信努力追求某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的国家的货币，将会逐渐取代那些货币当局行事不大可靠的国家的货币。财务健全的声誉将成为货币发行者小心呵护的资产，因为它们知道，哪怕是稍微偏离一下诚实的原则，社会也会减少对于它们的货币的需求。

我不认为我们有理由担心，各发钞机构为成为最受人欢迎的货币而展开的这样一种竞争，会引发某种通货紧缩或货币价值上涨的趋势。人们恐怕不会乐意以某种他们预计将会升值的货币借贷或发生债务，就好象他们不喜欢以某种预计将会贬值的货币放贷一样。一种货币，如果人们可以预期它会保持大致稳定的价值，则使用起来显然是非常便利的。如果政府及其他货币发行者必须要为争取人们持有它们的货币、以它们的货币订立长期合同而展开竞争，它们就必须让人们相信，它们发行的货币的币值将保持长期稳定。

“被人普遍珍重的东西”

我无法肯定的一点是，在这样一种竞相表现可靠性的竞争中，政府发行的货币是否会胜出，或者说，多数人是否并不会青睐诸如金盎司这样的货币单位？假如人们获得了决定使用何种货币作为自己的本位及普遍的交换媒介的完整的自由，黄金并不是不可能重新获得其作为“所有国家、所有文化、所有时代被人普遍珍重的东西”——雅各布•布罗诺斯基最近在其杰作《人的进步》中作如是说——的地位；不管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黄金恢复其地位的可能性，也要大于其在任何有组织地致力于恢复该制度的努力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为了使其完整地付诸实施，自由的国际货币市场为什么应当扩展到银行服务领域？其理由是，那些可以开具支票的银行存款，今天是大多数人拥有的流动性资产中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实行金本位制的一百多年中，这种局面也越来越严重地妨碍黄金成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国际性货币，因为黄金在一国的流人或流出，都需要数量大得多的国内信用货币的上层结构相应地扩张或收缩，但其后果却不加区别地落在整个经济之上，而并不是仅仅增加或减少了对于某些为实现进出口之新平衡而需要之商品的需求。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银行体系，则货币可以直接转移，而不会出现信用结构二次收缩或扩张的有害过程。

这种制度安排也能够对政府施加最有效的纪律约束，因为它们立刻可以感受到它们的政策对于本国投资的吸引力的影响。我刚刚读到250多年前一本英国辉格党人写的小册子：“谁愿在一个专断的国家开办一家银行，或将他的钱信托于该国？”很偶然地，我从这本小册子中得知，就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前50多年,一位法国大银行家让•巴普蒂斯特•塔弗尼埃（jean Baptist Tavenier)将自己长期在整个世界冒险得来的全部财富，投资到作者们所说的“贫瘠荒芜的瑞士庇护所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鼓起勇气对国王说，“我希望能够保住那些属于我的财富！”显然，瑞士奠定其繁荣基础的时间，要比人们公认的早得多。

货币的自由交易要好于货币联盟

我之所以青睐放开一切货币交易，而反对任何形式的货币联盟，也是因为，后者要求建立一个国际性货币管理当局，而我相信，这种管理当局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欲的——它不可能比民族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更值得信赖。在我看来，在人们普遍地不愿将主权或至少是管理权转让给任何国际性管理当局的倾向中，包含着某种非常健全的因素。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拥有发号施令之权的国际性管理当局，而仅仅是一个国际性社团（或者毋宁说是得到有效执行的国际条约），它能够禁止一国政府伤害其他民族的行为。如果能够有效地禁止对不同货币（或货币的索取权）进行交易（及为人们持有）施加任何限制，就有可能废除全部关税、或妨碍货物与人员流动的一切障碍，这将确保建成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市场，这一制度在那些致力于追求这些目标的国家中创造的信任会超过任何其他制度安排。现在迫切需要击退货币民族主义，早在40年前，我就曾批评过这种现象，而当其正在演变成货币社会主义——因为这两种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的时候，则变得更为危险。有朝一日，人们会将完全自由地采用自己喜欢的货币，视为自由国家的基本标志，我希望这一天不是太遥远。

你们可能觉得，我的建议就等于废除了货币政策；你们的想法并无大错。在别的场合，我已经得出过结论：国家在货币方面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提供一种法律规则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人们可以发展出最能适合自己需要的货币制度。在我看来，只要我们禁止政府操纵货币，我们所能得到的好处就会超过任何政府在这方面所能带给我们的好处。私人企业可以比任何政府都做得更好。

附：关于凯恩斯、贝弗里奇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评论

我总觉得凯恩斯爵士是一位新的约翰•劳。跟劳一样，凯恩斯也是一位财政天才，他对货币理论确实作出了某些贡献。(除了对于决定货币价值的因素的有趣的、原创性的讨论之外，劳还第一次对下列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旦一种商品被广泛地用作一种交换媒介，接受它的人数就会加速增长。）但凯恩斯却从来没有让自己摆脱下面一种流行的错误信念，也就是劳所说的，“由于额外的货币能让闲人有活可干，能使已经就业的人挣得更多，因而产出将会增加，工业会更加繁荣”。

与这种观点相反，理查德•康替龙（RichardCaiUillon)和休谟则开启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休谟阐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说，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只有在获得货币与价格上涨的间隙或转换阶段，黄金或白银数量的增加才会有益于工业”。在凯恩斯主义潮流之后，我们又不得不再次进行这样的研究。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多地指责凯恩斯爵士要为他身后的理论之发展承担责任，其实有点不公正。我确信，他如果还在人世，将是反对通货膨胀的旗手，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至少在英国，主要是由以贝弗里奇爵士的名义出版的著作所决定的，（由于他本人对于经济学一无所知，所以）他的科学顾问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我一直指责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知识多少有点欠缺，但经常指出的是他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看法的缺陷。而在我看来，最清楚的证据是他为了驳斥这些理论而提出——大概是相当真诚地提出——的其他理论之滑稽荒唐。

①本文原作为伦教经济亊务研究所Occasional PaperNa48(1976)出版。其中第一节系以1975年9月25日在瑞士洛喿举办之日内瓦黄金与货币研讨会上发表的一份题为《国际性货币》的致辞。

本文写于（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之前，可以视为该书的一个预备性研

究。——译注

②本文原演讲中没有小标题，系为伦教经济亊务研究所出版时所加。——原注

③哈耶克教授在本文所附《关于釩恩斯、贝弗里奇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评论》中对这段评论予以扩充。——原注

④John Hicks,The Crisisin Keynesian Economics f O xford University Preas,1974

⑤F,A Hayek,Profits,Interest and Investment，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

1939,p.63n.一^原注

⑥F• Hayek,“The Pretenceof Knowledge”，Nobe lMemorial Prize Lecture 1974,收人Full Employment at Any Priced Occasional Paper 45,I EA,1975，p137. 原注

⑦指凯恩斯。——译注

⑧凯恩斯曾有一句名言：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一译注

⑨ Aristophanes,Frogs，891-8,见Frere的译文：

在官府选人的时候，在选择普遍使用的货币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同样的滥用权力现象；

我们古老而普遍被使用的硬币，

在希腊各国及整个世界被人珍重、获得支持、并被广泛使用的东西，

在所有王囯都获得认可，被打上可信的标记、做过成色化验，

在我们这里却遭到拒绝，被弃若敝屣；

在他们的城市通行的是

一种无耻地掺了假的货币，成色不纯，假冒伪劣，毫无价值。

大约在此前后，哲学家Diogenes曾说，货币是“立法者的掷骰子游戏”!——原注

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大通胀时期，人们开始在市场上使用美元和其他货币，当时，一位荷兰的金緻家（如果我没有记锗的话是Vissering先生）就曾指出，格雷欣法则是错误的，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原注

11、JacobBronowski,TheAscentofMan，BBCPublications,London，1973*

原注

12、ThomasGordonandJohnTrenchard,7%eCato 分别注明写于1722年5月12日和1721年2月3日的信，见1724年及其后伦教出版的全集中。——原注

13、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Longmans Lcmdon,1937. 原注

14、乍一看，我这里提出的建议可能跟我一向支持目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度的说法有冲突。不过，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只要民族国家政府拥有在其疆域内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则固定汇率就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对这些政府施加某种极为必要的纪律约束。但在政府不得不与其疆域内的其他货币展开平等的竞争、竞争为其施加了纪律约束的时候，固定汇率当然就不是必要的了。——原注

15、JohnLaw,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财政金融家，曾为法国制定开发美洲法属领地的“密西西比”计划，在巴黎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著有《论货币与贸易》。——译注

16、John Law，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swith Money，W.Lewis,London，1705. A Collection of Scarce and Valuable Tracts (the Somers Collection of Tracts, Vol.XIII)，JohnMurray,London,1815,包括Law的小册子（1720年版），见775-817页；812页一段话这样写道：“但由于这种新增货币将会雇佣那些现在闲置的人，而现在有工作的人会得到更多收益，因为产量将会提高，产品将会改进。”——原注

17、David Hume,On Money (EssayIII).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