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一般来说，谎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撒谎，也就是故意隐瞒真相，欺骗别人，而且本人也知道自己是在撒谎。另一种则是无意识的撒谎，指撒谎者所说的话与事实不符，但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是在撒谎。

移情作用，就属于无意识的撒谎。移情，其实就是无意识地认错人，并把自己的情感强加在那个被错认的人身上。大多数心理疾病都是无意识的谎言。由于病人的意识思维与潜意识思维的目标并不一致，所以，他们的认知与客观事实很容易背道而驰，并导致出极其疯狂的行为。而对于这些过程，他们本人根本意识不到，还坚信自己的所见、所闻、所说皆是真实。

在做实习心理医生时，我曾见过一个案例，我称其为“雷德里卡女王”。那真是我见过的最浮夸、也是最疯狂的案例了。患者是一位极其美丽的 26 岁女性，美国人，真名叫伊丽莎白·马丁。我见到她的那天，她刚在旧金山的某个高级百货公司被人当场抓获。当时，她试图抱着大量服装和皮草离开，却拒绝付钱。而她对盗窃行为矢口否认，坚称自己是瑞典女王，并说瑞典政府会负责她的一切开销。店方叫来了警察，由于她傲慢的态度和让人吃惊的口供，警方将她送往了精神病院。很快，我们就发现她并不是为了诈骗或盗窃而有意伪装女王，而是真正地、不带一丝怀疑地坚信自己就是雷德里卡女王。对她的治疗异常艰难，她被迫住院好几个月，并服用了大量镇静剂，之后才回归了现实世界。

很明显，她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比起她的病情，更让我吃惊的则是她的丈夫巴纳比·马丁。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他们在九个月前刚刚结婚，在婚后三个月时，伊丽莎白的病征就已经初露端倪：她告诉丈夫，自己在房东的公寓里发现了一部电台，因此她怀疑房东是纳粹间谍，同时还打算向 FBI 举报房东。那时已经是 1964 年了，巴纳比当然知道妻子的怀疑很荒谬，但他却选择了一种自以为很真诚的解决方式，他建议妻子先找到足够的证据，并自告奋勇地帮她一起搜集。

于是在几周的时间里，每天一下班，巴纳比就和妻子一起翻查房东的垃圾桶，并试图找到“证据”，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此时，伊丽莎白又笃定房东已经有所察觉，并在他们的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就这样，每天晚上他们不仅要翻查各类垃圾，还要为找到“窃听器”而检查所有的坐垫、杯垫，以及其他家具。在折腾了几周后，伊丽莎白还是没能找到想要的东西，这时她又告诉丈夫，自己有皇家血统。巴纳比对妻子的状况也疑惑重重，但最后还是选择闭口不说。

直到伊丽莎白被送进医院并正式确诊后，巴纳比才松了一口气。这个“病”其实也是他一直所怀疑的。但同时他不得不承认，在妻子发病时，他一直在和她一起翻查垃圾、搜索角落，简直和她一样疯狂。比起妻子的疾病，自己的表现则更让他备受打击。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他能通过微妙的表情，判断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无法抗拒妻子的妄想。事实上，他自己也一样陷入了妄想中，并成了妄想的一部分。此外，我还向他指出，他那种貌似“真诚”的处理方式，反而助长了妻子的妄想，并将她接受治疗的时间延误了 6 个月之久，使得她的妄想更加根深蒂固，也让治疗变得更加困难。

心理研究发现，同一家庭的成员，可能会被同样的妄想所控制。通常来说，当占据强势地位的成员产生妄想时，顺从或依赖的一方就会陷入两难境地：或者向强势的一方发起挑战，或者接受他的妄想。而现实中，弱势的一方往往会选择后者。

这种妄想总会同时出现在两个人之间，比如丈夫和妻子、关系亲近的兄弟姊妹或是母女之间。我们能在法国的精神研究著作里，找到对这种综合病症的最早描述，它被命名为“二联性精神病”，而英语则称之为“两个人的疯狂”。但事实上，这种病症也可能是多联性的，也就是说，发生在某个群体之中，比如一个家庭。我就曾接触过一例“四联性精神病”，在同一家庭中，丈夫、妻子和两个孩子共同臆想出了一个复杂的精神幻觉系统。

如果继续延伸我们的视角，会发现这种多联妄想症不仅出现在家庭中，它甚至会出现在比家庭更加广阔的范围，比如某个教会、某家公司、某支军队，甚至是某个国家，都可能因为禁不住这种臆想的诱惑，而集体走向疯狂。

纵观人类历史，这种大规模的妄想，或者说群体性疯狂并不少见。最后这一章，我们着重要讲的，就是如何避免这种群体性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