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一、概述

人们对于隐喻已经提出了很多理论，如：亚里士多德的指称说，Quintillian的替代说，Kittay等人的转移说，Matthew、Halliday、Chomsky等人的变异说，Kennedy等人的分类说，Richards、Black、Tourangeau & Sternberg等人的互动说，Ortony的突显失衡说，Gentner & Clements的结构映射说，Glucksberg & Keysar的类别蕴涵说，Searle、Morgan、Levinson等人的语用说，Cohen等人的语义说，以及当代认知科学界提出的概念隐喻说（又叫：隐喻认知说）（参见王寅，2001：303—315；Gibbs，1999）。所有这些论说都是基于某一观点，侧重某一方面试图解释隐喻的工作机制，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大都与人们的认知有关，只是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强调了不同的分析重点，可大致分为两大类：

（1）语言说 ，强调从语言不同层面来认识隐喻，包括修辞说、替代说、转移说、语义说、语用说等；

（2）认知说 ，强调从人类的思维高度来分析隐喻的认知功能。

其实，语言说中有很多观点也涉及了人类的认知问题，认知说也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升华，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虽说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冲出了语言藩篱的束缚，将其上升到了人类认识世界、思维方式的高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隐喻，但也是基于语言中普遍存在隐喻，并对大量隐喻作出详细分析之上的。

L & J于1980年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后来又吸收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于1999年提出了“基本隐喻综合理论（The Integrated Theory of Primary Metaphor）”，主要论述了隐喻的形成机制，其实也解释了隐喻的工作机制，包括四个部分：

（1）Johnson并存理论（Johnson's Theory of Conflation）：心智经验和感觉经验是共存的，儿童起初对这两者并不加以区分，它们是自发地、无意识地联结在一起的，例如感觉上的“看到”与心智上“知道”可自然地建立联系，“看不到”就自然会与“不知道”建立联系。儿童起初对这两者并不加以区分，只是后来才能区分开来，但仍有较为持久的跨域联结性，这实际上就是概念隐喻的映射。这一发现十分重要，不仅解释了隐喻映射的起源和过程，而且还解释了隐喻习得的过程，即儿童起初是如何理解语言表达的。

在神经科学中，“并存”可解释为共同激活了两个概念域，此时在两域之间就形成了永久性的神经联结。Johnson和Grady（1997）两位学者共同发现，不足4岁或4岁的儿童通过感知体验就已经并存着大约数百条基本隐喻，例如，当将果汁倒入杯中或将物体堆放起来时，“数量”与“垂直”两个概念域同时被激活，它们在经验中自动地、无意识地形成了始源域与目标域的并存“MORE IS UP”。

（2）Grady的基本隐喻理论（Grady's Theory of Primary Metaphor）：基本隐喻的结构最简单，所以又叫原子隐喻，它是将日常的感知经验自然地、自动地、无意识地映射到概念结构之上的结果，“并存”是形成基本隐喻的基础。例如婴儿的“情感经验”常与“被抱而感到温暖”紧密联系在一起，温暖就自然地与情感建立联系，两者并存在概念之中。随着认知的发展，两者分离开来，但跨域映射依旧存在（a warm smile），从而自动形成基本隐喻。通过基本隐喻跨概念域的联结和融合形成了复杂隐喻。早期的普遍经验导致了普遍的并存现象，然后发展成普遍的约定俗成的概念隐喻。

（3）Narayanan的隐喻神经理论（Narayanan's Neural Theory of Metaphor）：进一步从神经联接角度解释并存现象。他认为婴儿在并存过程中产生联结的同时也激活了神经联结，前者是通过后者实现的，被共同激活的神经元之间也就建立了联系（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从而就可建立横跨神经网络的永久性的联结。这种神经联结就形成了从始源域到目的域的激活，这就解释了基本隐喻是如何被学得的，从而也解释了隐喻推理的神经机制。

（4）Fauconnier & Turner（1996）的概念融合理论（Fauconnier and Turner's Theory of Conceptual Blending），又叫融合空间理论（Blended Space Theory），或简称为BT（Blending Theory）。尽管Fauconnier（1997：168）曾指出：隐喻是连接语言和概念化的一种显著的、普遍的认知过程，主要依赖喻体和本体这两个输入空间的跨域映射；不同的概念信息能够被共同激活，在某些条件下形成了跨域联结，从而就导致了新的推理，生成新的信息。但他和Turner都没能运用BT对隐喻作出系统的论述。

Grady等人（1999）则进一步运用BT对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la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作出了修正，并对其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将喻体（始源域）和本体（目标域）视为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s），从其中提取出部分结构和信息，投射到融合空间（Blended Space）。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中所共有的轮廓结构，能保证映射正确进行。在融合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个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此时就可能生成始源域或目的域中所没有的新创意义。概念融合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也可是全部新创的，BT主要研究后者。

Grady等人指出：CMT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释不了为什么隐喻意义可能既不存在于始源域，也不存在于目的域之中，如：

［58］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

在两个域中存在一些对应映射的关系：外科医生/屠夫；人/动物；病人/商品；屠刀/手术刀，等等。但解释不了“医生无能”的隐喻义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尽管屠夫没有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高，但不一定就是无能的，好的屠夫也一样具有熟练水平，会受人尊重。可见，在始源域中并没有“无能”这一概念被映射到目的域中去。BT运用“新创结构”这一概念就可对之作出解释：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某些结构和信息映射到融合空间，两输入空间的共有成分存在于类属空间（人们用尖锐的工具对另一个生命体实施某一动作），这些信息在融合空间中就会生成新信息。在屠夫的输入空间中，动作的目的是杀死动物以卖其肉，而在医生的输入空间中动手术的目的是为了医治好病人，这样就在融合空间中形成了两个输入空间的“手段—目的”对比，医生的手术可能具有屠夫的性质（视病人为动物，目的不是为了治疗，而是……），通过进一步推理就可生成新信息：“医生无能。”

另外，CMT与BT在解释隐喻时有相同之处，如：隐喻是概念现象，而不是语言现象；存在系统映射；概念域或输入空间之间的意象结构和推理结构存在对应关系；映射过程有限制等。但两种隐喻理论也有很多不同之处（Grady，et．al，1999：101；Croft & Cruse，2004：207），现列表对比如下页表。

图 13.2

我们认为：这两种隐喻理论具有互补性，后来L & J将上述四个观点合为一个“基本隐喻综合理论”，认为：我们早年以一般方式生活在日常世界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自动地、无意识地获得一个很大的基本隐喻（原子隐喻）系统。在并存期间形成了种种神经联结，自然形成了数以百计的隐喻，使得主观经验和感觉运动经验相匹配，然后通过概念融合而形成了复杂的分子隐喻。我们能形成这样一个基本隐喻系统，仅是因为人们有身体和大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

本节侧重以认知为基础从两个角度来论述隐喻的工作机制：（1）与语言的工作机制进行对比；（2）试述隐喻五位一体的认知机制。

二、隐喻工作机制与语言工作机制

隐喻的工作机制与语言的工作机制有相似之处。对语言的正确理解涉及很多因素，诸如交际双方（发出者P和接受者R）、语言表达方式（口语V和书面语W）、语义（概括义G和情景义S）等，据此笔者（1988）曾提出语言交际锥形图的设想，将语义置于正面位置来加以审视，便于剖析，也突出了语义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让久被忽视的语义、被形式所包装着的语义，从“幕后”走向“台前”，也反映着当代语言学研究从形式转向语义的基本思路，这与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的观点相一致。同时该图还强调了人们的交际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利用语内、语外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进行推理的过程。

图 13.3

这几个要素互相依存，相互作用，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交际推理程序系统。交际双方以GS为基础，运用一定的语言表达形式V或W，在数种互动关系的制约中不断进行推理，逐步获得语言形式的意义和P的确切意图，使得话语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程序中任一要素的变动都会影响到整个交际效果。

同样，在论述隐喻工作机制时，也必须全面考虑隐喻理解过程中所须涉及的五种因素：认知主体、本体、喻体、喻底、语境，因为隐喻意义是这些因素在动态综合作用下所产生出的结果，只有全面分析和考虑这些相关因素才能较好地理解隐喻，据此本书提出了解释隐喻的五位一体认知机制。另外，从PSG面向RSG面传递信息时，其间还可划出一个VGS或WGS面来表示信息传递过程的中介面，RSG面就是结果。同样，笔者也主张在理解隐喻时区分出喻体向本体映射的过程，以及映射后的结果：映合。本节拟对这两者分别加以描述。

当然，在隐喻工作机制中，喻体与本体或语境之间的意义始于冲突，结于统一，这与一般的语言工作机制不完全相同。

三、隐喻的五位一体认知机制

（一）主体

这里主要指交际双方两个认知主体，相当于上述语言交际锥形图中的P和R，他们具有认知能力，掌握了G，以及语境作用、背景知识、文化因素、认知模型等因素（相当于上图中的S），这是隐喻得以实现其交际价值的基础。正是由于人类有了认知能力，具备了想象力，掌握了推理，才可能产生隐喻性思维，从而不断学会和丰富隐喻表达的方法，发展推理能力。也正是接受者有了这种认知能力，才能做出确切的判断，识别出语句的隐喻意义。当他发觉某一语句在字面上有逻辑矛盾、按正常意义解释不通、与S不符时，就自然要寻求其他方法，转向隐喻性的理解，尽量寻得与当下语境相协调的解释。当然在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之间也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来，就如在死隐喻和新奇隐喻之间很难一刀切一样（参见第四节第七条），这也与语言具有模糊性的观点相一致。

我们知道，喻体的一个或某些特征是无法直接作用到本体之上的，其间必定要牵涉到认知主体的作用，两类本不相同、不相似、或本无甚关系的事体并置后所产生出的相似性，是在人的认知作用下产生的。特别在说到隐喻可创造相似性时，认知主体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没有这样的隐喻性表达，这种相似性往往并不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在理解隐喻时应充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相一致的。

有些行话常仅局限于某一行业或人群圈中，往往不为圈外人士所使用或理解，它们大都是些隐喻性说法，如影视圈中把某人上镜头叫做“触电”。有时隐喻性说法的使用范围还会更窄，仅限于一个家庭或夫妻之间，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建立起密切关系，形成了许多共享的背景知识，自然就会产生为别人所不能理解的妙趣横生的说法。例如，有位姑娘嫁给了一个学者，他整天只顾看书，而简直就不看新娘一眼，两人有如下对话：

［59］新娘：我要是那本书就好了。
学者：那可不行，这本书我一看完就要换的。

由于在认知主体之间有了这一默契，新娘总爱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换书？”而外人听来是很难理解其中隐喻含意的。

因此，隐喻的使用和理解自然会涉及交际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双方达成对某隐喻说法的共识，就可能建立某种常规关系，使其成为双方之间有效的交际工具，这样，隐喻也才获得其存在的可能，才会具有生命力。当然，人们的认知能力、概念系统是复杂的，这才产生出千奇百怪、林林总总的隐喻表达式。另一方面，人们的认知能力是有差异的，概念系统也不会完全相同，因而有时可能会导致对隐喻理解的偏差。一般说来，在上述所设计的锥形交际图中，PSG面的信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给听话者，因此在很多场合下接受者也不大可能完全理解对方在隐喻中所包含的全部含意。其实，一个隐喻会包含很多隐含意义，这就是Black（1979：28）所说的喻体中会含有一系列“联想隐含（Associated Implications）”组成的“含意复合体（Implicature Complex）”。本体也是一个意义复合体，两个复合体中都包含了大量的背景信息，不同的认知主体对这两个复合体的认识必定会有差异，因此就会导致隐喻意义理解上的分歧。Black曾认为：对这些关系的确认是所有隐喻的特征，因此模糊性也就成了隐喻的一个特征。

（二）本体与喻体的互动作用

在喻体特征向本体映射过程中，本体所具有的特征会对该过程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参见第五节第八条；Black，1962），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正是由于有了本体在映射过程中的限制作用，才会生成恰当的映合结果。因此我们主张区别出隐喻工作机制中的“过程（映射）”和“结果（映合）”，对它们分别加以论述，有利于将隐喻的映射理论阐述得更清楚，这也与Fauconnier的观点相吻合。

（1）映射过程 。所谓“映射”，可以想象成将喻体B屏幕上丰富的影像（包括通常所说的特征或复杂的形象）投射到本体A屏幕上。在这一过程中S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一方面可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意象图式，另一方面可帮助排除那些不很相关的特征。

（2）映合结果 。A屏幕中的有关因素会对B屏幕映射过来的影像作过滤性的筛选，决定着聚焦信息的形成。认知主体在AB信息互动作用的影响下，自然会激活有关信息进行加工，也会抑制那些无关的信息以保证认知加工的效率（Gernsbacher，1990，1993），通过认知主体的激活和抑制机制，某一或某些关键信息映合后产生了融合反应，形成了注意的焦点，获得了突显的效果，需要重点进行认知加工，而后就能释解出语句真正的隐喻意义。

当然一个隐喻不一定仅只有一个隐含义，可能会一语几关，此时在认知主体的激活和抑制机制的作用下，以及在多重互动关系的影响下，滤出较为相关的焦点信息，构成了一个隐喻的数层含意，因此映合结果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数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两个屏幕映合后就能聚合成一个或数个“焦点”，这就是隐喻话语所要表达的含意所在。如在隐喻“He is a mule．”中，“mule”有很多特征，仅将其中的“倔强性”特征映射到“他”上，而排斥了许多其他特征：动物、长耳朵、吃草、可骑、埋头拉磨等，因为这些特征经S的认知作用有被过滤掉的可能。倘若更换了句中本体“He”，则必然会影响到对“mule”（该词还可泛指：杂交种动物，杂交种植物）特征的选择。又例：

［60］那大款专爱拈花惹草。

［61］那植物学家就爱拈花惹草。

人们从本体的不同会感到这两句话含义是不同的，例［60］明显是隐喻性用法，指男子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例［61］则更倾向于其本义性理解 。可见，本体的不同对于喻体的含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本体与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三）喻底

为确保对隐喻义的正确理解，就需要着力找出“喻底”。在喻体对本体的映射和两者的互动过程中，主体对它们之间潜在的相似性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推理和分析，由表及里，去异存同，一旦在两者之间建立了适合当下情景的相似关系，便会产生映合效果，也就能获得这一隐喻意义。

在语言交际锥形图中，G与S存在一种辩证统一的、互动的关系，其间的矛盾没有隐喻突出。我们知道，隐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的异和同也是一对辩证统一、互动的关系，其间的“异”更为突出，它多是推理的出发点，正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分属不同的类别，通过矛盾的合理冲撞才可能产生出隐喻义，没有这种“异”，语句就可能仅有字面意义。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这一角度看，正是有了这种对立，以“异”为基础，通过合理冲撞，经过“去异存同”的过程，才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统一，这“新的统一”就意味着找到了两者间具有焦点性的相似点，映合成功，从而就能帮助人们到达理解隐喻义的彼岸。（参见第四节第三条）

（四）语境

语境对隐喻的确认和理解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与认知主体之间也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这与语言交际锥形图中的S所起的作用相似。正如上文所述，人们通过想象力努力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建立“统一”，寻找“喻底”，如果这种“统一”或“喻底”能够适合当下的语境，与上下文意义一致，便可获得隐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主张从语用学角度来研究隐喻的道理，因为任何语句都是运用于具体语境之中的，隐喻也不例外。其实，隐喻理论语用说与认知说并不矛盾。Bartsch（1998）曾举过一个例子：Mary有一只十分喜欢的茶壶，有人触摸它时总是提醒别人要多加小心，有一天她用完朋友的自行车后，却匆忙将其扔到角落里，她的朋友发现后，就大声说道：

［62］This bike is my teapot．

这里就将Mary's teapot的部分信息（十分珍惜）投射到了别人的bike上，倘若没有上一语境，就很难理解这个隐喻。如说：

［63］那家伙是一只虎。

究竟是说“他很凶残”还是“他很强悍”，说“他劲头十足”还是说“他是一员虎将”、“一个劲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完全取决于语境。倘若是在体育比赛中，则可意为“虎将”、“劲敌”之义。我国清代金缨在《格言联璧》上说“怒是猛虎，欲是深渊”。则是在用“猛虎可伤人”的涵义。

又例：《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一报道标题：

［64］入室行窃牵出涉毒大案，半天逮住17个“粉呆子”

倘若没有前面半句“涉毒”作为语境，就很难知道“粉呆子”指什么。

语境还会直接影响到隐喻的隐含意义的程度性，如汉语中的“郑人买履”这一成语有其特定的含义（只相信条文，不顾客观实际的人），但如见到一个姓郑的人在商店买鞋，则可戏用此语，这时的用法则巧用其字面意义，缩小了隐含性，在此情景中已不再是指古时郑国的人，也没把量好的尺寸放在家中，语境直接改变了隐含意义的程度性。

在有的场合下隐喻的五要素可能会同时出现，但一般说来，很多隐喻中可能会缺少某一要素，大部分情况下可根据实际语境补全。

因此，隐喻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基于五位一体的认知机制。发话者用与A既矛盾，又可能相似或可以建立相似性的事体B来喻说A，使得隐喻成为一个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在多种互动过程中，受话人依靠S，消除矛盾，建立新的统一，求得喻底时，就能产生隐喻义。隐喻的理解也可归结为：异中求同的过程和结果。

四、两类不同隐喻的工作机制

从隐喻与相似性关系角度可将隐喻大致分为：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和可创造相似性的隐喻。体验哲学认为，感知体验是形成认知的基础，认知又是形成语言表达的基础，感知体验和认知同样也是形成隐喻的基础，这就说明了事体之间的相似性是形成隐喻的原因之一；但是另一方面隐喻也可以创造相似性，新奇隐喻多属此类，这实际上与人的认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是一致的。

Black首先强调了隐喻可以创造相似性的观点，通过这种功能可使人们获得看待一个事体的新视角，从而使隐喻从一种语言现象上升为一种认知现象，L & J（1980，1999）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参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例如莎士比亚第73首十四行诗的开头4行，可谓处处都有隐喻，在“秋天”和“老人”之间，在“树叶”与“头发”之间，在“黄叶落尽”和“脱顶”之间等，建立了新奇的联系：

［65］That time of year thou mayst in me behold，
When yellow leaves or none or few do hang
Upon those boughs which shake against the cold，—
Bare ruined choirs，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你在我身上或许会见到秋天，
当黄叶，或尽脱，或只三三两两
挂在瑟缩的枯枝上索索颤抖——
荒废的歌坛，那里百鸟曾合唱。

Heidegger（1975；彭富春译，1991：14）在《诗人哲学家》一诗中也是处处可见新奇的、创造相似性的隐喻。例如：

［66］走向一星——唯此足已。
思，就是使你凝神于专一的思想。
有一天它会像一颗星，
静静伫立在世界之空。

读来颇费思索，需要通过一系列认知和推理来理解隐喻是如何创造相似性的。

这两种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喻底（相似性）在这两种隐喻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人们所付出的推理难易度也不尽相同，因此这5个要素的相对位置也就不很一样。

（1）基于相似性创造的隐喻可图解为：

图 13.4

（2）创造相似性的隐喻可图解为：

图 13.5

在图13.4中，喻底较为明显地存在于本体与喻体之间，形成了隐喻性表达的基础，人们能够较为容易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拟将喻底置于两者之间。而在图13.5中，由于人的想象力比前者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如较难理解的、隐含性较高的诗词），或者说是在认知主体的作用下才将两者并置，在它们之间建立了相似性关系（喻底），故拟将主体置于本体和喻体之间，喻底主要是在人的主观作用下形成的。

（3）介于两者之间的隐喻

当然，这两类隐喻也有个程度问题，有时也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分出一个十分严格的界限，此类隐喻的工作机制可以下图表示：

图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