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第六章：你不是一张彩票

在商业领域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成功究竟是来自运气还是来自能力。

成功人士会怎么讲？Malcolm Gladwell，就是那个写《异类》（Outliers）的作者，研究过很多成功人士。他在书中说，成功来自运气和能力（patchwork of lucky breaks and arbitrary advantages）（译注：他是说运气和能力都需要，其中运气一定少不了，但能力可大可小）。沃伦巴菲特曾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富二代+狗屎运”（member of the lucky sperm club and winner of the ovarian lottery）（译注：大家自己查查 sperm 和 ovarian 什么意思）。杰夫贝索斯把亚马逊的成功归功于难以置信的行星对齐（incredible planetary alignment），并调侃说，这是“一半的运气，一半的好时机，剩下的拼脑力”（half luck, half good timing, and the rest brains）（译注：我数学不好，你别骗我）比尔盖茨更扯，他说他是因为生下来就具备某种技能（was lucky to be born with certain skills），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Outliers

或许这些人只是某种策略性的幽默。然而，那些可以连续成功创业的企业家们还是让我们有理由去质疑，“成功真的就如上面那些大佬们所讲的，只是个机会问题吗？”有不少人是可以连续做几个百万级的生意的。但很少有人像史蒂夫乔布斯，杰克多西（Jack Dorsey）（译注：推特，square 的创始人，还记得那个移动刷卡器吗？），Elon Musk 那样可以做几家百亿级的公司。如果大的成功真的只是靠运气，那上述的这几位就不该存在。

2013 年 1 月，杰克多西，推特和 square 的创始人，对他的两百万听众说，“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

“Success is never accidental”

但大部分人的回应都消极否定的。回忆一下当时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记者 Alexis Madrigal 回应说“所有的白种人百万富翁说：‘成功不是偶然的’”没错，那些已经成功的人早期或许靠得他们的关系，财富，经验来拿到第一桶金。但或许我们已经变得过早地无视了那些号称根据计划来获得成功的人。（译注：插句题外话，大西洋月刊是份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杂志，并且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看来没记仇。）

“Might be the best business book I’ve read…Barely 200 pages long and well lit by clear prose and pithy aphorisms, Thiel has written a perfectly tweetable treatise and a relentlessly thought-provoking handbook.

— Derek Thompson, The Atlantic”

那有没有办法来公正的结束这场争执？不幸的是，没有。因此公司从来都不是实验品。比如，如果我们想从 Facebook 那里得到一个科学严谨的答案，我们需要回到 2004 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去创造 1000 个 Facebook，去看看它能成功多少次。但这个实现是不切实际的。任何一个公司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环境，并且任何一个公司也只开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统计学没办法给我们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的样本只有 1.

从文艺复兴（1400 年至 1600 年），到启蒙运动（1650 年至 1800）再到二十世纪中叶，运气是那种可以被掌控的东西；每个人都同意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要做你不能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针对于当时社会的这种氛围，曾总结说：“浅薄之人迷信运气和环境，强者相信因果和努力”

“Shallow men believe in luck, believe in circumstances … Strong men believe in cause and effect.”

Ralph Waldo Emerson

在 1912 年，当 Roald Amundsen 成为世界上首位到达南极点的探险家之后，写道“胜利会等着那些有计划的人，在大部分人眼里，这就是他们口中的‘运气’”（译注：还是看下面原文吧，我翻译的太生硬了）

“Victory awaits him who has everything in order—luck, people call it.”

Roald Amundsen

没人会假装不走运并不存在，但我们的先辈们更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勤劳努力去创造他们的运气。

如果你相信你的人生不过是个机会问题，干嘛读这本书？（译注：呵呵呵呵）如果你读的只是那些像是中彩票人的创业故事，从他们身上确实没什么好学的。成功学的书，一定要慎重阅读。成功不能复制，但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比尔盖茨只是靠运气吗？雪莉桑伯格（Sheryl Sandberg）只是靠得出身富贵还是她“Lean in”？（译注：她写了本书，名字叫 Lean in（ 纽约时报书评 ），台译本： 挺身而进 ，中译本： 向前一步 ，我更喜欢台译本的名字。BTW：她的这本书尤其适合中国男性看一下）

如果我们讨论一个历史问题，运气只是“过去时态”。更重要的是关于未来的疑问：这是机遇或设计的问题吗？

你能掌控你的未来吗？

你看待未来，是觉得它是一种确定的方式在发展，还是有点说不清楚的不确定性？如果你觉得你能看到某种确定性的东西在，那么你会提前去了解，去相应地做点什么准备。如果你认为未来充满了随机性，那么你很容易会放弃去掌控它。

对未来的不确定态度解释了我们当今社会的大多数失衡问题。Process trumps substance：当人们缺少具体需要执行的计划时，他们会用常规的办法来做一个多种配置的收益表。“Process trumps substance: when people lack concrete plans to carry out, they use formal rules to assemble a portfolio of various options. ”这就是当今的美国。在初中，我们被鼓励着去“积攒”课外活动。在高中，有野心的学生更是会努力地表现着各种全能。当进入到了大学，他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来做那个令人困惑充满花样的简历，来为一个完全不知的未来去做准备。结果就是，他做了等于没做（Come what may, he’s ready for nothing in particular）。

一个确定的观点，更推崇 坚定（bold） 。 一个坚定的人会选定一件最好的事情去做，然后努力做到，而不是万金油一样的面面俱到。他（她）会力争在某些方面做得特别好来凸显自己（在这个方面取得垄断地位），而不是埋头苦干碌碌无为 。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身边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早早失去了对确定世界的信仰。例如，没人能仅仅通过做一件事情来进入斯坦福，除非像是体育特长生之类的人物。

“Instead of working tirelessly to make herself indistinguishable, a definite person strives to be great at something substantive—to be a monopoly of one. ”

你可以期待未来变得更好或是更坏。乐观者欢迎未来，悲观者充满恐惧。合并起来，我们对未来就有四种认识：不确定的悲观，确定的悲观，确定的乐观，不确定的乐观。

不确定悲观

每种文化都有过从黄金时代衰落的神话，并且几乎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曾经是悲观主义者。甚至是今天，悲观主义仍然占据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一个悲观主义者会当心（look out）悲凉的未来，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描述了从 1970 年初期到现在的欧洲社会。今日的欧洲处在一个慢节奏的危机中，并且没人可以为之负责。欧洲中央银行除了临时补救外做不了什么：美国财政局会在美元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欧洲可能会在欧元上印着“把那个罐子从路上踢走”（Kick the can down the road）。欧洲人只是当事情发生以后才会采取行动并期待着事情不要变得更糟。不确定的悲观主义者不知道这种衰退是快还是慢，灾难性的还是平缓的。所有能做的就是等着它发生，所以他会跟从前那样吃吃喝喝消磨时间：也就是著名的欧式度假休闲风（Europe’s famous vacation mania）。

确定的悲观

确定的悲观者是相信未来是已知的，且未来是要会变糟糕的，他应该未雨绸缪。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典型的确定型悲观主义者。当美国人看到中国近些年的经济迅猛的增长（从 2000 年起，每年 10%的增长率），我们印象中应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即将掌控未来的国家。但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人仍旧是乐观主义者，我们把我们的乐观投影到了中国的身上。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够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担心中国可能会接管世界；中国或许是唯一一个不担心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国家。

中国之所以可以增长的这么快的原因是它的起点够低。对于中国而言，最简单的增长的方式就是直接从西方世界去抄袭那些现成的东西。并且，实际上，这也是他们也在做的事情：执行确定的计划，烧更多的煤，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但是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也把资源价格不断推向更高，因此实际上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办法可以真的追上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们，并且中国人也十分清楚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层如此担心事情会变得更糟。每一个中国的高层领导都经历了孩童时代的饥荒，因此当中国政治局去展望未来的时候，灾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大众也知道冬天是要来的。那些外部人士们（译注：其他国家的人），着迷于中国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却很少留意中国的有钱人在试图带着他们的财富离开中国。没那么富裕的中国人则只是尽一切可能去存东西并且希望能存的够多，以备不时之需。身处中国每个阶层的人都对待未来非常的重视（deadly seriously）。（译注：这段话，中文版中貌似被拿掉了）

“Outsiders are fascinated by the great fortunes being made inside China, but they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wealthy Chinese trying hard to get their money out of the country. Poorer Chinese just save everything they can and hope it will be enough. Every class of people in China takes the future deadly seriously.”

（译注：Thiel 没说的一句话是，“中国人为了追求所谓的安全感，选择走稳妥的路：路上挤得人再多也没所谓（更说明这条路靠谱），过的辛苦点也没所谓（那是为了将来好），没什么意义也没所谓（吃喝玩乐就是最大的意义，你还不满足？），体制内无聊也没所谓（铁饭碗）。当然，那些钱挣够的人有机会的话，就干脆翻墙去了。”所以说（大部分）中国人是悲观的实用主义者并不为过，这个理论可以解释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当然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大家心照不宣。）

确定的乐观

对于一个确定的乐观者而言，如果他能规划和做的更好的话，未来会比线在变得更好。从 17 世纪到 1950-60 年，确定的乐观者领导者西方世界。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商人们在把世界变得更有钱，更健康，把人变得比更长寿。如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述，19 世纪的商业阶级：

“Created more massive and more colossal productive forces than all preceding generations together. Subjection of Nature’s forces to man, machinery, application of chemistry to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steam-navigation, railways, electric telegraphs, clearing of whole continents for cultivation, canalisation of rivers, whole populations conjured out of the ground—what earlier century had even a presentiment that such productive forces slumbered in the lap of social labor?”

每一代的创造者和远见家都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Each generation’s inventors and visionaries surpassed their predecessors. In 1843, the London public was invited to make its first crossing underneath the River Thames by a newly dug tunnel. In 1869, the Suez Canal saved Eurasian shipping traffic from rounding the Cape of Good Hope. In 1914 the Panama Canal cut short the route from Atlantic to Pacific. Even the Great Depression failed to impede relentless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always been home to the world’s most far-seeing definite optimists.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was started in 1929 and finished in 1931. The Golden Gate Bridge was started in 1933 and completed in 1937. The Manhattan Project was started in 1941 and had already produced the world’s first nuclear bomb by 1945. Americans continued to remake the face of the world in peacetime: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began construction in 1956, and the first 20,000 miles of road were open for driving by 1965. Definite planning even went beyond the surface of this planet: NASA’s Apollo Program began in 1961 and put 12 men on the moon before it finished in 1972.”

（译注：上面两段是举例）

大胆的计划并不只是为政治领袖或是科学家专属的。在 1940 年代末，一个叫 John Reber 的加利福尼亚人决心去 reinvent 整个旧金山湾区的自然地理学。Reber 是一名中小学教师，一个业余戏剧制作人，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尽管缺乏资格认证，但 Reber 仍然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提出在湾区建造两个大坝，巨大的蓄水池来提供饮用水和灌溉用水，为 20000 英亩地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尽管他并不是个权威，但当时的人们仍然很认真的对待他的提案。并且在整个加州的报纸对此事都有所讨论。美国国会召开了听证会来探讨其可行性。Th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甚至建造了一个 1.5 英亩的模型来仿真整个计划。测试发现了这个方案上的技术缺陷，因此整个计划没有实施。

但是今天的人们会如此的对待类似的提案吗？在 1950 年代，人们欢迎大的计划，并且去研究是否可行。但今天，如果是一个来自于中小学老师的提案，一定是会被无视掉的。如今你仍然能在 Sausalito 的一个仓库看到那个模型，不过现在这只是个参观：那些针对未来的宏伟计划变成了古代珍品。

不确定的乐观

经过了 1970 年代一个短暂的悲观时期后，不确定的乐观情绪从 1982 年以来就主导了我们的国家。对于不确定的悲观者，未来会变得更好，但他不知道怎么变，所以他没办法做很具体的计划。他期待着从未来获得利润但没办法去实实在在地为之设计可行方案。

不确定的乐观主义者会倾向于重新整理完善那些已经发明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去埋头苦干数十载，去创造一些新的玩意儿出来。银行家们通过优化那些现有公司的资本配置来赚钱。银行家们通过处理那些陈旧的事情或是帮人解决麻烦来赚钱。那些私人的投资者或管理咨询机构并不去开展新的商业；他们只是通过不断优化旧的生意来获得利润。所以并不让人惊奇的是，这些领域吸引着非常多的常春藤联盟学校的聪明孩子们，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看起来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更对得起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寒窗苦读呢。

如今的毕业生的家长们通常会鼓励他们的孩子沿着既有道路前行。婴儿潮造就的这代不确定乐观主义者更喜欢不需要努力就能过得很好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是生在 1945 或是 1950 或是 1955，你的第一个 18 年之内， 生活是变得越来越好的，但这与你无关 。技术的进步看起来像是自动发生的一样，婴儿潮的这些人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未来有着很高的期待但却缺乏细致的规划。所以当技术进展在 1970 年代停止的时候，收入不等的加剧只是解救了那些婴儿潮中的精英后代。从此之后，那些那些富有的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而其他人则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并且那些婴儿潮里富有的一代人很少会去质疑他们与生俱来的优势。因为有人替他们工作，他们也不需要去担心他们孩子的未来。

Malcolm Gladwell 说如果你不知道比尔盖茨的家庭条件有多好（他上了一个带有计算机实验室的私立学校），你是不能理解他的成功的。但是或许你也不能理解 Malcolm Galdwell，如果你不知道他本身就是婴儿潮的一员。当婴儿潮的人长大开始写书去解释为什么那些个体会成功，他们把这个归功于运气。但是他们错过了更准确的一种解释：他们一整代人从孩童时期就开始被一种“夸大机遇的重要性”教导着，并且低估了规划的重要性。Malcolm Gladwell 一开始去对自学成才的商人做着相反的批判，但实际上他自己经历就已经包含了传统一代的种种特质。（译注：这部分简单说就是，Malcolm Gladwell，写《异类》的那个人，他认为运气和天才在成功中占据了很大的因素，因此他试图把比尔盖茨的成功更多的归功于他的天才和机遇，而 Thiel 认为未来是可以为之去做准备的，否则我们干脆什么都不要做了，等着发生就好，关于俩人观点的讨论，可以参考 INC 这篇文章： Peter Thiel On The Right Way To Think About Talent, Optimism, and Luck ）

（译注：读这本书还有一个关于创新的思考，但没想清楚，以后有机会再写长点。简单说，美国是个推崇和尊重创新的国家。你创新，你就收到赞扬，只懂抄袭，你就会被人鄙视。这个国家，我的理解就是一群追求创新又勤奋的人带领一群懒汉致富（我看那帮工人下班都超早，工人没那么辛苦倒也好，一份工一份钱，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不需要喊什么口号，just do it）。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能听到很多科学家或者企业家呼吁重视教育重视自由重视创新，什么十万强计划或是为美国编程或者为美国教学或是呼吁开放对高级人才的签证限制，因为他们很担心二战以来成功运转的金字塔结构遭到以中国韩国印度为典型的勤奋+抄袭模式的破坏，他们担心自己的发动机没了。至于说欧洲，福利好，安逸，结果就是普遍很懒，他们略带悲观但又不像中国人未雨绸缪，周末来了就休息，假期到了绝不在屋子里宅着。生活安逸所以创新也多（比如前阵刚被收购的游戏公司 minicraft，但养活更多的懒汉还是没那么容易，沃尔沃诺基亚和希腊就是典型，他们也不是没出路，学学美国人就好。至于中国，邓爷爷之前说我们应该一部分人先富带领另一部分人富，没错，但切入点应该是富是建立在“创新”（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之上，而不是靠钻空子或靠权力掌握垄断资源，你不可能指望暴发户带大家一块吃肉，喝喝汤就好了。当然，这就是游戏规则。）

我们的不确定的乐观世界

一个确定的乐观未来会需要工程师来设计水下城市和太空设施，一个不确定的乐观未来会需要更多的银行家和律师。金融就是不确定思考的典范：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创造财富的时候，这是唯一赚钱的方式。那些聪明的毕业生们不去法学院也会跑去华尔街（法学院只有研究生阶段才有），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真实的规划。并且一旦他们去了高盛，他们会发现，在金融的内部，所有事物都是不确定的。这仍是乐观主义的（如果你预计会输，你就不会在真实的市场中去做事）基本信条是市场是随机的，你没办法很精准的指导任何事情，多样化在这里变得异常重要。

金融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很古怪。想象一样当那些成功的商人们把自己公司卖掉时候会发生什么？在一个金融世界里，展开来说就是这样：

1 创业者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他们把钱存进了银行

2 银行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他们把钱分散给了各投资机构

3 投资机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资本，所以他们去投资股票

4 公司通过产生自由现金流来增加他们的股值。如果他们升值了，他们会进行派息或者回购股票。

上述的这个链里没人知道该如何在真实的经济里处理金钱。 但是在一个不确定世界里，人们实际上更倾向于不限制的选项，金钱比你能买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 只有在确定的世界里，金钱是到达终点的工具，而不是工具本身。

不确定的政策

政治家们总是在选举期间表现的很靠谱，但是今天他们会去迎合大众的喜好。现代投票制度让政治家们尽最大可能去根据大众的观点来制定相应的形象方案。Nate Silver 的选举预测是引人瞩目般的精准，但是更引人瞩目的是每四年这都是很大一件事儿。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未来几周要发生的事儿的预测比未来 10-20 年之后的样子更加感兴趣。

这不仅仅是选举过程，政府方面也是如此，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过去会去协调复杂的方案，例如核武器和登月探索。但是今天，经历了 40 年的不确定发展，政府的主要工作确实提供保险；我们所面临的大的问题却是医疗，社会安全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支付问题。（译注：这一部分如果熟悉美国政治的人会知道作者想说什么）所以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自从 1975 年起，美国财政预算中的必要开支（比如：社会保险，联邦、州政府借贷利息）遮蔽了自由支配开支。为了增加自由支配开支，我们需要确定的计划来解决特定的问题，但是根据必要开支的不确定逻辑，我们只能通过开更多的支票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不确定的哲学

你技能看到政策上从确定到不确定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哲学上从确定到不确定的变化。古代的哲学是悲观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接受一种观点是：人的潜能是受限的。只有一个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我们的悲惨命运。现代哲学家们大部分是乐观的。从赫伯特·斯宾塞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19 世纪的人们有个共同的信仰。这些思想家们期待物质进步会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他们是确定的乐观主义者。

在 20 世纪的后期，不确定哲学又回来了。处于主导地位的两大思想家，John Rawls 和 Robert Nozick，通常被视为一对敌手。Rawls 关心公平与分配问题，Nozick 关心最大化个人自由。他们都相信人与人可以和平共处，因此不同于古代的哲学家，他们两位是乐观的。但是也不像斯宾塞或是马克思，Rawls 和 Nozick 是不确定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对未来没有任何具体的展望。他们的不确定面有着不同的形式。Rawls 在他的正义论书中说道：“Veil of ignorance”：“fair political reasoning is supposed to be impossible for anyone with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s it concretely exists. ”不是用技术来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是着迷于一个和平的社会，其中充斥着公平却鲜少动态变化。Nozick 反对 Rawls 式的公平概念。对于 Nozick 而言，任何自愿的交换都是被允许的，没有绝对的道德制高点。但他并没有比 Rawls 更多的具体的观点：二者都关注于过程。今天，我们夸大了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差异，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的不确定态度。在哲学上，政治上，经济上，皆如此，看重过程多过（为了一个美好未来的）具体的方案。

John Rawls

Robert Nozick

不确定的生活

我们的先辈们追寻着让寿命延长的方式。在 16 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们搜寻佛罗里达的丛林去寻找青春之泉。弗朗西斯培根曾说，生命的延长应该是被是做医疗的分支，并且是高贵的。在 1660 年，Robert Boyle 把延长生命置于他对未来科学的最高期待。无论是通过地理搜寻还是实验室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还是把死亡视作某种可以击败的事物。（培根在做一个通过冷冻给鸡延长寿命的实验时得了肺炎去世了）

我们还没找到延长生命的秘密，但是保险公司和统计学家们在 19 世纪就已经成功的揭示了一个关于死亡的秘密，这个秘密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他们发现如何把它简化成一个数学概率问题。生命表告诉我们每一年可能挂了的概率。然而，为了得到更好的保险合同，我们已经放弃了追寻长寿的秘密。当今人类寿命跨度的系统知识使得这个跨度变得更加自然。今天，我们的社会被两个观点渗透：死亡是必然的，又是随机的。

同时，随机的观点也影响了生物学的进展。在 1928 年，苏格兰科学家 Alexander Fleming（弗莱明）从一个他遗忘在实验室的碟子里，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抗菌物质：他很偶然的发现了这个名叫青霉素的玩意儿。科学家们继续去探索它的加强版。现代药物的研究旨在放大弗莱明的发现：制药公司们通过各种随机的组合方式，来研发新药。

但是这种方式已经不太好使了。尽管过去的两个世纪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最近十多年的生物科技还没有满足投资人或是病人的期待。Eroom 定律（类似于芯片行业的 Moore 定律）观察到：自从 1950 年以来，每 10 亿美金研发出来的新药数量每 9 年减半。信息技术的发展已是越来越快，能否在生物科技领域得到类似的进展是生物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对比生物创业公司和计算机领域的创业公司，我们会发现：

Rooms law vs Moores law

生物创业公司是非确定思考的极端典型。研究人员通过各种实验来看某种方案是否工作，而不是有某种完善的理论（例如身体是如何工作的）来作为参考。生物学家们说他们必须要以这种方式进行科研原因是基础生物学非常困难。根据这种言论，信息科技的创业公司可行是因为我们的计算机是人造的，并且我们可以设计使之满足我们的需求。生物科技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计我们的身体，并且我们了解的越多，它们看起来就越复杂。

但是今天我们有理由去质疑，那些所谓的生物学上的困难能否成为生物科技创业公司所采用“不确定方法”（译注，比如鸟枪法）的借口。已经有一些教授而不是全职的员工会参与到创业公司的研究中去。但是带来的后果是，公司的其他人便模仿着这些教授们的不确定方法进行工作。因此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很容易去质疑，上述这种方式会妨碍生物科技的发展，并且的确如此，非确定性的乐观会给未来的生物科技研究带来更大的挑战。

不确定的乐观可能吗

我们的不确定乐观决策会给未来带来什么？如果美国的家庭主妇们在存钱，至少他们可以期待着以后有钱花。如果美国的公司们开始投资，他们可以期待着从未来收获新的财富。但是美国家庭主妇们存钱没意义。并且美国公司只是让现金堆积在他们的报表上，而不是去投资什么新项目，因为他们对未来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其他的三种对待未来的观点（确定乐观，确定悲观，不确定悲观）都是可行的。 确定的乐观可行是因为你根据愿景建造未来。确定的悲观可行是因为你去抄袭一些已经可以用的东西。不确定悲观也可以，因为它很容易自足 ： 你对未来的期待不高，你很容易自我满足 （译注：所谓幸福感很强）。但只有不确定的乐观看起来是不稳定的：如果我们希望未来更好但又没有什么计划，这怎么可能？（译注：再次感叹下，Peter 的这种忧国忧民才是有价值的“爱国”）

实际上，现代世界的几乎每个人都听到这么一个答案：没有规划的进展就是我们所谓的“进化”（evolution）。达尔文在描述生命的时候就是说，生命是以一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过程。任何活的的生命体都是经历若干次随机迭代以后，最好的那次迭代胜出的过程。

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三叶草和恐龙的起源，但是可以用来解释其他领域吗？就像牛顿的理论没法解释黑洞和大爆炸（Big Bang）一样，我们并不清楚达尔文的生物理论可以拿来解释如何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是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而近些年，在商业领域，很多人喜欢拿达尔文的思想说事儿。媒体们喜欢把商业上的竞争市场和生态环境下的竞争做类比。因此我们会看到诸如这样的标题：“数字达尔文主义”“网络达尔文主义”和“键盘党的生存”（Survival of the clickiest）

甚至是在工程驱动的硅谷，也是盛行着“精益创业”（lean startup）主义， 认为我们可以造个小而美的东西，然后根据这个不停变化的环境去适应，去进化 。企业家们会被告知，没什么东西是可以预知的：我们应该听从消费者的想法，去做尽可能少的东西（minimum viable products），迭代，直到成功。

Lean Startup

“Even in engineering-driven Silicon Valley, the buzzwords of the moment call for building a “lean startup” that can “adapt” and “evolve” to an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 ”

“But leanness is a methodology , not a goal.”

但是“精益”只是一种方法论，并非目标。根据环境状况做出最小的改动，可能会给你局部最优结果，但是它很难帮你实现全局利益最大化。你可以做一款全世界最好用的订厕所纸的手机软件（译注：lets people order toilet paper，我保证这段我真的如实所述）。但是只有迭代而没有大胆（bold）的计划是不会让你从 0 到 1 的。如果一个全是悲观主义者的公司可能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如果你什么计划都没有你凭什么就期待能成功？（译注：我的第一反应是乐淘，记得还在上面买过鞋来着，那个 ceo 的 那篇著名的文章（电子商务是个骗局 ）实在让人印象深刻，不知道毕胜老师现在过得还好吗？）达尔文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创业公司里，智慧的设计（intelligent design）非常重要。

“You could build the best version of an app that lets people order toilet paper from their iPhone. But iteration without a bold plan won’t take you from 0 to 1 .”

设计的回归

优先设计对于机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好的设计是一种审美需要，并且每个人（从懒汉到雅皮士）都会很在意他们的外表。因此，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都首先要是个“设计师”。任何一个拥有苹果 i 系列产品或是 macbook 的人都会感受到乔布斯对于完美的追求。但是从他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不是审美，而是他的商业观（his business）。苹果公司有着长期的产品规划来确保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可以有效的进行。忘掉“最少可行产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s）理论吧，即便是乔布斯在 1976 年开创苹果公司的时候，他已经深知你可以通过认真的规划去改变世界，而不是去靠听取意见反馈或者抄袭别人的成功。

Apple Products 2012

“长期规划”在我们这个不确定的，看重短期利益的社会里被经常低估 。当 iPod 在 2001 年 10 月发布的时候，那些分析师们（译注：所以咨询这个行业蛮扯淡的，数据要看，但意见什么的，可听可不听）只是评价说“不过是苹果电脑用户的一个小玩意儿”“不会改变世界”。乔布斯把 iPod 作为便携式后电脑时代设备的试水之作，但这一点并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我们看下这个公司近十年来的股票变化便能看出这种长期规划的威力所在了。

规划的力量解释了评估一个私人公司的困难程度。 当一个大的公司想去收购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时，它经常给过多或者过少： 创业者们只有在对公司缺乏具体愿景时采取出售公司，这种情况下，估值就容易过高；带有坚定计划的确定型创业者不会出售公司，这也意味着给的价钱不够高 。当雅虎在 2006 年 7 月提出要以 10 亿美金收购 Facebook 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译注：本书的作者是 Facebook 的早期投资人，占股不小）。但是马克扎克伯格走进董事会，然后宣布说：“OKay， guys，我正式说一下，不花你们 10 分钟的时间。我们很明显不要卖！”马克在当时看到了雅虎不能看到的未来前景。一个有个明确计划的生意往往在那些视未来充满了随机的人的眼中被低估。(译注：根据最近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事情上，是 Marc Andreessen 建议 Mark 不要卖的， 参考链接 )

“Okay, guys, this is just a formality, it shouldn’t take more than 10 minutes. We’re obviously not going to sell here.

—Mark Zuckerberg, 2006”

你不是一张彩票

我们需要找到一条回到“确定乐观”的路，并且西方世界并不缺少文化革命来做这件事情。

从哪开始呢？我们的哲学系要尽快抛弃 John Rawls 的理论。Malcolm Gladwell 也应该去改变他的理论。我们需要一些思想观念上的改变，如果没有真的很难做出什么不同。

创业公司是一种对坚信能最终掌控的事务拼尽全力尝试。 你不仅仅为自己代言，也为即或小但是一样重要的一部分世界代言。这需要从对机遇的不公说“不！”开始。

你不是一张彩票。

“A startup is the largest endeavor over which you can have definite mastery. You can have agency not just over your own life, but over a small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It begins by rejecting the unjust tyranny of Chance. You are not a lottery ticket.”

本章读后感

这一章翻译完，小一万字。

马克安德森最近一次在彭博的采访（Bloomberg, Studo 1.0, 14/10/30）说，当下他最欣赏的三个人（影响世界的三个人），larry page，elon musk 和 peter thiel。

我也不知道当初怎么就冲动想翻译这本书，的确花了不少时间，但现在看来那个决定非常明智。水平不高，所以即便之前看过一遍也要花不少时间去遣词造句甚至揣摩作者的本意，这反倒成了一个好事儿，有时间去查资料去想。在翻译第五章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章，但我再看第六章，更喜欢这章（这章也最长最不好翻译），觉得作者真的是了不起，看问题很深刻（其实我不配用“深刻”去评价别人，不过 nytimes 和 economist 是这么讲的吧）。当然我也相信别人拿起这么书来看甚至让他去翻译未必有我这样的感触，所以我也越来越相信“别人的评论（包括但不限于书评影评实事点评未来预测）未必可信”，即便是自己曾经的想法也是会经常错的。

Anyway，你需要尽可能去接触第一手东西，并且需要不停的思考，还需要时不时回头看。出错太容易也太正常不过了，错个无数次至少对一次就行。

说到这，想起某天一个陌生人在我微博下留言说，觉得这书离实际太遥远，没读完，问我哪一章是偏实践的，他想直接看那个。我说我也没读完。然后就没然后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爽，因为现在越来越讨厌结论式的武断评论，尤其是负面评论，当然大家时间有限有些信息需要过滤，标签是一种过滤的方式。但在这个事上，我还是相信一本烂书是没可能又畅销又上大雅之堂的（比如某些大学或某些杂志）。其实现在来看，他的这个评论除了武断外也有一些别的东西，正是这一章所要讨论的

再说方法论，很多时候错可能不在方法而是做事的人，或懒，或没有理解到位，或情况多变。我宁愿那些提方法论的人不过是为了强调某种方式而非真正的否定一个肯定另一个。因为想讲明白一个事情太难了除非读者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很多好书（教科书除外），它存在的意义是认同而非洗脑。如果你以一种工具书的眼光来看待一本书，最后没有做好却埋怨知识本身，那其实不过是因噎废食，尽信书不如无书，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