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王寅教授将他的新著《认知语言学》打印稿寄我,A4纸用了700多页,装订成3巨册,令人钦佩不已。王寅教授肩负行政工作,但仍旧能够挤出时间,刻苦钻研,认真研究,成功地完成了国家级研究课题,若没有惊人的才智和毅力、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热爱,是难以完成此任务的。
本书为200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研究价值不言自明。本课题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反映了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学术界所关注的前沿课题之一。就认知科学而言,它主要研究心智表达如何促使有机体产生适应性行为和对世界的认识。这样说虽然有些简单,但包括了认知科学的三个重要方面:(1)对多学科性的认识;(2)客体的解释是对有指导的行为和认识的认同;(3)内部知识表达和转换涉及对这个解释的确认。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与二次世界大战后认知科学最初植根于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指广义的心智运作、心智结构、意义、概念系统、推理等)不同,作者明确地说明他的研究着重论述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即以Lakoff、Langacker、Taylor等人的理论为基础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其基本特性是研究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如何通过“心智范畴”(或“意象图式”)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本书重点研究了范畴化理论、认知模型、意象图式、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语法化、隐喻认知以及象似性等方面。贯穿全书的思想是我们对“现实”体验的上述种种途径或手段的源头,来自我们通过自身对世界的经验。应该说,国内已有学者对上述有关内容进行了一些介绍和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方方面面作整合性、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当属本书。
我对本书研究过程中的主导思想印象很深,即王寅教授能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述主观与客观问题,如马克思(1844/1979:126)在论述“人化的自然界”时指出:“任何一个对象对于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另一处,作者又引用了马克思1845年有关认知主体能动性的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引自本书第八章第四节),我总觉得现在有些新生代学者热衷于侈谈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一类时尚,就是缺乏科学思想最根本的指导。
正因为作者能用科学的方法论武装自己,在本书中不时有表述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学术权威的看法。如在第十四章中,他对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这对术语以及其间的关系提出了疑问,前者基于音响形象,后者基于概念。不破不立,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语言形式(或符号形式)”与“所指意义”这对新术语,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同一章中,作者讨论象似性辩证观与任意性支配观时,谈到“我们接受象似性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任意性,我们所否定的是索氏‘任意性支配观’。”我认为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也是可取的,倘若过于强调任意性的支配地位,把象似性看作零星的个案,只能遮掩人们的视线,从而不能经由认知的视角去探索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人类是如何创造、使用和发展语言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团,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但当他们面对世界、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时,都离不开象似性的过程。“约定俗成”一词过去强调其任意性,其实“俗成”就包含着个体对世界认识过程表现的象似性,“约定”就更离不开其进行过程中的逻辑性、统一性。因此,我认为这是本书闪现出的一个创新的亮点。
本书还有很多创新亮点,这表现在作者不满足于介绍国外现成的著作或观点,而是做了大量消化吸收、洋为中用、不断创新的工作。作者能收集语料,特别是汉语语料,对别人的和自己的观点进行认真验证。如在有关范畴理论的第三章,作者通过汉英词语形成规律的比较,指出汉语较多地运用了定中构词法,对范畴层或次范畴层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第五章对意象图式的讨论,能根据汉语“上”这个词的意义引申来说明问题,并与英语的over和on做了独到的比较(任意性学者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作者在第七章中还能针对现有几种认知模型之不足,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而且该模型显示出了强大的解释力,为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用“统一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各层面的研究方法又增添了一种新的途径。在第十三章中作者讨论隐喻时,还论述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这往往为英语界的学者所忽视。
早期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偏向于词语和句子,作者在本书中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辟两章讨论语篇层面上的认知研究问题。如在第十章“认知与语篇”中,作者举的都是来自实际生活的对话,一则描述两位同学的对话,一则是顾客与商场服务员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开始研究认知与语篇的关系了,其代表人物为美国的Chafe ,但作者讨论得更为深入,此举非常重要,因为人们交际时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不是一词一句,而是以语篇为单位的。只有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才能更完整、如实地说明人们是如何通过语言对现实感知和认识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第十六章中还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扩展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之中,这确实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认知语言学又为翻译界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从全书看,作者非常注意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实用性,对一些理论都能谈到其应用价值。如第十三章关于隐喻认知理论的讨论中,作者介绍了隐喻理论在英语语言教学和文体分析中的运用,指出“隐喻不仅是一个帮助我们丰富语言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的创新思维、语言习得密切相关。”为此,作者本人在教学中曾尝试将computer一词既隐喻性地类比其外形(a radio,a paper box,a wardrobe,a desk,a notebook,a bookcase …),也隐喻性地类比其作用(storehouse,collector,mathematician,teacher,man's brain,telephone,game player,camera,designer,writer)。在讨论任意性和象似性时,作者联系到语言教学中的形式本体观教学法和语义本体观教学法两者的分歧。作者这一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一个理论没有实用意义,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都去研究这个理论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如作者介绍了原型范畴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具体应用,认知语言学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等等。
最后,作者归纳了本学科应当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认知”的范围该如何界定才合适?范畴中的中心原型成员该如何确定?Taylor的“语义链”能否解决中心成员的确定问题?如何掌握范畴扩展过程中的“扩展限制”?对三维空间如何获得稳定的理解?这样的问题有十多个,如究竟是语言间构词方式的差异影响对范畴层次或基本层次范畴的认识,还是人们对范畴层次或基本层次范畴的不同认识影响到语言间构词方式的差异?我想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也是他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不是用来说明认知语言学之不可取,而更应该是用来说明认知语言学研究该如何向纵深发展。我们不做观望派,仅只评头品足,而是投身实践,在现实交流中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哪怕是很小一步,王寅教授一定会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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