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除了一个例外，这些思想都不是什么独创之见，而是从二十世纪初叶奥地利政治和生活的奔腾的大漩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东西。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当时由于消化不良正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一八四八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就在削弱之中。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熔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一八六七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现在，在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也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都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一/三的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一奥地利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在陷到「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个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最使我憎恶的是，」他说，「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但是他这时已经相当聪明，知道为了要仔细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必须抑制自己对这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反感。他最后认为他们成功的原因有好几个，他牢记了这些原因，后来并利用它们来建立德国国家社会党。

有一天——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看到维也纳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着人群组成的巨龙慢慢地游过去，几乎有两小时之久。我最后离开那个地方漫步回家时，心中极感焦虑。」

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十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布，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能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精确的了。在维也纳，有两个政党强烈地吸引着成长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对它们都应用了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冷静的分析能力。他说，他最初拥护由格奥尔格 - 里特 - 冯 - 舒纳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党，冯 - 舒纳勒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奥地利希皮塔耳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党当时正在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多民族帝国中的统治地位进行最后的奋斗。虽然希特勒认为舒纳勒是个「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热情地拥护他的强烈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社会主义、主张同德国合并、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纲领，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该党失败的原因：

「这个运动未能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战斗性的人民群众；它参加了议会，这就使它丧失了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沾上了议会所特有的一切弱点；反对天主教会——又使它丧失了我国民族足以自豪的无数最优秀的分子。」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代得到了一个教训，虽然他日后在德国取得政权时还是把它忘记了，可是他在《我的奋斗》中竭力强调过，那就是，一个政党要想反对教会是没有用的。他在解释舒纳勒的「脱离罗马」运动为什么是个策略错误时说：「不管一个宗教派别有多大值得批评的地方，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往的全部历史经验中，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党派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

不过在希特勒看来，泛日耳曼党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于它未能唤起群众，甚至未能了解普通人民的心理。从他重复说明他年纪刚过二十一岁就开始在心中出现的思想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时不能犯这个错误。

泛日耳曼党还有一个希特勒不想犯的错误。那就是它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至少某些机构的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这个青年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取得政权。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决定大局的一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国家社会党才有可能接掌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

在希特勒的维也纳时代，只有一个政治领袖，除了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了解这一点。那个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 - 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虽然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比所有当代的所谓『外交家』都更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卡尔 - 卢格博士当初活在德国，他就会置身于我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之列」。

当然，日后的希特勒同维也纳下层中产阶级的这个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态度温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处。不错，卢格作为一个在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像希特勒后来那样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党的领袖，当时成了奥地利最有势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读才读到大学毕业的卢格，却是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造诣的人。他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愿意承认，他秉性高尚侠义、慷慨大度。当时在维也纳成长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 - 茨威格也证明，卢格从来没有由于他在公开场合的反犹态度而不肯帮助犹太人或者对他们态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说，「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这个反犹政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过着像过去一样享有权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这却不是年轻的希特勒所喜欢的。他认为卢格太大度了，不够重视犹太人这个种族问题，他对于市长未能拥护泛日耳曼主义感到不满，对于他的罗马天主教教权主义和他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是否得当感到怀疑。老皇帝弗朗兹一约瑟夫不是两次拒绝批准卢格当选为市长吗？

但是最后希特勒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天才，这个人知道怎样赢得群众的支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对于卢格对付有势力的教会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的政策订得极其精明狡猾」。最后还有一点，卢格「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这一段话简单扼要地总结了希特勒日后用来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引导它在德国取得政权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右派政客中唯一的一个人把这种思想和手段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局。就是在那个时候，纳粹运动（在所有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政党中就只有它）取得了广泛的群众的拥护，在这以后，又取得了陆军、共和国总统和大企业联合会这三个有很大权力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终于取得了德国总理的职位。在维也纳汲取的教训，结果证明的确是很有用处的。

卡尔 - 卢格博士是位杰出的演说家，泛日耳曼党却没有善于词令的演说家。希特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我的奋斗》中大大强调了演讲术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这种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作者可以作证，他后来听了希特勒好几十次最重要的演讲）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而且对他的惊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方面是犹太人。他说，在林嗣，犹太人很少。「在家乡，我记不得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字眼。」在中学里，有一个犹太儿童——「但是我们对这件事很少去想它——我甚至把他们（犹大人）当作是日耳曼人」。

但是根据希特勒童年时代友人的材料，这不是实际情况。奥古斯待 - 库比席克回忆两人一起在林嗣的日子的时候说：「当我初次认识阿道夫 - 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反犹情绪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希待勒去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在维也纳的经验可能加深了这种情绪。但是可以肯定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于是，」希特勒说，「我来到了维也纳。」

我初到一地，种种新奇景象使我目不暇给——心中又想着自己命途多舛，因此未能深入了解这个庞大城市的人民中间的内部阶层。尽管在当时维也纳二百万居民中间几乎有二十万犹太人，我却看不出犹太人来。在我看来，犹大人的特点仍旧是他们的宗教，因此，基于人类的相互容忍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仍旧反对宗教攻击。因此，维也纳反犹主义的报纸的语调使我觉得有负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

有一次——希特勒记述道——他在内城漫步。「我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怪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嗣，犹太人不是这等模样的。我偷偷地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但是我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越久，越是逐一研究它的每一特点，我的头一个问题就越是具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

希特勒的答案是很容易猜到的。虽然他说，在作出回答以前他决定「用书本来解决我的疑窦」。他埋首阅读反犹书籍，当时这种书籍在维也纳很有销路。然后他到街头去更加仔细地观察「现象」。「我所到之处，」他说，「我都开始看出有犹太人，我看到的越多，他们在我的眼中也就越明显地同其他人有区别——后来我常常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

他说，接着，他发现了「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连一个犹太人也不牵涉到的吗？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像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说他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的性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 - 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我的奋斗》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到「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 - 奥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虽然他年龄已经二十出头，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的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他至死都要成为一个盲目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在临死前几小时写的最后遗嘱中还对犹太人作一次最后攻击，说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他们引起的，现在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人类，这一创痕就肯定会永远存在。

一九一三年春天，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到德国去住，据他说，他的心过去一直向往着德国。他当时二十四岁，除了他自己以外，人人看来，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人人都可以看出，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他离开奥地利也许是为了要逃避军役。不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而是因为他不愿同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帝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在军中服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他在一九一二年春天到了慕尼黑。不过，这一点他弄错了，警察局登记册中载明，他在维也纳一直呆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他自己说的离开奥地利的原因是相当夸张的。

我对哈布斯堡国家的内心憎恶越来越强烈了——我在首都看到的民族杂居现象，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工人的大混杂，还有到处像蘑菇一样生长的犹太人——犹太人，没完没了的犹太人，都使我感到憎厌。这个大城市使我觉得是人种退化的象征——我在这个城市呆得越久，我越是憎厌异族混杂，因为这种混杂已经开始腐蚀这一日耳曼文化的古址——为了上述种种原因，我越来越渴望到我童年时代就暗暗想望和热爱的地方去。二十八）

他后来在那个他这样热爱的国家里的命运是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他当时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侨居德国境内的一个外国人，一个奥地利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担任总理前不久。要了解希特勒，就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奥地利人，这个奥地利人在哈布斯堡帝国崩溃之前的最后十年中才成年，他没有在这个帝国的文明首都扎下根，他怀有当时讲德语的极端分子中间极为流行的一切荒谬偏见和憎恨，他不能了解他的极大多数同胞的正直、诚实、可敬的品格，不论他们是捷克人，还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不论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他们是艺术家，还是手艺工人。很可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来自北方，或者来自西方的莱因兰，或者东方的东普鲁士，或者甚至南方的巴伐利亚的德国人，由于本人任何可能的经历，也会在自己的血液中和思想中具有那些把阿道夫 - 希特勒推上他最后达到的高峰的同样的种种混合成分，当然，除此之外，希特勒还有不少的不可预测的天才成分。

但是在一九一三年春季的时候，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在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一九一四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八月三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

「对我来说，」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我很坦率地承认，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了下来，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了。」对希特勒来说，过去的一切——贫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到次要地位，虽然以后还是永远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性格。现在，将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带来了生命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