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混沌总是围绕着治愈和转化这样一个好的出发点而进行的有失偏颇的尝试。在此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经过一段不安的沉默之后，某个成员会说：“我来这个讲习班的原因是，我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或许能在这里找到解决办法。”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第二个成员通常会如此回应，“我尝试了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并且最终解决了困难。”

“呃，我已经试过了，”第一个成员回答，“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当我有了信仰时，”第三位成员宣称，“那个问题以及所有其他问题都不复存在了。”

“我很抱歉。”第一位成员说，“但我是个比较现实的人，我对此完全没兴趣。”

“没错。”第四位成员接着说，“说实话，我也是个现实派。”

“但那是真的！”第五名成员反驳道。

于是他们开始争吵起来。

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抵制改变。所以治疗者和转化者会变本加厉地试图对他人进行治愈和转化，直到最后他们所施以治疗和转化的对象开始反抗，并试图对治疗者进行治愈，对转化者实施转化。这的确非常混沌。

混沌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它还是真诚关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不同于伪共同体，即使群体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也不会轻易地消失。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沌之后，我会评论：“我们在建立真诚关系方面表现得不是很好，对吗？”有人会回答：“没错，而且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那个原因。”其他人或许会回答。于是他们又开始争吵起来。

与伪共同体不同的是，在混沌阶段，个体差异是公开的，也正是在此刻，群体不再试图掩盖或忽略它们，而是试图抹杀它们。在治愈和转化的企图背后，其动机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将每个人标准化，抹杀差异，当人们为了谁持有的标准更胜一筹而争论不休时，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最终的胜利。

然而，转化的欲望并不一定总是围绕着哲学问题。我之前所提到过的公民领袖小组的混沌阶段，是围绕成员针对如何造福他们的城市而提出的不同计划所展开的。一个人认为她提出的安置无家可归者计划必将行之有效。另一位将劳资关系视为问题的焦点所在。还有一个人则认为，遏制虐待儿童的方案更为重要。因此这些充满干劲的男人和女人们为自己的宝贝计划争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希望他或她的特定项目赢得胜利，每个人都试图让其他人按照他或她的主张行事。

混沌阶段是对抗和斗争的时期，但这并不是它的本质。一般情况下，一个团体即使建立起真诚关系，成为一个真诚共同体后，人与人之间也不免存在对抗和斗争，只不过那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有效沟通，最终解决分歧。在一个真正的真诚共同体中不时出现的分歧往往伴随着爱和尊重，通常异乎寻常地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和平的，因为成员们都会努力倾听彼此。当然，有时争论也可能非常激烈，即使如此，它仍旧是生动活泼的，每个人都对即将达成的共识感到兴奋。而在混沌中，这种感觉并不存在，混沌中的抗争是杂乱无章的、嘈杂的，人们各执己见，不肯倾听对方，毫无创造性和建设性。与伪共同体一样，混沌只会带给人无聊的感觉，成员们不断地进行无效的相互攻击，既谈不上优雅也没有节奏可言。事实上，对于外部的观察者而言，处于混沌阶段的群体最有可能带来的主要感受是绝望。斗争没有任何进展，既没有成果又缺乏乐趣。

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混沌，我们会发现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都会在某个阶段出现混沌的情况。男女进入婚姻，意味着他们开始建立关系，最初彼此都会忍耐对方，努力将双方的分歧和差异最小化，极力避免冲突，这相当于伪共同体阶段。不过，每个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多则几年，少则一年，夫妻双方就会进入混沌的阶段。在混沌阶段，个体差异公开，他们不停地争吵，男人想把女人变得像他一样，而女人埋怨男人为什么不像她一样感受和思考。这时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就像在跳探戈一样，你想压倒我，我想压倒你，彼此都想治愈和转化对方。金赛在性学报告中提出的“七年之痒”，就是因为彼此在争吵中厌倦了，绝望了，最后选择离婚，或者走向婚外情。

同样，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随着孩子人格的独立，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也就进入了混沌的阶段。这时，父母会惊讶地发现孩子不再是从前那个听话的，唯命是从的孩子了，他们总是违背父母的意愿，故意与父母作对。父母觉得孩子有问题，他们想治愈孩子。但同时孩子也会觉得父母太死板，太老套，对他们太苛刻，他们强烈反抗父母的治愈。于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不断争吵，冲突不断，家庭似乎变成了一个激烈的战场。

混沌是不愉快的，这导致了在这一阶段，成员们不但会相互攻击，还会把矛头指向他们的领导者。“如果我们有个高效的指导者就不会这样争吵了。”他们会说，“斯科蒂，你没有给我们指明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说得没错，有这样的想法是迷失方向后的自然反应。当然，要想简单规避这种混沌的局面也很容易，譬如找一个专制的领导人，或者让一个独裁者为他们指定具体的任务和目标，或者制定一套组织系统，让每个人严格执行。这样虽然可以简单地规避混沌，但唯一的问题是，一个由独裁者所领导的群体不可能建立真诚的关系，也不是真诚共同体。

真诚共同体和集权主义是不相容的。

在真诚关系发展的混沌阶段，为了应对这种被认为是领导力真空的状态，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是，群体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会试图取代指定的领导者。他或她（通常是他）会说：“瞧，我们已经步入了绝境，我们何不追根溯源，每个人都说些关于自己的事情呢？”或者“我们为什么不以六到八个人为小组，分别寻找解决办法？”或者“为什么我们不尝试构建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商讨共同体的定义？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次要领导人”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出现，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他们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实际上总是使人们可以“到组织系统中寻求庇护”。组织系统的确是一种解决混沌的方式。事实上将混沌最小化正是形成组织系统的主要原因。但问题在于，组织系统和真诚关系也是不相容的。委员会和主席不是真诚共同体的产物。我并不是说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中绝不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共同体成分。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一个组织能够在自己内部孕育出一定程度的真诚关系，必然愿意容忍缺乏某种组织形式，并承担其风险。只要是以建立真诚关系为目标，用组织作为解决混沌的尝试就是一个不可行的方案。

真诚关系发展的混沌阶段时间长短不一，这取决于领导者和群体的性质。有些群体在经过我的指点后能很快摆脱混沌的状态。而有些群体在明知混沌是不愉快的情况下，仍拒绝合适的解决方案，继续折腾好几个小时。回到敏感小组的日子里，有一些群体自始至终都陷在一种毫无建设性的混沌状态里。

解决混沌的最佳方案并不容易。混沌总是令人不愉快又缺乏建设性，但混沌并不是一个群体所处于的最糟糕的状态，它比伪共同体要真诚得多，也要进步得多。

毕竟，真诚的吵架要强过虚伪的彬彬有礼。

几年前，我有幸接受过一次简短的咨询，以解决一个大型团体中的混沌问题。在那之前，该团体推选了一位充满活力的新领袖，他的领导风格过分坚定而自信，甚至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在我拜访期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强烈抵制这种风格，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十分满意。分歧异常激烈，双方都感到十分痛苦。然而，从他们的直言不讳，他们明白无误的痛苦，以及他们在彼此斗争的坚持中，我感受到了很大的活力。我几乎无法提供任何直接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至少能够提供一些安慰，告诉他们，在我看来，这个团体比大多数团体更具活力。我这样向他们解释：“与伪共同体相比，你们现在的混沌状态是一种进步，虽然你们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健康的真诚共同体，但是你们能够公开地面对这些问题，对抗比假装没有分歧要好得多，这是痛苦的，但这是一个开始。你们已经意识到需要超越派系之争，比起认为完全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此刻的状态充满了无限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