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公共财政的目标与管理某种令人满意的货币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基本上是互相冲突的。将两项任务放在同一个机构身上，结果总是导致混乱，最近几年，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使货币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公共开支的失控性增加。如果我们要维护某种能够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秩序（及与其伴生的个人自由），没有任何东西比拆散货币与财政政策之间可怕的婚姻关系更紧迫的了，长期以来，两者就在偷情，但只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胜之时，才正式获得神圣的认可。

对于财政“需要”对货币供应的不幸影响，我们无须废话了。迄今为止发生的历次严重通货膨胀，都是政府通过印钞机满足其财政“需要”的结果。即使是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政府也不断要求中央银行压低利率以满足其财政“需要”，这些要求就已经造成了持续的麻烦：干扰了中央银行确保货币稳定的努力，使他们的政策具有通货膨胀的偏好，对此，人们常常只能以落伍的金本位机制来予以制约。

在依赖特殊利益集团的民主制度下，不可能有健全的国家货币

我不认为下面的说法是夸大其词：受政治控制、甚至面临严重政治压力的中央银行，根本不可能调整货币量使其有利于市场秩序的顺畅运转。一种健全的货币，跟健全的法律一样，必须在不考虑发钞者的决策将对具体某个群体或个人产生的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管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仁慈的独裁者可能会不理睬这些影响；但没有一个依赖于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民主政府敢这样做。将货币量的控制权当做一件追求个别具体目标的工具，摧毁了价格机制驱使市场均衡的功能，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能维持让市场井然有序的那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市场秩序中，个人才有充分的机会让自己的预期得以落实。

政府对货币的垄断与政府的开支

对于财政考虑导向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guided by fi­nancial consider ations)可能造成的危害，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的是货币供应权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正是由于没有竞争，使得垄断的货币发行者不用遵守某种有益的纪律，于是，货币供应垄断权也使政府似乎没有必要将其开支控制在财政收入水平以内。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如此迅速地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中大受欢迎。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已经告诉财政部长们，制造赤字是一件有益社会的事情，经济学家们甚至说，只要还存在着未被利用的资源，则巨大的政府开支并不花费人民一分钱，因而任何妨碍政府开支迅速增加的障碍，都应予以摧毁。

恐怕没有人怀疑，正是由于政府控制了货币发行，才使过去30年来政府开支能够出现惊人的增长，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公然要求将国民收人的一半以上拿去用于集体目的。一方面，通货膨胀使得实际收人给定的人们所交纳的税，要比他们认可该通货膨胀率时所预想的要髙得多，因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要比他们曾设想的更快。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髙额赤字，由于人们对预算数字可能被超出的幅度已经满不在乎了，于是,政府可以进一步要求增加税收在实际产出中的比重，以满足它们的目的。

政府的货币与失衡的预算

要求政府在自然年度内平衡其预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专断的。但季节因素的修正和沿用已久的企业会计惯例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企业的收支在已知的波动周期内应定期做到平衡，这种惯例更支持了那个说法。如果能够借其他安排防止重大经济波动，则常规的年度预算就依然是需要实现平衡的最好期限。假定通过私人通货间的竞争管理货币供应的做法，确实不仅能够确保货币价格的稳定，也能够确保商业环境的稳定，那么，断言政府要减少失业就需要赤字，就等于说，由政府控制货币，是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所必需的条件。我们无法相信，对于一种稳定的货币来说，让政府的花销超出其收入，怎么能是可取的呢？最重要的当然是不让政府的开支变成整体不稳定的起因，而不是让笨拙的政府机构（它几乎不大可能及时采取行动）利用货币手段来缓和经济活动减速的后果。

人们的满不在乎，使得今天的财政部长可以制订开支超出收人的预算，而实际的开支又可以超出预算，由此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财政模式，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精打细算的模式。而由于人们满不在乎，对一个又一个要求作出妥协让步，于是，更激发出新的慷慨花钱的预期，这样的过程是自我加速的，假如有人真心希望避免它的时候，已经根本不可能阻止了。任何人，如果知道要约束一个不受盈亏考虑控制的官僚机构不去持续地扩张开支是多么困难，那也该知道，如果没有严格限制使用财政资金的毫不通融的壁垒，就不可能阻止政府开支的无限增长。

除非我们回到下面的情形：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认识到，如果它们的开支超过收人，也会跟别人一样，无法偿还它们的债务，否则，是没有办法阻止政府开支的无限增长的，而这种增长是让集体活动替代个人活动，最终必将窒息个人的创造性。在通行的不受限制的民主制度下，政府有能力赏予某些集团以特殊的物质利益，因此，它会被迫收买足够数量的支持，以获得多数地位。即使政府具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意图，它也不可能抗拒这种压力，除非给它设置一个它不能逾越的明确的界限。政府当然可能不得不偶尔向公众借钱以满足其未曾预料到的需要，或者选择以这种方式为某些投资项目筹集资金，但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发货币来提供这种资金，都是不可取的。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向增加了的生产要素供应者提供其保持现金平衡所需的货币增发量，以这种方式让多发的货币进入流通中，也同样不是可取的。

政府对货币的控制权推动了集权制

人们也不能怀疑，中央政府诉诸这种财政手段的能力，也是政府不断集权的重要根源之一，而这种集权是最不可取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剥夺政府的货币权更值得欢迎的了，因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可支配的比例加速增长的趋势，而目前，这种趋势显然有点不可阻挡。如果听任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生活在政府占有100%(在瑞典和英国已经超过60%了）的资源的国家中——从而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极权主义”国家①。公共财政越是完全被从货币流通量的管理中分离出来，效果会越好。政府的货币权通常是一种有害的权力，将其用于财政目的，则纯属滥用权力。政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按照确保经济活动平稳进行的方向来行使那种权力。

整个历史上，政府无一例外、不可避免地肆意滥用这种权力，因而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本文一开始就基于这一事实而提出我们的建议：剥夺政府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及其为解决现有债务难题而使任何货币成为“法币”的权力。而事实可能会证明，切断政府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拧开货币供应的龙头之手，对于阻止不受限制的政府无限膨胀的趋势，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而这种趋势正在威胁文明之前景，其威胁程度与货币之窳一样大。只有在人们逐渐察觉到，他们必须以改头换面的税收(或自愿借贷）的形式来支付政府所花费的一切资金的时候，政府通过赏予特殊利益集团好处以收买多数的支持、从而使具有特殊利益的人的数量日见增加的过程，才有可能告终。

①没有得到充分注意但却属于一个令人忧心的亊态是，人们普遍地倾向于认为，政府的养老金是唯一一种值得信賴的晚年保嗥，这仅仅是因为经验似乎已经证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会迫使政府维持、甚至提高其真实价值。一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