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一、Fónagy论语音隐喻

Ivan Fónagy（1999：19）在其论文“Why Iconicity”一文中首先提出“语音隐喻（Phonetic Metaphor）”，主要从语音（或发音方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这一角度进行了论述。他在文中总结出三个原则：

（1）有意识表达某种情感与特定发音方式对应，如表达“愤怒、藐视、憎恨、厌恶”等否定性情感时，发音器官会较紧张，咽喉肌肉会收缩；表达“攻击”态度时，会延长辅音如p、t、k等，缩短元音；表示温柔情感时，咽喉肌肉会放松，声响程度低，发音器官趋于平滑，过渡趋慢，较为渐进；等等。

（2）发音器官的运动与身体姿态会一致，如表示高兴和柔和时，舌头会向前运动，对应于身体或情感上欲接近对方，反映出一种亲近和友好的态度；表示对立和悲伤时，舌头会向后运动，对应于身体或情感的后缩。

（3）不同程度的紧张、延时、言语速度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情感。

另外，他在文中还论述了特定的发音方式象似于特定的社会身份，如：17世纪的法国曾认为在公众场合下讲话，特别是上层妇女，口张得太大被认为是不合身份的，这样就使得法语中某些元音与“不礼貌”获得了对应性的联系。他还论述了由于人类感觉器官之间存在“通感”现象，人们就可能通过听觉之外的感觉来理解声音，因此声音就会有颜色、形状、味道、气味、温度、重量、平滑或粗糙表面，甚至还可能与性别有关，等等。

笔者认为他所说的“语音隐喻”，实际上是关于语音与其所指对象或所表意义之间象似性的问题，这从他的论文题目“Why Iconicity”中就可看出，因为象似性主要讨论语言形式在音、形和结构上与其所指（客观世界、经验结构、认知方式、概念框架、所表意义）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参见王寅，2001：335；2000）。我们经常讨论的“拟声词（Onomatopoeia）”（徐鹏［1996：394］将其称为“声喻”）、“语音象征”等现象皆可归入这一类别，将其叫做“语音象似性”更为确当 。而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所说的“隐喻”主要指“跨域喻指现象”，通常被定义为“to say one domain in terms of another”，其中一个域作本体，另一个域就作喻体，这里并不局限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参见下文），也不仅局限于一个能指可指多个所指的问题。倘若我们用这一标准来分析Fónagy所论述的语音隐喻，似乎就很难在Fónagy所说的语音隐喻中找到“喻体”和“本体”，因此Fónagy的“语音隐喻”与Lakoff等学者的“隐喻”似乎存在较大差异。

当然，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隐喻仍有较大争论，有学者说：从广义上来讲，语言就是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因为语言属于人类的交际符号域，与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当属两种不同的域，这也是一种“to say one domain in terms of another”，若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Fónagy所讨论的语音现象以及拟声、语音象征现象被视为“语音隐喻”也未尝不可。倘若如此界定，隐喻的范围就太大了，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大隐喻，其中又要分出很多不同的类别，都需要一一界定，这将会使得隐喻的讨论和研究变得过于庞大、十分复杂，不利于学术研究。本文主张将Fónagy所说的“语音隐喻”视为能指与所指之间象似性的问题，可归于“语音象似性”来讨论，而主张按照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对隐喻的定义，从语音层面来论述“跨域喻指”的隐喻现象。

二、语音隐喻之我见

索绪尔（1916）指出：语言是一个语言符号（原型为词）的集，每个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能指是音响形象（Sound Image；Acoustic Image），所指是概念（Concept）。Langacker（1987：12）批判地接受了索绪尔的符号模型，即符号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认知语法只设三个基本单位：语义单位和音位单位，这两者构成一个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Langacker（1987：67—73）用［［DOG］/［dɒg］］来表示象征单位“dog”，在前面的［ ］中用全大写字母表示语义单位，在“/”之后的［ ］中用音标表示音位单位。

正如上文所述，认知语言学家往往将隐喻简要概述为：用一个概念域来表达另一个概念域，若从这个定义来说，用一个象征单位（一种音义关系）来喻说或激活另一个象征单位才更加符合上述定义的隐喻，本书则以此为准尝试对英语和汉语中语音隐喻的种种表现形式做一初步分类和论述，以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

（一）Homonym Metaphor（音同义异类隐喻）

英语词汇学中所论述的homonym（同音异义词）主要是基于单词音形义三者同异关系作出的，它又可分为以下三小类，现将其总结为下表（参见汪榕培［1997：146］，本处略有改动）：

图 12.2

例如，下则对话的幽默之处正是基于这类语音隐喻之上的：

［111］A：What fur did Adam and Eve wear?
B：Bear skin．

发话者B的回答原应为Bare skin，因为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原来住在伊甸园是不穿衣服的，而B故意说成“Bear skin（熊皮）”，又与A问话中的“fur”切合，此时就产生了一种幽默，其幽默感正是来自bear与bare是一对音同形异义异词，正是由于它们的发音相同，才出现了这一双关语用法。也就是说发话者B用一个象征单位［［BARE］/［beə］］来喻说了另外一个象征单位［［BEAR /［beə］］。又例：

［112］A：Why are parliamentary reports called “Blue Books”?
B：Because they are never read．

由于read（过去分词）和red是一对音同形异义异词，发话者十分机敏地利用这一关系，用一个象征单位［［RED］/［red］］来喻说另一个象征单位［［PAST PARTICIPLE OF READ /［red］］，因为只有前者才能与A的话语取得连贯（蓝皮书不是红色的），都在说“颜色域”，当用颜色域的red喻说动作域的read后，使得语句获得了另外一层幽默含义，对英国议会文件如山的文牍主义进行了入木三分地讽刺挖苦，这样的双关语反映出英国人民的智慧，实在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英语还基于这种语音隐喻编出了很多谜语，例如：

［113］A：Which four letters can frighten a thief?
B：O，I，C，U．

用字母域作喻体来跨域喻说本体的句义：“Oh，I see you．”

汉语中这种现象比起英语来要常见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汉语是音节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同义字词特别多。汉语总共有21个声母与35个韵母，但只产生了406种搭配，出现了很多“轮空”现象，很多声母和韵母不能搭配成一个音节。这些音节再配以4个声调时也有“轮空”现象，只有约1330个带声调的音节。因此，汉语用这些有限的音节，要表达11000汉字（新华字典），同音字特别多，如“yi”这个音就有约100多个不同的写法和意义，这固然是一种缺憾，使得语言的模糊性程度大大增高，但另一方面也给历代文人带来了做学问的机会，如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以诉说其窘迫生活：

［114］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一对联正是运用了音同形异义异的手法在诉说他缺“衣”（一）缺“食”（十）。很明显，“一”和“十”是喻体，这是一个数列，将这两个数字故意略去不说，这就在喻比“缺少”（这又是一条隐喻：用文字喻体的缺少来跨域喻说本体的缺少）。“衣”和“食”是本体，拿数字喻说生活用品。《红楼梦》作者也常常运用这种同音异形异义现象，如第四回中：

［115］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用喻体“雪”指本体“薛”家。该书中还有很多这类例子，如金陵十二钗中的四名主要人物，她们的名字分别为：

［116］元 春、迎 春、探 春、惜 春

是本体“原应叹息”的谐音，给她们如此起名字，实在是用心良苦，只有深入琢磨，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这个名字组合暗示了她们的悲惨命运。另外在《红楼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名称，都可通过谐音隐喻获得它们对应的隐喻义：

［117］贾政—假正；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
英莲—应怜；十里街—势利街；仁清巷—人情巷；
葫芦庙—糊涂庙

（二）歇后语和诗文对联

我们知道，汉语有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歇后语和诗文对联，其中有很多就是基于这种音同形异义异类的语音隐喻之上形成的，这在其他语言中少见，因此单独列出作为一类来论述，例如：

［118］老虎拉车—谁敢（赶）？
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胆（掸）
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卜咚、卜咚）

等等，分别用喻体“赶”、“舅”、“掸”、“卜咚”来跨域喻说本体“敢”、“旧”、“胆”、“不懂”，这种用法已经成了我国人民一种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其诙谐和幽默正是出自语音隐喻。笔者对基于这种音同形异义异类的语音隐喻所形成的歇后语进行了调查：在温端政主编的《中国歇后语大全》的B条下共收歇后语2560条，其中运用这种语音隐喻所构成的歇后语达394条之多，约占15.4％。

对联是汉语文化中一种十分常用的体裁，自古以来就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以至于在过去常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学识水准。2005年春节晚会就是以春联为主线将许多节目串成一个整体的，可谓别出心裁。在这些诗文对联中，基于语音隐喻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

［119］因荷 而得藕 （因何 而得偶 ），
有杏 不须梅 （有幸 不须媒 ）。

［120］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对句），
一马陷足污泥中，老畜生怎能出蹄（出题）。

在例［119］中，作者巧妙利用谐音关系，分别用植物域的喻体“荷”、“耦”、“杏”、“梅”来跨域喻说其他域的“何”、“偶”、“幸”、“媒”。同时整个句子“因荷而得藕”就是一个喻体，跨域喻说本体“因何而得偶”，下句也是这样。这就取得了一种妙不可言，令人回味无穷的效果，可见作者构思新颖、聪慧敏捷，难怪这个对联成为千年传颂的佳作。

有时，一副对联就是一个故事，如例［120］就是一个关于姓袁的后生与姓马的老先生之间争斗的故事，其中确实闪烁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久而久之，它就成为一种诗文格式，需要认真学习和钻研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再进一步说，正是这种特有的语音隐喻形式，才使得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形象思维上可能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三）基于完全音同形同义异的语音双关

本文所说的语音双关主要是指利用完全音同形同义异词，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这类词在特定的语句和情景中就能构成双关语，两个不同的意义能够连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有相同或相似的语音形式，例如英语中有这样一个谜语：

［121］A：Why was Adam a famous runner?
B：Because he was the first in the human race．

这则谜语就是基于双关语race，它既可意为“跑步”；又可意为“人类”。我们知道，根据西方《圣经》所说，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人，当A问“为什么亚当是著名的跑步运动员？”，B回答是“因为他在human race中是第一。”实际上这里就是用“人类中的第一人”作为喻体，跨域喻说本体“跑步第一”。又例：

［122］But a cannonball took off his legs，
So he laid down his arms．（Thomas Hood：Faithless Nelly Gray ）

从字面上来看，“arms”应解释为“双臂”，这可与上句句尾的legs相对应。但既然双腿没了，他也只能放下“武器”，此为本意，用一个象征单位［［UPPER LIMB］/［ɑ：m］］跨域喻说另一个象征单位［［WEAPON］/［ɑ：m］］，同时作后一种解释还与上文的cannonball相对应，使得两个分句取得了较好的和谐和统一，此为双关语的奥妙。

据说，我国清代有一秀才说了

［123］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这样的诗句竟被砍了头，因为清风中的“清”与清朝的“清”同音同形。我国古代许多禁忌语都与语音有关，此处不再举例。

（四）语音仿拟

仿拟（Parody）主要指模仿现有的短语、句子或篇章，改动其中部分词语或语序，以创造特殊效果。这种辞格也可通过语音手段来实现，通过套用或改动现有表达中的语音来造出新的词语，这就叫语音仿拟（Phonetic Parody），如：

［124］Here I am as right as the mail．（James Joyce：The Dead ）

此句意为“我十分准时”，因为邮件一般都是准时无误的，依旧能从语音上联想到英语原来的表达：as right as nails（十分准确），或者说一个象征单位［［NAIL］/［neil］］激活了另一个象征单位［［MAIL］/［meil］］，才仿拟出例［124］的说法。

这类语音仿拟式的隐喻现常被运用于广告之中，收到了很好的谐音效果，例如一个宣传饮料“七喜”的广告为：

［125］7 days，without 7-Up，makes one weak．

由make one week（构成一个星期）这一本体引出了make one weak（使人乏力）这一喻体表达，创意可谓新颖。

汉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用法，如下一则笑话：

［126］一只黑猩猩走路不小心踩到长臂猿的粪便，长臂猿帮着黑猩猩擦洗，结果产生了感情，它们相爱了。后来，有人问黑猩猩是怎么跟长臂猿相爱的。黑猩猩感叹道：“猿粪，都是因为‘猿粪（缘分）’啊！”（摘自《故事会》2005年3月上半刊）

这个故事就是巧妙地仿拟了“缘分”的发音而编出的笑话，用谐音“猿粪”作喻体，跨域喻说本体“缘分”。这里本体和喻体两者在意义或其他特征上不存在什么相似性关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两者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基于“谐音”之上的。

从这个语音隐喻我们还可看到本体和喻体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不仅仅像有些认知语言学家所坚持的，只是喻体对本体有映射作用，而且本体对喻体的选用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要选用“长臂猿”而不用其他动物，就是要取“猿”这个音来喻说“缘”。

上述英语中通过语音仿造来形成新表达的现象，在汉语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

［127］以“声”作则（1980年6月9日《文汇报》漫画标题）
曲径通“忧”（1982年5月17日《文汇报》漫画标题）
奇“痰”怪论（1982年3月26日《青年报》小品文标题）

近年来，我国很多广告就运用了这种语音仿拟的手法。以谐音的方式改动成语中的某一个字词，就可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某种新意，取得某种特殊的语用效果，从而形成了一种“语音仿拟”的广告语形式。尽管有学者呼吁要纯化汉语，不提倡、乃至要更正这种现象，但这种广告形式似乎没能被禁止住，反而好像正逐步成为一种广告创意的手段。

［128］趁早下“斑”（化妆品广告）
九“酒”归一（酒广告）
“骑”乐无穷（摩托车广告）
一“明”惊人（眼镜店广告）
默默无“蚊”（蚊香广告）
“闲”妻良母（洗衣机广告）
无可替“带”（胶带广告）
百“衣”百顺（衣服广告）
以“网”情深（国际互联网广告）

我们认为，既然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禁不住的社会现象，不如依据描写主义语言观，接受这些实际运用中的表达形式，顺应广告制作者的心理，将其视为语音隐喻中的一种语音仿拟。

（五）押韵表达

英汉两语言中很多谚语、俗语、成语都是基于语音隐喻之上形成的，例如：

［129］East or west，home is best．

为什么选用east-west来作喻，而不用north-south，正是出于west与best押韵的缘故，也就是说象征单位［［BEST］/［best］］激活选用了象征单位［［WEST］/［west］］，两者的音位单位同韵。

在我国有些地区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130］清明前吃只螺，胜似吃了一只鹅。

仔细想来，为什么喻体不说成“鸡”或者“鸭”，或者其他，不是因为“鹅”特别有营养，而是因为在我国某些地区“鹅”与“螺”之间存在语音上的押韵关系，或者说，正是语音隐喻的作用，才使得“鹅”作为喻体来说明本体“螺”，这种本体与喻体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语音押韵之上的。英汉两语言基于语音押韵之上所形成的谚语、俗语、成语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此处不再举例。

（六）黑话、暗语

这类话语中也常因语音缘故而更换说法：

［131］原来本地杆子和各地农民队伍中都有许多词汇是犯忌讳的，用另外创造的词汇代替，一代代流传下来，叫做黑话。例如路和败露的露同音，说成条子，带路的向导叫带条子的；饭同犯同音，说成瓤子，而吃饭就叫做填瓤子；鸡和急同音，鸡子说成尖嘴子，鸡叫说成尖嘴子放气；鸭和押同音，鸭子说成扁嘴子。（姚雪垠《李自成》）

（七）民俗文化中的语音隐喻

隐喻，如同语言一样，也是深深扎根于社会情景、文化知识之中的，在当前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论著中，其实蕴藏着大量的隐喻性文化内容。

我们只要稍稍观察一下，看一看我们周围所使用的语言，听一听我们周围人群所说的话语，真是处处可见隐喻，时时与其相逢，翻开报纸，隐喻性的大幅标题琳琅满目，扑面而来。再稍微了解一下民间许多风俗习惯，似乎都与隐喻结下了不解之缘，俯首即拾，人们谈起其间的丰富含意，不免津津乐道，点头称是。特别是语音隐喻，尤其令人回味，例如：春节期间的时髦做法，将大红“福”字倒着贴，“福倒”这一概念被隐喻性地转义为“福到”。大年初一要吃圆子，意在团团圆圆；吃年糕，意在年年升高。结婚时在枕头中放入生的枣子和花生，被隐喻性解释为“早生”和“花着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生）。家人在吃梨时，忌分开来吃，以避讳“分离”。送别客人时吃长面条，意为：友谊长存。

国内当下数字“4”引起不少人的厌恶，汽车牌照中不要“4”，电话号码中排斥“4”，证件号码中也忌讳“4”，在有些大宾馆中，房间号码、楼层就去掉了“4”，这都因其谐音为“死”所致，日本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这里实际上就将数字系统中的“发音si”映射到了生命概念域中“si”来。而数字6和8却大受欢迎，因为它们与“六六大顺”、“发发发”谐音相关。更有甚者，有部分人看看汽车牌号、读读电话号码，就能度量出主人的地位，随着这一社会性思潮的迅速扩展，这才出现了有些行业要拍卖号码，其“价值规律”也是遵循其中所含6和8的多少来确定的。

可在自然序列中又怎能缺少“4”这个数字呢？因此为了在心理上求得某种安慰和平衡，就运用“音乐疗法”，硬将数字4说成音阶“fa”，这样好歹算是扣上了“发”这个音，图得吉利，似乎就可“逢凶化吉”，达到聊以自慰的效果了。

关于委婉语问题，其中也涉及语音隐喻，某些不愉快、不便说出来的概念所对应的语音，常用另外一种语音来表示。据说几乎在各民族语言中，“死”的委婉说法是最多的，英语有100多种，汉语中约300多种 （何明延，1983），可见人们为避开［dai］和［si］这类的音想出了很多替代办法。

三、小结

隐喻真可谓是我们赖以存在的生计，须臾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语言始源于语音，因此语音隐喻就必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不可小视。让我们都做一个有心人，认真注意一下生活中的语音隐喻吧，对其加以收集，整理和研究，再与西方有关的语音隐喻进行对比，必然还会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同时对于语音隐喻的了解和掌握，不仅有利于丰富语言表达，加深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而且对于开拓我们的创造性思维也是大有裨益的。同时，还可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祖先和当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隐喻认知理论的深远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