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那么，当我们困顿于这样一种在我看来极不稳定且具有威胁性的历史性局面之中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在 1989 年梅西公民讲座末尾（即本书第六章）的大多数言论放在今天仍是有效的。公正与和平、互惠与社群现在跟从前一样重要（甚至现在更为重要），我们在谈论技术的真实世界时所用的语言也是如此。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把讨论比特共同体与生物共同体的矛盾性话语也加进来，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同步性与异步性进程不断变化的平衡带来的影响。因为正是在这一不断变化的平衡中，我们看到了过去 10 年间的新实践带给个体与社群的极其尖锐的新威胁，以及它带给人类与社会进步的新机会。

再一次，我为缜密的传播过程、清晰的思维与集体的行动辩护，我为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新活动而欢欣鼓舞。

在这里，比特共同体为信息交换与协调干预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这种主动权给那些不存在在野党或议会反对意见的地方的人民表达自身反对意见的权利。国际人权干预在突发性环境事件以及打破官方对签订国际协议——比如《多边投资协定》——的信息垄断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¹⁾ 然而，目前取得的成功只是基于具体事件的，而不是系统性的。

给系统变革施加压力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对技术与力量持续的动态要有所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需要明确理解技术世界的现实，无论它们可能有多复杂。我们能够互帮互助，看到那些一般不被摆放在政治讨论显要位置的事物，比如在关于经济的浮夸之词带来的无休止的喧嚣之外，我们需要谈谈真正发生在人身上的故事。 ⁽²⁾ 人不是经济报告上的一个脚注，而应该是政府与社群采取行动时最优先考虑的核心问题。

对于处在比特共同体与生物共同体之间的人民与社群的命运，加拿大政府明显不太清楚，也缺乏关心。这种缺乏的一个例子是任何严肃的、缓和社会矛盾的公共讨论，比如关于最低收入政策 ⁽³⁾ 或者电子贸易税（比特税或托宾税 ⁽⁴⁾ ）的讨论，都是缺失的。 ⁽⁵⁾ 只有当这些讨论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对社会和生物共同体之结构产生尊敬。我们所处的嵌套环境对社会和平与相互理解所做的“顺便的”贡献恐怕要比我们目前所知的要大得多。通常只有当这些贡献处于危机边缘或行将失去时，一个人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长久以来，在不间断的传统模式中，由技术诱发的主导性时间和空间实践的变革一直是例外。生活的平衡仍然在社会领域的结构化节奏中稳定下来，而且在生物共同体中谨慎地存在。我认为，比特共同体及其异步性实践不断取得进展，会要求我们对异步性为我们幸福的生活带来的基本贡献有更清晰、更明确的了解；由此我们必须保留它们。在社会方面与道德方面完全脱轨之前，我们是很难完全清楚一个人能忍受多大程度的异步性。尽管我们了解一些能稳定或动摇社群的因素——贫困与有意义的工作之缺乏，以及尊重、友谊与互惠性承诺的缺乏会摧毁社群——但我们并不清楚所有的因素。就我看来，异步性实践既能帮助建构意义与联结，也能摧毁它们。关键的区别在于异步性进程是同步性实践的补充，还是它的完全替代物。

多伦多的一个公民组织“地方民主公民会”（Citizens for Local Democracy，简称 C4LD）能够证明我的观点。该组织诞生于反对将当地五个自治市合并为一个地区的行动中，它对政治行动与政治洞察十分关注，其力量正是在瞩目的社群混合情况中形成的：信息同时由电子邮件与印刷品传播，并在网络和定期会议上被讨论，由此形成了一棵网络与电话之树。媒介形式的结合建造了一个分享共同理念的社群，这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⁶⁾ 只有时间能够检验这样的共同目标，或者其他类似的结构性民主努力所能带来的共同目标。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与分享了，特别是对于自然与行政管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技术搭建起来的这所房子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统一，但正如我在前面论述的，它并没有变得更宜居、更迷人。1990 年，加拿大皇家协会出版了一本著作《压力下的星球：全球性变革带来的挑战》（Planet Under Stres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hange） ⁽⁷⁾ ，这本书阐明了人类活动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技术的真相》新添加的几章中，我试着展示人们在生物共同体中相互协调的程度有多么深，所以我可以把这本书的新版本叫作《压力下的社群：人之为人受到全球性变革的威胁了吗？》（Communities Under Stress: Is Being Human Threatened by Global Change?）。在接下来的政治讨论中，人类活动对所有民族以及自然的影响应该成为核心议题。社会是通过其成员并与成员一道完成进化的有机体，而不是单凭意愿组装或拆卸的机械装置。然而，由于异步性技术的特征，后者的潜力在今时今日已经达致全球性的规模。所以，力争理解和控制比特共同体与生物共同体的相互联系，就是力争在最广泛的生态语境中维护社群。

这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没有哪个群体或集团能独自完成它。我们大多数的社会和政治机构既不情愿，也无力完成这些任务。然而，如果希望正常、健康的社群能够成长并盛行开来，应该更多关注维持所有人与生物共同体之间的不可协商的纽带。

---

(1) Gregory Albo and Chris Roberts, “The MAI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Dismantling Democracy: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 and It’s Impact (Ottawa: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and Lorimer, 1998); Tony Clarke and Maude Barlow, MAI Round Two: Global and Internal Threats to Canadian Sovereignty (Toronto: Stoddart, 1998). 关于人权议题可查阅例如 Amnesty International, Canadian Section, www.amnesty.org 或者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ww.ichrdd.ca。

(2) The Caledon Institute of Social Policy, “Speaking out project,” Occasional Papers, Vol. 1 (Toronto, 1997); the Interfaith Social Reform Coalition, Our Neighbours’ Voice (Toronto: Lorimer, 1998); Canadian Environmental Law Association, Overview of Federal Law, Regulation and Policy (Toronto, May 1998).

(3) Sally Leaner, Basic Income: A Primer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9).

(4) 比特税，是指对网上所有的信息按流量征税；托宾税，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全球统一的交易税，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首次提出，故以其名字命名。——译者注

(5) James Tobin, “Speculator’ tax” in New Economy (Forth Worth: Dryden Press, 1994); Arthur Cordell, T. Ran Ide, Luc Soete, Karen Kamp, The New Wealth of Nations: Taxing Cyberspace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 1997).

(6) 关于“地方民主公民会”组织的背景，可以浏览该组织的网站：Http://community.web.net/citizens。该网站包括组织已取得的成绩与正在进行中的活动。
　　关于社群中的同步性活动与异步性活动之混合的实践指导，可参考比如 Maureen James and Liz Rykert, Working Together Online (Toronto: Web Networks, 1997)。

(7) Constance Mungall and Digby J. McLaren, ed., Planet Under Stres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P,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