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我在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到英国剑桥度假期间，构思并撰写了本书的部分初稿。当时我在位于剑桥的应用心理学部(APU)搞研究，APU是英国医学研究会的一个实验室。

APU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特别的谢意。他们在应用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方面颇有造诣，在说明书、警示信号和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方面，都是世界著名的专家，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中却到处是蹩脚的设计——难以打开的门(或是在开门时容易撞着手)，无法看清、也无法看懂的标志，令人迷惑不解的炉灶台，以及就连最初的安装人员也弄不清楚的电灯开关。这是说明设计出现问题的最突出的例子，因为这些用户可谓知识渊博之士。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我自己的实验室里也能发现不少设计拙劣的物品，我将在稍后的章节中有所提及。

“绝大多数的日常知识储存于外部世界，而非人的头脑中”，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这个论点虽然有趣，但却让认知心理学家难以接受。“知识储存于外部世界”意味着什么？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知识来自对现象的解释，只可能储存于头脑之中，储存于外部世界的可能是信息，但绝不可能是知识。然而，在知识和信息之间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如果我们在用词方面马虎一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本书中的这一论点。物品的位置、书面说明、他人拥有的信息、社会现象，以及在某种文化内部或是以该文化为媒体传播的信息都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当然有大量的信息储存于外部世界里，而不是人的头脑中。多年来，通过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认知社会科学小组成员的交往和辩论，我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理解。这个小组的成员来自心理学系、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组织者是迈克•科尔。小组成员每周聚会一次，主要成员有：罗伊•德安得雷德、阿伦•希科瑞、迈克•科尔、巴德•米翰、乔治•曼德勒、琼•曼德勒、戴夫•鲁迈哈特和我。鉴于这个小组成员组成的特殊之处(尽管是典型的学术交流)，他们或许不希望承认与本书中的观点有任何关系。

后来，我在英国医学研究会的应用心理学部遇到了另一位美国访问学者——来自杜克大学的戴维•鲁宾教授。他当时正在分析史诗回忆——吟游诗人惊人的记忆力。鲁宾告诉我说，那些史诗并不都储存在记忆里，大部分的信息是从外部世界中调出来，至少是从故事的结构、诗歌的韵律和人类的生活方式等规律之中得到提示。

我最初的研究项目是分析人们在使用计算机时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但是我越观察计算机(还有飞机系统和核电站)，越是意识到这些设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在设计上的问题同样存在于简单的日用物品之中。这些日用物品更加普及，若出现问题，更让人头痛。不知道如何使用简单的物品会让人有内疚感，然而，这不是用户的错，而是这些物品的设计者和制造商的错。

我的这些想法以及使用设计糟糕的日用物品时遇到的问题，再加上正好休假有空闲时间，所有这些汇总在一起，促使我提笔著书。APU邀请我作一次有关我个人研究项目的讲座，使我得以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后来，在罗杰•希安克的巴黎生日舞会上，我发现了艺术家卡洛曼的作品，便决定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