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不妨回忆一下，你曾参与过的家族活动，假设是家族聚会好了，在场的有几人？或许是三十或五十人？虽然他们都是你的亲戚，但你不见得认识每一个人。英国人类学家邓巴曾提出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亦称150定律）的概念，意指一个人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为一百五十。现在试着回想，你以前就读的小学或中学有多少学生？在这些人之中，称得上朋友的有几位？有几个人算是熟识的？又有几个人仅是点头之交？若你上的是美国学校，那全校师生大约是一千人。这样的人数绝对超出你的朋友圈之外，但你仍会觉得这群人和你有关连。

九一一恐攻事件中，死亡人数将近三千。试想一下：若你所有深爱的人、认识的人，甚至仅是见过几次面的人，他们全都死去。整间住屋空荡荡的，整个校园空无一人、所有教室悄然无声。过去陪伴你成长的人、每天见面的人，他们全都不见了。九一一事件在你心里留下创伤，美满的家庭不再完整、健全的社区出现裂缝。

相比之下，美国为了报复九一一事件而采取反恐行动，因此而死的人超过一百万。

从九一一事件发生迄今约二十年，美国在这段期间制定秘密政策与法律、设立秘密法庭并发动秘密战争，但政府却不断否认、隐瞒这些作为的存在与负面冲击，甚至扭曲事实或加以保密封存。在这二十年期间，我前半段时间待在美国情报体系服务，后半段忙着四处逃亡，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情报单位，他们出错频率令人咋舌。我也能告诉你，他们收集与分析的情报可能被用于造谣与宣传，而他们的打击对象不分敌国或盟友，这些情报有时甚至用来对付自己国民。即使我对于这一切暸若指掌，但美国改变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仍令我相当惊讶。美国过去自许为容忍异议的泱泱大国，如今却变成专制的警察国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甚至不惜动用枪炮威胁、下达放弃抵抗的命令。

而这正是我回顾九一一事件的原因。我必须重新检视九一一发生当下一切事物与后续影响，才能理解为何美国在这二十年间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重回那年九月的秋天，代表着我们必须面对更残酷的真相，这些事实远比谎言（像是：将塔利班与盖达组织混为一谈、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得更加黑暗。而这也代表着，我们最终必须得面对自己，纵容屠杀与漤用权力并非专属于美国行政机关与情报单位，而是存在于美国所有民众的心中，包括我个人在内。

我仍然记得九一一事件那天，当北塔崩塌之际，我正试图从混乱的米德堡基地脱身。当我终于开上高速公路后，我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忙着拨电话，试图联系所有家人，但却怎么打也打不通。最后，我妈终于接了电话，她那时已不在国安局服务，而是在巴尔的摩联邦法院担任书记官的工作，幸好她所待的单位不需要撤离。

她惊恐的声音吓到了我，突然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是先安抚她的情绪。

我没事，我已经离开基地了。我说道。大家都不在纽约，对吧？

我……我不知道。我无法联络到你外婆。

外公在华府吗？

他应该在国防部工作。

我突然觉得有点呼吸困难。外公二○○一年从海岸防卫队退休，如今是联邦调查局资深探员，担任航空业务的主管之一，而这代表着他经常在华府联邦机构大楼附近出没。

在我来不及想出任何安慰话语前，母亲再次开口。有人打来了，可能是你外婆，我先挂电话。

但她后来没再打给我，我一直试着打给她却都不通，只好先回家等待。我坐在电视前面，一边听着荧幕传来的吵杂播报声，一边不断刷新新闻网页。通讯卫星与全国基地台全都瘫痪，电视成了接收信息的唯一管道。

母亲从巴尔的摩千辛万苦地赶回家，她到家时忍不住流泪，但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外公平安无事。

等我们下次见到外公与外婆时，我们热烈讨论着圣诞节与新年计划，但对于九一一事件只字不提。

但我父亲却截然不同，他与我分享当天的回忆。当双子星大楼遭到攻击时，他人正在海岸防卫队总部，他和三位同事打算找间有电视的会议室看新闻。一位年轻雇员匆忙从他们身旁跑过，他大喊，他们刚攻击了五角大厦。看到我父亲等人一脸怀疑的样子，他再说一次，是真的，他们刚用飞机攻击五角大厦。父亲急忙跑到一旁的落地窗往外看，虽然隔着波多马克河只看到五分之二的五角大厦，但建物明显窜起黑色浓烟。

父亲重述这段经验越多次，我越注意到他话中的用语。每次他说他们刚攻击了五角大厦时，我不禁思考，究竟谁是他们？

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立刻将这个世界区分为我们与他们。即使世贸大楼瓦砾还残留大火肆虐过的余温，时任总统的小布什便急着如此宣称。我的街访邻居纷纷挂起美国国旗，宣示他们早已选边站。从母亲家到父亲家的途中，每条公路的高架墙栅栏都有着红白蓝纸杯排列而成的标语，像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在一起，永远别忘记等。

我偶尔去射击场时，只见靶纸已换成戴着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肖像。商店玻璃柜内的枪枝过去乏人问津，如今却销售一空。美国民众排队抢购手机，期盼下次遇到恐攻能及早收到警告，或至少在遭挟持飞机上能和家人好好道别。

将近十万名的间谍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心里清楚自己严重失职、没尽到保护美国的重责大任。他们内心感到一股罪恶感。他们与所有人一样愤怒，但同时也得承受极深的罪疚感。追究责任的事可以日后再说，如今当前要务是挽回人民信任。与此同时，这些单位的高层忙着宣扬增加预算与充分授权的重要性，试图利用恐惧心理扩张权力，范围超乎一般民众与国会议员的想像。

九月十二日是新时代的开始，美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坚定、爱国主义高涨，其他国家对美国展现出善意与同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国家当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出更多的改变。美国可以不要宣称恐怖主义是特定信仰，而是犯罪本身。美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时刻巩固强化民主价值、培养抵抗挫折的韧性，同时凝聚各国人民的向心力。

但美国当时却选择开战。

我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我竟然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决定。我当然愤怒，但我却任由感性持续战胜理性。我全盘接受媒体散布的谎言，然后不断地大声宣扬。我想成为解放者，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我被一时的热情冲昏头，我将美国政府的利益与全国人民利益搞混。我抛弃一路发展出来的政治观点，像是网络灌输给我的反体制骇客观念，以及承袭自父母的去政治爱国主义等，我变成一心追求报复的机器。我如此轻易地被改变，并热烈地接纳这一切，这是我觉得最丢脸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想要出一份心力。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我对于服役的立场仿真两可，因为这件事没意义也很无聊。我所认识服兵役的人都在冷战过后入伍，也就是介于柏林墙倒塌与二○○一年九一一事件期间。这段期间正值我的年少岁月，美国可说是没有任何敌人。我生长的国家是世界唯一霸权，对于我这辈人而言，美国就是繁荣、安定的代表。没有任何新疆界需要征服、没有严重的人权问题待解决（网络领域除外）。但九一一事件改变了一切。如今，美国终于有场仗可打。

但我并没有太多选择，这令我十分沮丧。我原本以为，我服务国家最棒的方式是透过终端机，但在这个充满不对称冲突的新世界，一般的信息科技业工作似乎过于安逸。我希望自己能像电影或电视演得那样，在骇客的世界里与敌人对决，追踪他们的位置并破解阴谋。不幸的是，从事这类任务的国安局与中情局有着僵化的征才规定，按照这套半世纪前制定的标准，应征者必须具备大学学历。换句话说，虽然我的社区大学学分与MCSE认证获得科技业承认，国家政府却不予认可。但我在网络上查到更多信息，我发现后九一一时代充满例外。随着这些情报机构规模日益壮大、扩张速度加快，他们在技术方面需要更多人才，因此有时会放宽规定，允许退役军人不需大学学历便能加入，而这正是我决定入伍的原因。

你可能会觉得，我的决定非常合理或势必如此，毕竟我的家庭是军人背景。但这个决定一点也不合理，更不是必然的结果。我的入伍既是承袭我们家的传统，也是挑战这个传统。因为在参观所有单位后，我后来选择加入陆军，但这个决定遭到部分家庭成员强烈反对。

当我告知母亲这个决定后，她哭了好几天。我深知父亲绝对会反对到底，因为我们先前讨论此事时，他曾明确表达，斥责我加入陆军根本浪费天赋。但我已经二十岁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天离开时，我亲手写了封信给父亲，试图解释我何以如此决定，我将信从门缝下方塞进他的公寓。我以一句话结尾，现在想起来仍令我心痛。父亲，对不起。我写道，但这攸关我个人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