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孙觉，字莘老。他与苏轼是好友，原本都是皇帝身边的重臣。莘老著《春秋经解》十五册，当时王安石一看便知道在自己之上。所以莘老其实是儒学大家，放在古代，就是在道德的至高点上了。这样的人的作为，我们（以当时而论）又怎能说他不厚道呢？所以我们拿着现代人——或者仅仅说是现在的某些人——的价值标准，亦即“金钱物质的得失”，来评判孙莘老是行不通的。我们得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去看，那样才能明白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

首先，于官而言，这些穷人犯了法而被收监，孙莘老就算体恤民情，也不能违法犯纪。表面上大家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把这些穷人都放了，民心看来是得了，法纪却乱了，天下还是要丢。所以孙莘老让富人捐钱，是在法律边界内解决掉“穷人坐监”这一问题的不错的主意。

其次，如果孙莘老逼着富人们捐钱，那富人也是“民”——所以到头来，看着是偏向穷人，却是害了富人，总的来说还是鱼肉了百姓。且不说富人们有没有路子去跟他打官司，单就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

再次，富人一方面要捐佛殿，另一方面又打着小算盘要求个功名。这功名原本就是官府给的，给功名或不给功名都是官府的份内之事。既然捐佛殿是求福报，捐百姓也是福报；既然求功名是求利，那便认可了这一行为，给些官府份内可给之利，又有何不可？

富人原本是不想把钱捐给官府的。但道理上，捐给官府和捐给佛殿的所得利益是一样的——更何况，就情势来说，如果富人们非要捐给佛殿，那就不一定能得官府的褒奖了。所以，既然所得利益一样甚至更多一些，富人把钱捐给官府也就合情合理了。

种瓜得豆是乐事，因为得瓜还是得豆是无所谓的事；事与愿违就并不可乐，因为当有某个特定的“意愿”时，事做得怎样就不打紧了。我记得 B 公司的一个故事：年终的时候，CEO 的业绩还算不错，但是大老板却把他撤了职。问之，大老板答曰：业绩是你们定的。

他要的是目标，亦即那种“特定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