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999 年，我重访了技术搭建起来的那所房子，但我发现自己很难挑选出过去这十年间改变得最为剧烈的特征。彼时我观察到的大多数东西——规范性技术对整体性技术的压倒性胜利，服从文化的增长以及它对公民社会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然而说起“行事的方式”，新的电子技术给社会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以及作为公民的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带来了极为深重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在这些新添加的章节中着重讲述传播议题、时间与空间感知，以及人们的相互协作。

在开始谈论我对传播技术的感受之前，请让我简单地说说一系列相关定义，我希望通过厘清这些定义，接下来对现代技术影响的讨论会变得更加明晰。

我使用的“传播”概念，基本上指的是信息从发送者（sender）传递到接收者（receiver）：其基础过程是直接且无中介的，一般是一对一传递，诸如“我爱你”“你还欠我 10 块”等类型的信息传递，它们都可以用下面这个图示表现出来，即 s→r。当然，一个发送者给一大群接收者发送一条口头信息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一次布道、一场演讲或者一次公告，图示为：s→R。

一条信息同样也可以由一大群发送者发给一个接收者，比如本丢·彼拉多面前的人群对他大喊“巴拉巴”（Barabbas） ⁽¹⁾ ，或者一群游行示威者齐声同唱“不，不，我们不会离开”。这种例子的图示是 S→r。

以上例子表明，传播模式始终是直接、即时和共时的，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参与者始终处于同一个地点。

对 s→r 这种模式的第一次扩展是随着信使（messenger）的引入而发生的。随着发送者将信息委托给一个中间人，传播的范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尽管信使的实际在场将发送者和接收者连接到了一起，但信息的完整程度如今完全靠信使的可信度来保障，否则信息将变成八卦。该过程图示为：s→m→r。

“书写”作为一种技术，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在于这样一种事实：书写使得信息与信使或发送者之间有了物理性的区隔。当汉谟拉比制定巴比伦的法典，或者摩西颁布“十诫”之时，“文书”成了一种可以超越书写者/发送者并能被传送至远方的信息。

除了考虑到书写对保护文化、风俗和思想方面带来的影响外，还有另一个面向的影响值得一提，那就是书写与正统和基要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我是这样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的：

让我们先来区分一下那些依靠书写传播其道德和宗教价值的文化，比如“圣书民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以及那些将自身最重要的社会、宗教和宇宙知识托付给长老和牧师的文化。口头传统社会无法像书写文化社会那样，将律法和价值的传播与解释编纂起来。的确，只有当文字或文书所传承的信念本身不分语境地具有权威性时，严格追随律法文字才会成为可能。我认为，由此可能产生一种基要主义的根源，某些传统会警告不要过度信赖“文字”。1656 年，贵格会（Quaker）长老们在一份《使徒书》的最后用这样的话语进行总结：“……圣灵之下，诸事皆完满；文字不可达，皆因文字屠戮，而圣灵赐生。” ⁽²⁾

当书写被看作一种新技术、一种新的行事方式之时，它便在时间和物理空间上扩展了传播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知道这么多关于过往文明的知识，并深受它们的影响；这些文明将其思想与阐释付诸书写，而那些不这么做的文明则无法流传。我并不是说历史文书一定是在叙述真理，甚或是在按照发送者所设想的那样传送信息；但是，凡有历史文书存在的地方，这些古代文本就极具权威性，通常是该地出土文物中唯一具有彰显美德功能的文物。

然而，自书写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开始尝试维护书写传播形式的可靠性。印章密封或签名保障，对作者身份或材料来源的详细确认——这些附加手段都是为了确保信息的完整有效。手写的形式似乎扩展了接收者的范围而缩小了发送者的范围，直到印刷技术以及相应的读写能力的出现，才使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范围统统扩大了。从接收者的角度来看，举例来说，这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扩散。 ⁽³⁾ 新出现的印刷机能够印刷小册子和大幅报纸，用以传播发送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和评论，发送者意图用这些观点和评论变革现有的社会结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颠倒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就记录了 16、17 世纪英格兰所发生的社会运动，若是没有印刷技术，这些运动是不会发生的。 ⁽⁴⁾

由于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范围扩大，信息的种类也变得更多了，同样增长的还有进一步鉴定、核实与归类信息的需求。这一工作开始要求对发送者和/或写作者进行身份鉴别，也要求对信息内容的准确度有所保证。说起传播，信息从发送者传送到接收者的渠道——我会称之为“导管”——成为鉴定过程中的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因素。出版者的出版许可、编辑与编者的身份地位和名望，在他们的同代人看来成为一个文本的可容忍度和政治或道德推力的象征。故此，信息的内容和意图将由出版者的名望来评估，而“导管”的属性则标志了信息的特征。这一趋势令信息的发送者和散布者开始确立自身的行为动机和社会地位。（比如，16、17 世纪的英国贵格会信徒就管自己叫“真理的出版人”。）

通过书本、小册子、宣传单和报纸，传播活动急速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传播活动差不多能被视为来自可辨识的发送者，但我们已经无法清楚地确认其接收者的身份了，我们甚至无法确认传达的信息是不是完整可信的。的确，许多这种类型的传播会被视为信息寻找接收者的过程。与传播有关的社会发明，比如出版许可、作者介绍、背景资料、引用和脚注，应该被理解为帮助接收者评估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之手段。同样，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增加使对比和交叉引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这些传播的次级渠道只是前电子传播时代人们所做出的传播努力的一部分，它们是书写和印刷技术增长与扩散的结果。有了这些帮助，信息接收者和印刷传播的使用者能够学会“在字里行间阅读”。

电气和电子技术的使用大幅度改变了传播的本质。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这些变革都是在过去的 150 年间发生的，而且重大的体系性变革发生得更晚。这些变革开始时都很缓慢：电报作为早期的电气传播设备之一，它的使用令信息传播有了更快的速度，也让短时间内建立更长的物理距离联系成为可能，而且使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身份保持明确。说起基本的传播计划，最初的电报其实主要是对“导管”的修正。电报信息传播及其笨拙的发送和接收信息的机制，最初大规模地掌握了权力，使这一“导管”最适合发送指示或命令之类的信息。

移动电话给目前的传播进程带来了真正的变化。通过使用电话，发送者和接收者甚至不用彼此在场就能达成直接的联系。即便发送者和接收者在空间上是分隔的，但通过一位“信使”，他们的沟通变得直接，甚至无须“信使”的在场。他们的交谈是十分私密的，就好比一个发送者在没有其他人偷听的情况下说出“我爱你”或“你欠我十块钱”。技术让发送者和接收者不再需要共处一室之中；相反，只需要双方同时在线，电话就有了直接传递一条真实可信的信息之可能。“导管”对信息内容的影响主要是由打电话的成本来决定的。

我在前面提到过真正的传播对互惠性的要求，亦即反复来回地谈话、倾听，并根据自己所听到的再次做出回复。 ⁽⁵⁾ 尽管电话无法承载面对面对话沟通所包含的肢体语言，但直接的电话沟通仍能拥有真正的互惠性。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忘记电话也容易产生误传与欺骗的图谋。

一旦关于物质的电力和电子性能的科学知识开始被应用于传播——也就是发送和接收信息——的设备和零件，电子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就完全可以与书写相提并论了。

电子技术带来了一系列于我们而言十分重要的变革。其中之一便是信号传输的速度与范围的增加；其次，我们还能利用电子录音技术，将声音与声源分离，并运用同样的技术来重新组合与创造声音，以至于其初始声源无法再由听者辨识出来。 ⁽⁶⁾

传输图像的能力——通过将图片数字化——以及将传输的数据冲洗组合的能力，令我们能够给装备了同样技术的接收者们发送包含文本、声音和图像在内的信息。最后，也许亦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内的新电子技术使大规模信息的收集、存储和检索成为可能。在这里，我第一次故意使用“信息”这个概念。从许多方面来看，信息数据的电子化传播标志了传播就是信息从发送者传递到接收者的简单定义的终结。对信息的定义——“被传播的关涉特定主题或事件的知识” ⁽⁷⁾ ——将重点放在了内容和形式而非目的上。

如上所述，新信息技术的真实世界在诸多方面都与传播的传统世界不一样。这种差别远不只是现有体系的扩展——比如在信息传送方面，电子邮件和传真对传统邮递服务的补充——所能概括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演讲中谈到了某些方面，特别是在第二章。所以我想直接跳到计算机体系和互联网，此二者是新信息技术领域的主要标志和试炼场。

互联网 ⁽⁸⁾ 是相互连接的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无所不在、去中心化的全球性标志，它原本是用来满足军方远距离的弹性数据交换的需求的。这种去中心化的设计允许网络中的各个网点访问其他任何一个网点，这是计算机技术带来的影响中最核心的内容，也在革命性的变革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我们必须记住，计算机并不只是计算和操控数字、为快速检索存储数据，它们也把信息——文字、声音和图像——转化为二进制数字形式，再在需要时将之接收与合成为原本的文字、声音和图像形式。将数字化的可能性与计算机网络的性能结合在一起，就好像重新发明了书写，尽管是在新的维度上（我是在这个世界可能最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维度这个概念的）。

在我的类比中，计算机知晓一种新的字母表——二进制数字（bits）。当你我誊写一条口头信息时，我们是依据语音来写下自己听到的东西；我们写下来的文本能够保存、发送，或者被懂得我们语言的人阅读。电子设备则能将信息数字化，并以二进制数字的形式表现信息。一行二进制数字能通过“写作”和“阅读”而被存储、传送和重构，就跟口头信息一样。

在历史场景中，一位抄写员能够通过声音来创造文字，将声音转化成语言代码，书写在泥板或莎草纸上，并将之寄出；而另一位对这些代码很熟悉的抄写员，则能够把文本念给信息接收者听。我把计算机看作当今时代的抄写员，它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这是其书写或编码的形式），将我书写的内容转变为二进制数字，并通过电子邮件将之发送到我朋友的计算机的电子邮箱里，而这封信在我发送后的几秒钟之内就会呈现在我朋友面前。这位全新的抄写员知道怎么用二进制数字的形式来阅读和书写，也知道怎么把文本、声音或图像翻译成二进制数字，再把二进制数字重新翻译为文本、声音或图像。所以，二进制数字变成了和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一样的语言，而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使用二进制数字进行书写的计算机，为传播带来了一种我认为与文字书写意义相等的新维度。我清楚地知道，把二进制数字视作一种语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学术上的问题，因为语言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语言”这一指称承载了深刻的认知和感知影响。我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我仍然想在更通俗的意义上使用“语言”或“习语”（idiom）概念，因为它真的很好地表达了二进制数字和传播之间的联结。

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传送途径往往是在人类景观之外的，它们发生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我们的电子传播正是在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王国或领域中实现转换的。也就是说，赛博空间成为一个用以传送、存储和恢复二进制数字信息的虚拟的、非人类的和不真实的环境。我从来不中意赛博空间这个概念，一是因为它没有真正描述一个空间，二是因为它目前的使用并没有反映控制论（cybernetics）所暗含的控制与系统设计的概念，而赛博空间概念正是从控制论概念摹制出来的。 ⁽⁹⁾ 我不情愿地使用赛博空间这一指称，仅仅是因为我需要用一个名词来表示那个人们无法进入，但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重要的领地。

接下来的章节将考察赛博空间与人类生活范围之间的一些接触面。这些接触面展示了新技术，亦即新的行事方式，给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人类、社会和政治活动所带来的不连续性。但是，为了让本章的内容与其他几章平衡，我想在狭义的赛博空间概念基础上，探索为了传播事业而使用二进制数字进行书写所暗含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了计算机作为一位用二进制数字进行书写的抄写员，就会将计算机网络上的传播难题与我们在早期文字书写和印刷传播阶段遇到的难题进行比较。在计算机网络阶段，我们同样遇到了对信息内容的鉴定与识别，对发送者、接收者或传送者身份的确认，以及对传送的信息之源头和意图的侦测等问题，更不用提信息内容的隐私及所有权了。那些逐渐演变成文字书写和印刷技术的一部分的专业性实践——从出版许可和文字编校到“体会文字的言外之意”——在今日再次到来，有时甚至被重新改造。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我们现在要处理的不只是把一项老任务——发送和接收信息——放置到新技术装置中，我们还必须处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叠加在了已有的社会关系之上。同样，赛博空间不仅变成了新的信息传送渠道，也变成了一个新的存储、聚集和分配信息的领域。

有一次我陷入了真正的麻烦，那是我建议大家把互联网看作一个大型垃圾场的时候。各种人和组织都把数字化和碎片化的信息丢弃在互联网那里，他们也会恢复那些对他们有用或者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这些“拾荒者”能找到什么取决于他们在哪里挖掘，被丢弃的是何物，以及被认为足够有用或有关联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挖掘或重新装配是没有模式可循的，整个垃圾场里没有捷径，也没有对丰富资源的必然指引。而且由于互联网囊括的是信息而非物品，同一份宝物（或垃圾）可以一次又一次被恢复。我的同事认为我描述的这幅垃圾场景象对网络开放式结构所包含的十分均衡的价值观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没顾及网络准入的非阶层性本质，以及它对每一个人都开放的极为丰富的信息资源。同事很可能是对的。在那幅垃圾场景象中，最吸引我的是它表明了信息丢弃者和信息恢复者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结的，而且缺少对信息的优先所有权的确认与归因。

我的兴趣主要在于明白一切新技术所带来的变革，并理解它们的影响。新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影响了个人的思维，但它们也建构了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尽管这些变革看起来唐突，甚至是灾难性的 ⁽¹⁰⁾ ，但我们必须将之视为对先前技术发展的延续，这一技术发展在努力改变时间和空间放在人类身上的诸多限制。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章里会接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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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26—36 年）；巴拉巴（Barabbas），《圣经·新约》记载的一名强盗。彼拉多曾将巴拉巴与耶稣一同带到犹太群众前，询问他们二者中释放哪一位。结果群众选择让巴拉巴获释，耶稣则被判处死刑。——译者注

(2) “Christian faith and practice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ends,” London Yearly Meeting of 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ends (Quakers) 1960.

(3) Stillman Drake, Mechanics in Sixteenth-Century Ital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4)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London: Penguin, 1975).

(5) 见本书第二章， 此处 。

(6) 关于这一方面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 Ursula M. Franklin, “Silence and the notion of the comm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in Acoustic Ecology (Banff 1993)。这篇演讲的较短版本发表于 Musicworks 59 (The Journal of Sound Exploration) (Summer 1994)。

(7)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89).

(8) 关于互联网的起源，可以参考例如 Jeffrey A. Hart et al., “The Building of the Internet,”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November 1992)，第 666—689 页。

(9) “赛博空间”最早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出现在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 New York: Avon Books, 1984）中。控制论的概念则是由维纳（Wiener）和罗森布卢特（Rosenbluth）于 1947 年提出来的，参见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9)。

(10) 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Michel Chossoudrovsky, The Globalisation of Poverty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n Book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