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回　避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倾向，把自己的阴暗面隐藏起来，在人群中尽量展示出光明的一面。阴暗面既复杂，又令人不舒服，解决它们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与其将这些阴暗面暴露出来，不如掩盖起来，似乎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其乐融融，相安无事。

麦克·贝吉里小组试图将我作为替罪羊的故事，就是在回避问题。当我告诉大家我感到很抑郁时，虽然每个人都有些郁闷，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不想让这个问题给他们带来烦恼和痛苦。为了回避这个问题，整个群体非常乐意给我贴上病态的标签，并打算将我驱逐出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我仿佛是不一样的鼓声，破坏了群体的团结和稳定。但是，如果我真的成了替罪羊，或者说这个群体不能倾听不一样的声音，那么群体成功回避问题之际，正是真诚关系失败之时。

寻找替罪羊，是回避问题最常见的手段，对真诚关系的建立具有根本性的破坏力。

在由我所命名的“伪共同体”中，寻找替罪羊的事情经常发生。那些不一样的声音要么被屏蔽，要么被消灭，因为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就是回避个体差异，消灭不同的声音。伪共同体乏味的礼节只是一个幌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回避任何可能导致健康或不健康的冲突。

另一种频繁地回避问题的情况，发生在混沌时期，当群体试图回避混沌和冲突，但又拒绝进入空灵阶段时，他们就会转而逃逸到等级分明的组织中。发生这种情况的一种常见方式是有成员提议将群体进一步拆分成更小的单位。比如，提出 15 个人左右是“理想的”最大群体规模，这个建议非常诱人。但根据我的经验，对完整群体的回避，就是回避真诚的关系。

回避在建立真诚关系时的另一种常见形式是忽视情绪上的痛苦。这种情况一再地发生，它们发生在伪共同体阶段的寒暄中，发生在混沌阶段的争吵中，或发生在空灵阶段死亡的阵痛中。

一次，在建立真诚关系时，有一位小组成员，名叫玛丽，她谈到一些非常个人化、却令她十分痛苦的事情。泪水充盈着她的眼眶。“我知道我不应该哭，”她说，“但是刚才的谈论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是个酒鬼，小时候我觉得他是唯一真正关心我的人。他喜欢和我一起玩，时刻准备着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在我 31 岁的时候他死于肝硬化，是他毫无节制地饮酒的后果。我为他的死而愤怒，我觉得是他抛弃了我，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爱我就不会那样喝酒。现在我终于和他的死亡和解了，我当时并不理解不得不和我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让他多么痛苦。我想也许他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但是我一直没能原谅我自己。”玛丽大哭起来。“要知道，”她接着说，“直到他去世之前，我都没来得及告诉过他我是多么爱他，我太生他的气了，我从没来得及感谢他。而现在已经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

然而仅仅五秒钟之后，拉里不耐烦地说：“我实在想不通，我们怎么可能在甚至没有对‘共同体’进行确切定义的情况下建立起真诚关系。”

“我们那里就有一个真诚共同体，”玛丽莲兴奋地说，“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们二十几个人会聚在一起吃晚饭。”

“我们以前在部队里也这样。”维吉尼亚补充道，“我们营房区的一些人，每个月都会做几道来自不同国家的菜。某个月是墨西哥菜，另一个月是中国菜，有一次甚至是俄国菜，但我实在不怎么喜欢罗宋汤。”

幸运的情况下，某位成员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嘿，伙计们，”马克也许会说，“玛丽正在哭呢，我们却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她刚把内心的痛苦倾诉了出来，你们却在讨论什么晚餐，我真不敢想象她现在的感受。”

如果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领导者可能会觉得有必要介入。“这个群体显然没有学会聆听其成员的痛苦，”我可能会说，“团体选择忽视玛丽，而不是分担她的痛苦，但真诚关系的大门打开之时，他们却在谈论着它的学术定义。”通常，这种干预需要不断重复。“你一直在问‘空灵’的含义，”我或许会说，“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保持长时间的沉默，以便腾出足够长的时间来消化其他人刚才所说的话。每当有人说些痛苦的事情时，群体就会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是在回避。”

回避行为也可以发生在真诚关系建立之后。也许我见过的最戏剧性的案例发生在国家培训实验室的敏感小组中，也正是在那一次活动中，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落泪。在林迪的卓越领导下，我们 16 个人迅速建立起了真诚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爱与欢乐，一起学习，共同治愈。但最后一天却十分无聊。我们坐在平常坐的垫子上，说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就在结束前半个小时，我们中的一个人似乎是不经意地评论道：“我们最后的一次小组会议竟然是这样，感觉挺奇怪的。”然而为时已晚。我们已没有时间来讨论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时间来为我们当前所置身的真诚关系即将消失而适宜地表达出悲伤。

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我们 16 个人不仅共同拥有了一段最鲜活，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人生的经历，而且深深地爱护和关照着彼此。然而在这最后一天，我们却装作无动于衷。我们彻底回避了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即将面临消亡的问题。我们完全回避了这种死亡。我们作为一个真诚共同体的成功，促使我们假装这并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不自觉地试图回避将要面对的现实。最后一天，我们应该将回避这个问题设定为我们经历的主题。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确定，林迪默许了我们的回避行为是由于他自己也对即将到来的分别而痛苦不堪，还是有意识地给我们一个回避的最终经验。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乐于接受。

对　抗

这是“混沌”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逃避方式。一旦从伪共同体阶段走出来，群体通常会表现得像是业余心理治疗师和布道者的集合体一样，每个人都试图相互治愈和转化，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看起来越无效，成员们越加倍地努力使其奏效。试图治愈和转化的过程瞬间就成了对抗的过程。虽然作为个体成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相互对抗，只是想帮忙，但事实上，整个群体都在争吵，处于非常愤怒和混沌的状态。

这里就需要凸显真诚关系引领者的作用了，在这一时刻，引领者不仅要向群体揭露对抗行为其实是一种逃避，而且要指明解决方案的道路。“我们原来的目的是建立真诚关系，”我或许会这样说，“但是我们似乎一直在对抗，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干预不宜过早，如果过早干预，群体很可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回避冲突退回到伪共同体阶段，而不去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要对抗。但如果在混沌中度过了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它就更有可能会自问：“我们究竟哪里做错了？”一旦这个问题被严肃地提出，群体偶尔可以自行找到答案。通常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点点，但也仅仅是一点点帮助。所以当他们的自我分析正在起作用的时候，我会接着说：“当我安静下来倾听所有的争吵时，我发现你们都在试图相互治愈或转化，好像你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治愈和转化一样，但如果你们能自我审视一下这些表现之下的真实的行为动机，或许会更有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仅需通过一到两个小时，整个团队就可以了解专业心理治疗师通常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才能明白的事：我们无法直接对他人进行治愈和转化。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尽可能深的层面上审视自己的动机。我们越是这样做，越能将自己从修正别人的欲望中摆脱出来，越是能够，并且乐意，甚至是迫切地希望别人能够自由地做他们自己，从而营造出一个充满尊重和安全感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真诚关系的本质——治愈和转化，将在无人推进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发生。

对抗也会发生在实现了真诚关系的群体中。有很多时候，他们的确必须为了解决重大问题而共同抗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将群体在对抗行为中越陷越深的阶段称为“混沌”。“混沌”往往意味着无果而终的冲突和毫无创造性的对抗。它围绕着转化或治愈的企图展开，而不是尝试着接纳个体差异。相反，在真诚关系中的抗争，涉及创造性的清空的过程，以求最终达成真正的共识。

配对

真诚关系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对整个团体来说并不友好的结果。在这方面，配对可以算是一个常见的陷阱，我们绝对不应该忽略。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之间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联盟极有可能干扰一个群体的成熟发展。

一对或多对夫妇，两个或一群好友几乎总是一起参加建立真诚关系的小组。通常，尤其是在混沌时期，这样的配对组合会开始窃窃私语。一旦群体忽略了这种行为，我就必须提出：“大家对简和贝蒂在说什么难道不感到好奇吗？大家难道没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吗？简和贝蒂的表现就好像我们其他人不存在似的。”

在建立真诚关系的经历中，通常会有成员发展出浪漫的关系。的确，有些人本来就是抱着寻找浪漫的愿望来参加讲习班的。并非一定要对这样的行为进行阻止。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开始影响整个群体的完整性，就必须加以限制。“约翰和玛丽，”我会这样说，“我们为你们之间形成的浓厚感情而高兴，但是在整个群体看来，你们完全沉浸在二人世界里，完全忽视了其他人，由于休息期间你们有充分的时间在一起，不知你们是否可以考虑当有我们在场的时候可以分开坐？”

当旨在让之前意见不一致的群体建立起真诚关系时，配对问题尤其严重。例如，我和我的同事曾多次被要求将学生和教职员工，教职员工和行政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家长，或其他类似的组合“联系在一起”。通常来说，一开始这些小团体会自发地和自己人坐在一起，形成一个阵营，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引导他们重新就座。但是，十分有必要指出他们在何时是如何将对方排斥在外的。事实上，在建立真诚关系中看到敌对阵营握手言和，学生和教职员工坐在一起，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打成一片，年轻人和老人们相谈甚欢，是一件真正快乐的事。

配对在长期真诚关系中同样具有破坏性。例如，两位初来乍到的修女苏珊和克拉丽莎可能会建立起牢固的友谊。她们花费所有的闲暇时光在一起，认为彼此之间的陪伴比和其他修女们相处更愉快。但不久之后，坏事就发生了。其他修女们开始对她们感到厌恶，两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所有重要的决定之外。最终，在一番苦闷的纠结之后，苏珊向大修女抱怨她和克拉丽莎被群体排斥在外。“也许事实正好相反，”大修女会告诉她，“你和克拉丽莎的友谊如此深厚，你们似乎只关心对方。也许正是因为你们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彼此的友谊上，你们将其他的修女们排斥在外了。你们将本应该平等给予她们的关注和能量剥夺了，至少她们是这么对我说的。尽管友谊可以是很美好的事物，但是过去我们总是会对信众说，过度亲密的友谊是被禁止的。现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更希望你们能自己发现它的危险性。这并不容易，苏珊，但是我建议你和克拉丽莎都问一问自己，在你们沉溺于彼此间的友谊时，你们是否还记得维护群体的完整性，是否还记得来此最深层的目的。”

依赖

在所有逃避中，依赖行为对真诚关系的发展是最具破坏性的。对于建立真诚关系的领导者来说，这也是最难，甚至可以说是极难战胜的。

我和我的同事必须从建立真诚关系的那一刻开始，就参与到这场战斗之中。在事先提供的书面材料中我们就已敬告所有参与者，这种体验将是参与性、体验性的，而不是教导性的。在讲习班开始时，我们也会再次提醒他们：“如果成员完全依靠领导者来布置任务或担负责任，真诚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实现我们共同事业的成功，每个人都肩负着同等重要的责任。”

但一开始，群体并不能接受缺乏领导的情况。虽然这种领导并不能帮助他们成长，甚至会对其产生阻碍，人们仍愿意仰仗领导者的指挥。比起自己做决策，他们更希望领导者直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与预设的目标相反，小组迅速通过依赖行为坠入逃避模式中。他们总是会误解和憎恨小组的领导人，认为领导人不够强权，缺少作为。事实上，依赖者对于权威人士或父亲形象的渴望如此剧烈，以至于他们会对拒绝满足他们要求的领导者进行污蔑和诽谤。

不过，要建立真诚的关系，就必须让每个人都明白，一定要抛弃依赖心理，自己拯救自己。所以，对于领导者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作为，无为而治，即使是身负骂名，被指责。要知道，这些指责有时是温和的，有时几乎是杀气腾腾的。矛盾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强有力的领导者恰恰是那些甘愿冒险，甚至是乐于被指责为领导不力的人。

当群体对“空灵”感到迷惑，辗转于混沌之中，并将自身的处境完全归咎于领导者时，我们会讲述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拉比迷失在森林中，三个月里，他不断地寻找，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终于有一天，他在搜索中偶遇一个也在森林里迷了路的团体，而且他们刚好来自他曾经所在的犹太会堂。他们兴奋地高喊：‘老师，能找到您实在是太棒了！现在您可以将我们带出森林了。’‘我很抱歉，我也没有办法。’拉比回答道，‘因为我和你们一样迷茫，我能做的只是，因为我迷路的时间更久，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千条走不通的道路。在这样微薄的帮助下，如果我们相互合作，或许能够一起找到出路。’”

这其中的寓意很明显，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故事对某些群体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更有甚者，群体可能会将它列为一条新的罪状：“不光没有领导能力，”他们会告诉他们的领导者，“你还尽讲些蠢故事。”

不过，对领导者来说最难熬的部分不是别人的误解和责难，而是抵御权力对自己的诱惑。所谓权力，就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的能力，在大部分人眼中，权力都充满了诱人的力量，迫切需要拥有，并尽情使用。拒绝群体赋予我们的权力，或者拥有权力却不使用权力，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如此，必须不断地清空自己的控制欲，才能引导人们建立起真诚的关系。每当我放弃领导之后，每当我断定这必将是一次失败的努力的时候，群体反倒更有可能建立起真诚的关系。我不认为这纯属偶然，真诚关系的建立要求那些习惯于领导的人们真正愿意进入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它要求我清空自己讲话的需要，每时每刻向他人提供帮助的需要，成为精神领袖的需要，看起来像个英雄的需要，给出快速而简洁的答案的需要，阐述我所珍视的观念的需求。只有领导者能够以身作则，群体中的成员才能学会如何进入空灵。

我曾经帮助过的一位非常成功的心理医生对这一困难进行过很好的描述。在领导建立真诚关系的工作结束之后，他写道：“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们，这些事情只有在你断定自己已经失败之后才会成功。星期六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的妻子，告诉她我感觉自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我把车移到停车场的出口处，以便可以第一个离开。可我仍然坚持了下来，作为最重要的领导者，我怎么可以离开。整晚我都在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技巧我还没有参透。黎明之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对很多东西一无所知，对牺牲一无所知，对如何扼杀自我同样一无所知。在那一刻，我决定牺牲自我。早餐之后，我们便成了真诚共同体。”

有这样一个古老的法则：你越是投入到某些事情上，越是无法实现它。

比起其他参与者，小组的指定负责人的牺牲可能会更大，但他的收获也许会更多。我的朋友在信中进行了如下总结：“我回去之后，人们都说我更成熟，也更温和了。我感觉出奇的好。我大概是疯了，然而，是的，我愿意再次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