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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可能性。我之所以推测学术界和黑客文化有着共同的适应模式，并不是因为它们有着基因上的关联，而是因为在自然法则和人类固有本能的条件下，它们都已经演化到其从事领域的最佳社会组织形态。自由市场经济是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合作获得经济效能的最佳方法，这一点看来已成为历史定论，同样，基于声誉竞争的礼物文化可能是通过合作产生（和检验）高质量创造性工作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最佳方法。

这个理论背后有大量关于艺术与报酬之间相互作用的心理学研究做支持 ¹¹，这些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部分原因可能是一些普及读物表现出对它们过度解读的倾向：认为它们是对自由市场和知识产权的攻击。不过，研究结果的确表明，某些类型的稀缺经济报酬，在事实上减少了创意工作者（如程序员）的生产力。

布兰代斯大学心理学家 Theresa Amabile，在 1984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关动机和报酬的研究中谨慎地总结道：“与完全出于兴趣的工作相比，被委托的工作通常表现出较少的创造性。”Amabile 还观察到：“活动越复杂，就越容易被外部的报酬损害。”该研究还指出，固定工资不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但计件工资和奖金会，这一点很有意思。

因此，给那些做汉堡和挖地沟的人们发放绩效奖金可能是经济正确的，但更明智的做法是：在编程工作中把薪水和绩效奖励完全分开，并让人们选择他们自己的项目（这两种趋势自然而然地在开源世界里得到了体现）。这些事实表明：只有当程序员非常积极以至于没有奖励他（她）也愿意工作时，才是唯一应该给予绩效奖励的时候。

这个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黑客们非常在意的自主性和创意自由度问题，“如果一个人越是感受到自主性受限”，罗切斯特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Richard Ryan 说，“其创造力就会越少。”

对任何一个任务，如果它更像是手段而不是它本身的话，往往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即便是赢取比赛或获得同侪尊敬，如果觉得获取胜利只是为了求得回报，也一样会觉得没意思（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黑客文化禁止那些毫不隐瞒的对尊重的追求和索取）。

这也使管理变得更复杂，支配性的语言反馈似乎也如计件报酬一样降低着人们的积极性。

Ryan 发现，在公司里听到“很好，你就该这么做”的职员“比那些接收到具体反馈信息的人们明显缺乏内在动机一些”。

给予激励是聪明的做法，但一定不能有附加条件，以避免把事情搞糟糕。Ryan 观察到以下两种说法有着完全不同的效果：“我给你报酬是因为我认可你工作的价值”和“你得到报酬是因为你达到了我的标准”，第一种说法不会挫伤积极性，但第二种会。

以这些心理学观察为依据，我们可以得出论断：开源开发团体在生产力上会远远超过（特别是长远地看，创造性作为生产力倍乘器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同等规模与技能的闭源程序员团体，后者受稀缺性报酬激励但同时也导致动力不足。

这从另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重申了“大教堂与集市”中的论断：最终，当自由市场经济开始创造出足够的财富盈余时，大量程序员可以生活在后稀缺的礼物文化中，而软件产品的工业\工厂模式注定走向衰亡。

事实上，获取最高软件生产力的药方看上去自相矛盾而又颇具禅意：如果你想获得最有效率的产品，你必须放弃促进程序员生产力。做好他们的后勤，让他们自己做主，并忘掉最后期限。在传统的管理者看来，这种几近疯狂的宽容注定失败——但它的的确确有效，使用这种方法，开源文化正势如破竹地痛击着它的对手。